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思想发源地，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交融在一起，并达到了第一次高峰。1845年2月，马克思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签订了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它的初稿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马克思终生的研究课题，《资本论》是这一研究的最高峰，而《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40年艰苦研究的结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它的起始点。正是由于这一点，阿尔都塞才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称为“小《资本论》”：“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草图。”^[1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月至8月，它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手稿：第一手稿是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研究和分析；第二手稿是对私有财产及其运动的分析；第三手稿是对私有财产、分工、货币的进一步研究，并由此所引发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清理。全书的序言也属于第三手稿。由于第二手稿缺失39页，仅剩最后4页，因此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但从第三手稿两个片断，即对第二手稿第36页和第39页的补充，以及其余手稿分析，我们足以看到经济学与哲学是如何相互促进并融为一体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基本上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这可以从马克思写的序言中看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是全赖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的”，“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3]。在谈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也是从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角度谈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但这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已经不是费尔巴哈直观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实践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因而“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正是从实践的、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分析现代社会三大主要阶级的收入入手的。第一手稿共有27张大纸，每一张大纸马克思又分为三栏，上面分别写着“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在三个标题下，马克思写满了分别从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论点以及自己的评述，然而从第22页开始，马克思突然改变了以往的写法，一气呵成地把它升华为哲学思考，这就是有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可见经济学研究对哲学思想的升华是多么重要，正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思想才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

在“工资”这一栏目下，马克思一边摘录经济学家的言论，一边发出如下的议论：

“劳动者的生存被贬低为其他一切商品的存在的条件。劳动成了商品。”^[14]

“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亦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而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须的东西。”^[15]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16]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劳动的动物，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7]

“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无业的劳动者，不知道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的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行将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的人，都是对国民经济学来说并不存在……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所以，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劳动者在劳动期间内的生活的需要，而且仅仅以保持劳动种族不致死绝所必须的那个程度为限。”^[18]

“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19]因此，“以劳动为原理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这种假象下面，毋宁说不过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20]。

“国民经济学虽然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1]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者（即劳动）同他所生产的产品的直接的关系，借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22]

因此，要彻底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完整地提出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劳动理论、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阐明无产阶级立场以及观察研究问题的根本方法，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以此为线索展开的，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以此为导向的，从这点上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根本主题上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不是纯粹的经济学手稿，而是哲学经济学手稿，它的问题是经济的，而它的视野则是哲学的。不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是如此，它的主题不是财富，而是人，立足于人的全面解放。由此，手稿也告诉我们，要彻底地批判国民经济学，必须要将自己的视野上升到哲学的视野，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历史以及历史本质的总体把握，离开哲学，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行的。

在“资本的利润”这一栏目下，马克思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亦即对别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23]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4]。这一认识是非常到位的。资本的“唯一动机”就是“追逐利润”^[25]。而资本积累的手段则是竞争，“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着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26]。竞争导致资本家“极力在自己的劳动者中实行最合理的分工，并且给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好的机器”^[27]。同时又尽可能地剥削工人，最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不难发现，马克思已经抓到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正是这些最根本的认识，导致了《资本论》这一巨著的完成，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升华。在这一节里，马克思从人本角度批评李嘉图和斯密，“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28]。

在“地租”这一栏目下，马克思重点研究了私有财产的运动。“私有财产的统治总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失去一切政治的色彩，表现为纯粹的私有财产、资本的统治”^[29]。竞争导致地产阶级的没落，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的消灭，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的买卖，地产之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终形成”^[30]。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形成着自己的现代史观，形成着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论，形成着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在肯定斯密关于地租的分析时指出：“我们在国民经济学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利益之间的敌对、斗争、战争被承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31]因此，要真正理解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必须要深化到社会结构中去。

第二手稿《私有财产的关系》和第三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是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认为地产代表着封建贵族，因而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即土地所有者的胜利”^[32]。其结果则是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即社会只剩下两个阶级。因此，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33]。从深刻性上讲，“无产和有产之间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那它就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34]。正是从这一眼光和立场，马克思才看到了资本的有限性，看到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劳动和资本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35]

由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36]，而“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37]。因此，我们“只有把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够同时弄清楚经济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38]。正是基于对私有财产本质的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史观才出现实质性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

（一）第一次在人类史上确立了劳动、实践、感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39]

（二）第一次确立了有序的社会结构理论。从生产、实践出发，“不难看到这样一种必然性，即整个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亦即在经济中，既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基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0]。

（三）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本质作了有深度的阐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41]，“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42]。

（四）劳动的材料和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出发点。“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却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正是劳动的材料和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出发点这一点，包含着财产的历史必然性）。”^[43]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44]

不难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总体方面，实际上已经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第三手稿其他三个片断即《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人的存在和人的需要出发，第一次从哲学上提出了人的学说，从而不仅为批判国民经济学，而且为批判黑格尔哲学奠定基础。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具有敌视人的性质”^[45]，“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46]，“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47]，因而国民经济学从根基上是反人道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从六个方面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这一历史主体的理论，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我靠自然界来生活，因此，人又是有所需求存在物”^[48]。这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第一方面。其次，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象社会本身创造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49]。因此，任何个体不仅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而且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孤立的个人是不能理解历史的，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能动与受动两类活动的社会性质，指出了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了人的自然存在或人的动物存在上升为人的存在的社会条件。

最后，由于任何个体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此，真正的历史主体，必然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群体性）的统一。“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存在”^[50]。

因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历史主体。黑格尔从绝对理念出发，“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其结果也就造成了虚幻的主体，“人被看成非对象的、唯灵论的存在物”^[51]。黑格尔的“主体，就是神，就是绝对精神，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自己实现自己的理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潜在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52]。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批判，同时提出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继承，这在马克思思想史上是最系统的一次，对辩证法本质的把握，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以及《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因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资本论》创作史上具有奠基性作用，它是原本意义的《资本论》第一手稿。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的利润以及地租三种财富分配形式，并在对私有财产的追问中，发现了劳动者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最重要根源，发现了人类史本质上是在劳动基础上的发展史，从而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对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唯心史观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现实的人的学说、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以及以财产为形式的社会阶段理论，揭示了阶级冲突的本质及其扬弃这种冲突道路。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剩余价值学说，还没有从生产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已经亮出了自己终生研究的主题，已经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哲学与经济学的第一次结合，开创了哲学指导下的经济学研究道路以及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哲学发展道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正是以这种结合为基础的，离开了这种结合，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