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内容分析

三、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12]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探索，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探索的结束，而是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从那时到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江泽民经常用“事非经过不知难”，来形容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走过的道路也是很不平坦的。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艰辛，主要表现为探索的曲折性，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艰辛，主要表现为开拓创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党和人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回顾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我们经历了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第一次，如前所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是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走老路，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套，走邪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果敢地否定了这两种错误主张，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辟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总结苏联模式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入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与此同时，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是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让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中国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城，还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把经济领域的变革说成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这篇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是回答了在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姓社姓资”的质疑，为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指明了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深入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针对“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第三次，是在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样一个复杂局面，是退回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老路上去，还是从“私有化”中找出路？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顶住来自“左”的和右的压力，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与此同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全面认识公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认为股份制是姓“公”的还是姓“私”的，作出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等等，从而在新的思想解放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第四次，是在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关头。是以僵化的态度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中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墨守成规，还是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不讲原则？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回答了各种错误观点的挑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与此同时，一方面明确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另一方面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第五次，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和国外的、来自自然的和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风险的考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老办法还是搬用西方那一套来解决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又一次出现了一个选择走什么路的问题。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分析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这一任务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提了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并且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深刻论述，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的：“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根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13]

回顾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的这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探索是合乎规律地不断向前拓展和深化的。简要地概括一下30多年实践的历程，其展开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为了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党在第一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党在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探索的课题；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党在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攻关的难题；为了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统筹兼顾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把他们整合为党的执政基础，共同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党在第四次重大关头提出和处理的复杂问题；为了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力量，势必要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这就是党在第五次重大关头提出和处理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逐级深入解决发展中难题的过程中开拓前进的。

回顾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的这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是十分艰辛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内在逻辑的。这种逻辑，不是书本上进行推理的逻辑，而是生活中不断解决矛盾，解决了老的矛盾后又要解决新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与时俱进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我们的改革开放尊重的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