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一、《手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成为《手稿》研究的起点，它的许多结论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为其中某些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框架。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马尔库塞研究《手稿》的成果。

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⁸²⁾他所说的“新的基础”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他要按照他所理解的《手稿》的思想观点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必须加以注意和理解的是:通过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实现的某种非常特殊的、哲学的解释，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了革命理论的经济—政治的基础。”⁽⁸³⁾他所说的“由来”是指黑格尔哲学，“本来含义”是指人的本质展开的历史，他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指改变现状的“总体性”行动。

马尔库塞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主要的哲学著作”，它“不仅仅是另一门科学或一个专门化的科学的领域，而必须把它看做是有关整个人类问题的科学的表述”。⁽⁸⁴⁾《手稿》最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它的人道主义理论“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他力图证明:《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理论不仅仅是《手稿》，而且是马克思所有著作的“中心论题”。马尔库塞说，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马克思后来抛弃了《手稿》中所使用的“异化”之类的术语，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却是马克思毕生的思想。因此，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哲学概念不能被看做是在以后要被抛弃的残迹，或者是我们能将其摘下的装饰品。”⁽⁸⁵⁾在他看来，在《手稿》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继续占据着中心地位。

马尔库塞首先证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哲学批判，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虽然来自“国民经济学家”，但马克思都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概念。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劳动”概念。马克思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私有财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

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正面的定义几乎全是作为与外化劳动的定义相对立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在这些定义中清楚地表述了劳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的性质。马尔库塞选取了三个最重要的公式:“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运动”，劳动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他指出，马克思的所有这三个公式，虽然不是在对黑格尔作详尽考察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但仍具有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性质的色彩。马克思批判的这个基本概念，即外化劳动这一概念，事实上正是通过考察黑格尔的对象化这一范畴产生出来的，而对象化这一范畴是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围绕着劳动这一概念第一次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黑格尔的哲学的“问题系”的中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从关于劳动的这些定义中，马尔库塞推论说: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运动”，也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在它之内并通过它，人第一次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人，因为人在劳动中这种“成为什么”和“是什么”是由自己决定的，所以他就能够按照他所具有的本性来认识和“对待”自己，即人的“自为的生成”。劳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和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与他自己、与他的劳动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人并不是直接地与他的劳动相关联的，而且可以说他能够与劳动相对抗、相反对。⁽⁸⁶⁾人在他的劳动中是自为地处于对象性的形式中，这一事实和第二个论点密切相关，即人是一种“对象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象化了的”存在物。人只有通过使用自己的“本质的力量”去造就一个“外在的”、“物质的”、对象性的世界，把自己的本质当做某种对象性的东西加以实现，才能使自己的本质得以实现。人的实在性和力量正体现在这一世界上他所从事的劳动中(最广义上的劳动)。“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⁸⁷⁾在这一活动中，人表明自己是同动物、植物、无机界不同的有着自己“类”的特性的人的存在物。按照这种方式所理解的劳动，就是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的人的“确证”——在劳动中人的存在实现了和被证实了。

这样，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特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深入到把总体的人的存在作为研究课题的领域。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和从哪一点开始给存在和本质下定义的呢?从“类”哲学的角度，马克思使用费尔巴哈的概念，指出: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使“类”(他自己本身的类和其他存在物的类)成为他的对象的存在物。因此，人的劳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后者是一种直接的活动，前者则是经过“类”，即普遍性的中介的活动。

