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中的辩证法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毛泽东与教条主义者最本质的区别。除此之外,坚持唯物辩证法,也是毛泽东与教条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可以说,在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过程中,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时,在处理重大问题和重要关系时,都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其一,毛泽东辩证地认识、分析形势,得出了现在革命还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相信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的科学结论。

大革命失败后,怎么估价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党内认识并不完全统一。托陈取消派,被国民党蒋介石的腥风血雨所吓倒,他们只看到革命力量受到打击的一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斗争的一面;只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猖獗一时的一面,而看不到国民党蒋介石逆时代朝流的一面,因而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从而主张取消革命。党内“左”倾盲动主义不顾革命暂时处在低潮的事实,不承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的相对稳定,在分析形势时认为:“虽然受到历史上的屡次失败(上海蒋介石反动,武汉汪精卫叛变,潮汕叶贺挫败),可是仍就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力量不但不减少,而且不断的暴动,而暴动问题也仍归是最近直接行动和规划中的问题。”^[6]无论是托陈取消派,还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的错误,就是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绝对的眼光来分析形势,因而它们得出结论不是失之偏右,就是失之偏左,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和行动计划也同样是,或左或右,都可能导致断送革命。

毛泽东用全面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分析形势,既看到形势中有利于革命的一面,又看到形势不利于革命的一面;既得出目前形势还暂时处在低潮,又相信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就科学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他们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社会需要解决的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这就是说,发生革命的社会政治条件没有改变。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一方面为了镇压革命的共同利益,他们可以暂时妥协,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没有变,因此它们之间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狗咬狗的战争迟早会发生。在分析革命形势时,毛泽东一方面承认,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再次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他最后指出:“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一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反对用片面的机械的观点来分析形势,他运用辩证法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形势,为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其二,毛泽东对进攻与退却关系作了辩证的分析。这个问题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托陈取消派对形势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因此,他们主张退却。而且,这种退却已经成为逃跑的代名词。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着对形势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因而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中共八七会议,对于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不承认革命处在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且对正确处理了进攻与退却关系的毛泽东等人以政治纪律处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共中央时,亦是如此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一味强调进攻,这种盲目进攻的策略过早地暴露了革命力量,招至敌人更严重的反对。

毛泽东在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进攻与退却这对范畴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科学分析。从实践的角度看,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向长沙的进攻受挫后,义无反顾地带领部队问农村退却。这次历史性的退却,既为革命保存一定的宝贵的骨干力量,又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在我军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如何退却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经验。从理论的角度看,尽管在第一个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述军事战略战术的著作,在其他文章中也没有专门论述进攻与退却关系,但他正确处理进攻与退却关系的思想已经具备。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对敌斗争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周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就是说这个时期可以采取进攻。当然,这种进攻也不是无节制的,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在敌人内部和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就不能冒进,而必须秉职积极防御和必要的退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7]根据形势的转换来制定我们进攻与退却的战略,这是毛泽东对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过程中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是有很深的研究的,并运用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中,是非常讲究攻防有序的,也主张主动退却和必要让步。对于古代军事艺术,毛泽东运用自如。正如谭震林所回忆的,毛泽东指挥部队作战时,运用中国传统的军事指挥艺术,使部队进攻有获,退却不乱,谭震林回忆说,毛泽东曾用井冈山以前一个“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来教育大家正确处理进攻与退却的关系,朱聋子总结自己当“山大王”的经验,提出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继承和发扬这个思想,提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毛泽东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毛泽东运用上述战术,指挥著名的龙源口战斗。先让红四军向西佯攻县,诱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击四营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又乘胜猛追40里,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在这些实践中,毛泽东的攻防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

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也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进攻与退却关系的实例。总之,无论是从宏观的策略,还是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处理进攻与退却的关系都体现出科学的辩证法思想。

其三,在处理军事斗争与民众运动关系上的辩证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发动工农运动视为己任,并卓有成效,在大革命时期,在两湖两广和江西等地形成了空前规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认识要肤浅一些,要迟一些,在发展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时间及人力物力也少一些,最后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几乎无还手之力。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在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是怎样认识和处理军事斗争和民众运动的关系的呢?毛泽东在回顾总结历史教训时就正确指出: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参与湖南省委制定秋收起义计划的过程中,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9]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当然不能离开工农红军。毛泽东把相当数量红军的存在看成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必备条件之一。他说“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10]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忽视工农运动呢?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重视工农运动,可以说,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在组织秋收起义过程中,他同湖南省委取得共识,认为“农村暴动要相信农民群众的力量”,“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11]毛泽东坚持军事斗争必须同民众运动相互配合,军事斗争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军事斗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民众运动得不到军事斗争的保护和作为后盾,民众运动也将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毛泽东在规定红军的任务时,指出红军除了打仗外,还必须做民众工作以及其它工作;安排民众运动,号召人民全力支持战争,这样就构成一幅完美无缺的革命斗争图景。

其四,在分析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关系上的辩证思想。

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是在第一次历史性转折时期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作同农村工作根本对立起来,指责毛泽东等坚持在农村工作是“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命令红军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攻大中城市。这显然是错误的。

毛泽东是“农村中心”论者,那么毛泽东是不是以农村工作来排斥城市工作呢。没有!毛泽东不仅没有以农村工作排斥城市工作,相反,他在坚持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摆在农村的同时,也重视党在城市的工作,他把全国形势包括城市斗争的向前发展看成是农村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也是强调农村工作需要城市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毛泽东还看到由于无产阶级长期在农村坚持斗争,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由于长期在农村,党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成员全部是农民,“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为此,毛泽东提出加强思想建党的任务。毛泽东觉得,除此之外,还不够,还必须在组织上改造边界党组织的成分。“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该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13]他写信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中央从安源或其他地方选派一些工人到根据地来。

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根据地,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此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处理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关系时的唯物辨证法思想。

在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唯物辨证法思想到处可见。正是由于他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发展地而不是僵化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认识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认识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才成功地引导中国共产党人摆脱大革命失败的阴影,迎来工农革命的兴起。因此,他在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过程中的辩证思想,同他在这个时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起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过去,在今天,在明天都将保持它的旺盛的生命力而长期发挥作用。

【注释】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9—324页。

[3]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0页。

[4]《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1928年4月30日。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4),第3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8页。

[8]毛泽东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的发言。

[9]《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