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手稿》中辩证法的历史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所形成的辩证法与人的历史性生成的理论成果，其实质就是哲学人类学思想。关于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全面的探讨见最后一章，在这里只是就本章如上的讨论对辩证法的历史性做一个总结，并交代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连续性。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性上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否意味着就是唯心主义的，从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断裂的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844年手稿》与黑格尔的关系是批判与肯定并存，马克思显然吸收了黑格尔的劳动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的自我成就的手段，同时严肃对待黑格尔的思辨的神秘体系。但是阿尔都塞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把《1844年手稿》说成是隶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这是令人奇怪的。我们知道在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那一节中，马克思确实是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认为相比较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只有费尔巴哈是认真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的，“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55]。在这里，费尔巴哈确实是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新的发现，他让自笛卡尔以来的用逻辑、概念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逆转，他让人们知道哲学关注的不应该是思辨的、精神的领域，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但是诚如我们在本章中分析的，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吸引了马克思，这是为费尔巴哈所抛弃的概念，因为费尔巴哈只关注现实的感性世界，并不关注世界的历史性。而马克思到巴黎后在阅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后，就发现了在斯密那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尽管这个时候的马克思是初涉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还不像后期那样精通，但是他已经隐隐地察觉到工人的劳动创造财富却什么都没有的异化现象。这个问题使得他回到黑格尔哲学中，他把《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诞生地，正是在《现象学》中黑格尔用晦涩的话语表述了其绝对精神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的辩证过程。黑格尔其实是用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思想^[56]。马克思综合以上理论成果抓住了劳动与人的历史生成的关系，并把人能够不像动物那样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同一区别开来，动物是没有否定性的，动物不会超越当下的生活从而动物是没有历史的。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能超越当下的每一个自然局限性，从而人是自由自觉的，因为他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所以说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用了一个循环论证:“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57]马克思用这个循环论证表明他使用的人的类本质已经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静止的本质，而是由活动构成的人的类本质，换言之，类本质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它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样看来，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不仅不再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也不是对人的本质的先验规定。

然而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一般人本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国内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存在着重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观点，也存在着阿尔都塞式的判定。笔者的观点是强调青年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与后期唯物史观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本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现在来看看相反的观点，概括说来，国内持阿尔都塞式判定的观点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1844年手稿》因为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从而还是不成熟的而要遭到抛弃的。这一派看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继承关系。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该派认为《1844年手稿》中把人的类本质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对类本质的规定，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总体上还是沿着费尔巴哈的思路推进的。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该派肯定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人与自然、自由和必然等一切对立形式得到解决的关键，从而把全部人类历史归结为生产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辩证过程，也就使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性质成为唯物主义的。但是该派在做了如上的判断后，却仍然断定自由自觉的本质是马克思唯心主义的预设。他们认为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非本质存在而在对立面提出了人的本质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扬弃私有制之后就恢复到人的本质。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论述，自由自觉的本质并不是马克思的预设，如果马克思预设了一个人的本质的话，何来的辩证法呢，换言之，辩证法作为把一切都从暂时性上去看待的方法，怎样能够保证这个先验的本质呢?因此我们还是认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毋宁说是一个从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实践中得来的哲学的表达，而所谓类、本质的用法不过是借鉴了旧的术语。因为我们知道《1844年手稿》就其形式来说只是一部未打算发表的手稿，更为重要的是，《1844年手稿》处于马克思新旧思想的交替时期，《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抛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但是对于往何处去的方向还不甚明确，对于当时的同道者很早地就接受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也颇不以为然，而直到在《1844年手稿》时期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才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

另一种观点与上述观点不太一样，他们认为《1844年手稿》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人本主义批判，另一条是蕴含在国民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该观点与阿尔都塞式的观点不同的是，不再强调《1844年手稿》中思想的不成熟而与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断裂，而是认为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他们不再把马克思《1844年手稿》时期的观点看作是隶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但是它也不是黑格尔的总问题。这样看来，好像意味着只要与黑格尔的总问题相关的话，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思想就是不成熟的，就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但是依照我们上面的分析，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对国民经济学家认同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同样也是黑格尔所认同的观点，不过黑格尔是用概念来表述它，而马克思显然也是同意劳动的观点的，这才有了劳动与人的历史生成的关系。因此这种把《1844年手稿》的思想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撇清关系的观点，依然没有看到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一再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并不是否定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就是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正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了马克思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但是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去讨论《1844年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到底是隶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还是黑格尔的总问题，因为不论马克思是费尔巴哈派还是黑格尔派，都会产生一个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裂。为了更清楚地搞明白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不如来看看从《1844年手稿》到马克思初次表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强调这种连续性，并不是像弗洛姆那样取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差异性，弗洛姆认为:“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没有象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观点。”^[58]弗洛姆为了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的连续性而取消了差异性。而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侧重从具体的历史分析，把人放到生产关系中去论述，但此时还是侧重于哲学人类学维度。不过相比较于《1844年手稿》时期从哲学上的表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从具体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来阐述人，直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才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成为之后一直得到巩固的维度。而在《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马克思在恩格斯等的启发下初涉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和感想。这样看来，此前得到强化的哲学人类学维度在得到巩固后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逐渐弱化，而此前比较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思想的进一步掌握而在后期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强化。因而可以说“实践观与唯物史观本质上是相通的，实践观更侧重于哲学人类学，唯物史观则更为直接地支撑着社会政治理论”^[59]。进一步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实践观与唯物史观，均正式形成于1845年。这一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成熟之时，二者应是相通的。此二者的相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有所表述……正是出于自觉地揭示人类历史过程这样一种哲学人类学的努力，马克思同时关注、探索并描述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最终建构起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60]也就是说，哲学人类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学说撇清关系而一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来理解的角度很容易让历史唯物主义沦为见物不见人的实证主义。

【注释】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3]同上书，第3页。

[4]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7]同上书，第91—93页。

[8]同上书，第92页。

[9]同上书，第93页。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

[13]张盾:《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看》，《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20页。

[15]同上书，第21页。

[16]同上书，第22—23页。

[17]科耶夫:《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548页。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页。

[1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页。

[20]同上书，第24页。

[21]同上书，第97页。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2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2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5]邓晓芒:《思辨的张力》，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4页。

[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页。

[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②同上书，第14页。

[2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29]同上。

[30]同上书，第10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3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33]同上书，第104页。

[3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35]同上。

[36]同上书，第108页。

[37]同上书，第109页。

[3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39]同上书，第113页。

[4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页。

[41]同上书，第17页。

[4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43]同上书，第53页。

[44]同上书，第83页。

[4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46]同上书，第82页。

[47]张盾:《精神自我发展历程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原理的“隐微教诲”》，《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8]张盾:《精神自我发展历程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原理的“隐微教诲”》，《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5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52]同上。

[53]同上书，第113页。

[5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3页。

[5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56]“对这种复杂问题的关联，依波利特曾作过一个实证性研究。此研究表明，黑格尔哲学具有强烈关注现实的特征，黑格尔曾接受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影响，深入研究过劳动问题和财产问题，又以深邃的辩证法超越斯密自由主义，而发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诸多矛盾，并以此启示了马克思。”见张盾:《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想源头?——从“卢卡奇科耶夫解读”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58]《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59]邹诗鹏:《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4—115页。

[60]同上书，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