由于在人看来，他所面对的对象是某一“类”对象中的“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因此他不局限于存在物的某种实际状况和他跟它的直接关系，而是能超出存在物的直接的特殊的实际状况，这就是这一存在物的“现象”，在存在物的“本质”的存在中掌握其本质。他能认识和把握包含在每一个存在物内的可能性，能按照存在物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开发、改变、塑造、对待和进一步处理任何存在物。劳动，作为人特有的“生命活动”，根植于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的人的本性之中。人具有同对象的“一般”方面和包含在对象内的可能性发生关系的能力，而劳动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尤其是，人的自由根植于人具有同他本身的“类”发生关系的能力，即人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这样，通过自由劳动(自由生产)这一概念，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同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地被规定下来了。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动物的生存借助于它的直接的肉体器官，即它的爪子和牙齿，那么人的劳动却不仅限于使用他的手和嘴，而是使自己的整个肉体和精神得到延伸:人使用工具，工具是体力的延伸;人利用知识，知识是脑力的延伸。人关于自然的知识确切地表明，人是以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工具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是人的工具”这一命题不仅仅是指人为了其肉体的生存，简单地依靠对象的、有机的和无机的自然界作为他生命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指人在他的“需求”的直接压力下“生产”(占有、处理、制作等)对象世界，使之成为他吃、穿、住等的对象。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精神的无机自然界”、“精神食粮”、“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人的万能就是自由的原因，这一点是人与本质上有限的动物的本性相区别的地方，因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仅仅生产它自身和“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人并不把对象只是作为他的直接生命活动的环境，也不把对象只是作为他的直接需求的对象。人能“与任何对象相对”(特别是与“一般”对象即作为“本质”的对象相对)，并且具有在劳动中消耗和实现对象的内在可能性。他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而不仅仅按照他自己需求的标准来生产。在这种自由活动中，人重新生产了“整个自然界”，并且通过改造和占有自然界，使自然与他自己的生命一起得以进一步发展，即使这种生产并不满足直接的需求。因此，人的生命的历史在本质上同时也就是人的对象世界和“整个自然界”的历史(这里所说的自然界，是指马克思，也是黑格尔所赋予的广义上的自然界)。人并不是在自然界之中，而自然界也不是人由于自己的本性而必须首先进入的外部世界。人就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表现”，“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在人的历史中，我们无论在哪里遇到自然界，自然界就是“人的自然”，而同时，人对他自己来说也总是“人的自然界”。这样，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说彻底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

反过来也是一样。在马克思看来，“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人的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的人，是他自身的实现在自己身上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即需要的人”⁽⁸⁸⁾。因此，人的存在不仅有肉体的方面，还有精神的方面。人不仅有物质需求，或直接的感性需求，而且有精神需求，即对普遍性的需求、对自由的需求。人的感性表明人是由先定的对象所创造的，从而也就表明了人拥有一个既定的对象性的世界，他“普遍地”和“自由地”同这个对象性的世界发生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占有这个世界以及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实质上还是理论上的，这一点表现在他把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即真正占有现实的方式，说成是“感知”。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用劳动代替了感知。马克思并没有排除理论上的关系的至关重要性，而是把它和劳动结合在一个辩证的、互相贯穿的关系之中。

在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超出了劳动这一概念的所有经济学上的定义，而把它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真正的实现。马尔库塞主张，必须把劳动这一概念从它与人是“自然的”和“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一定义的内在联系中来加以说明。

“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⁸⁹⁾因而对象主要的不是知觉的对象，而是需求的对象，并且也是人的力量、能力、情欲本能的对象。上面已经指出过，不能仅在肉体需求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人需要“人的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人为了能够实现自身，需要通过与他相对的先定的对象来表现自身。人的活动和人的自我确证在于占有与他相对的“外部对象”，在于把自己转移进那外部对象之中去。人在劳动中废弃了对象的单纯的对象性，而使对象成为“生命的工具”。他把自己的存在物的形式印制在对象上，并使对象变成“他的产物和他的现实”。作为完成了的劳动成果的那一部分对象就是人的现实;当人实现他自身之时，人就是置身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之中。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就能说，人以对象的形式在他的劳动的对象中看到了他自身，他变成“自为”的了，他把自身也当做一种对象，“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⁹⁰⁾。这里之所以说“类的生活”的对象化，这是因为在劳动中活动着的并不是孤立的个别人，劳动的对象性也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对象性或者只是那样的一群个人的对象性。倒不如说，正是在劳动中，作为类的人的普遍性得到了实现。

这样，我们就已经领会了对象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对象化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人。劳动在其得以进行的对象的领域正是共同生命活动的领域:人在劳动的对象中并且通过劳动的对象，互相表明是存在于他们的现实之中。交往的原初形式、人们相互之间的本质的关系，就表现在对对象性世界的共同使用、占有、欲望、需求和享受等等之中。所有的劳动，都是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劳动，都是为了别人同时又是反对别人的劳动，所以人们正是在劳动中首先互相揭示他们自身实际上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人以他的个体的方式所进行的劳动的对象，“对别人说来是他自己的存在，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并且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⁹¹⁾。

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不仅“社会的”世界要通过劳动来理解，而且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展开过程。劳动，由于就劳动资料来说，所使用的不仅是自己的手，而且是劳动工具;就劳动对象来说，所面对的不仅是直接的对象，而且是包含普遍性在内的感性对象;就劳动主体来说，是社会性的人。因此，劳动不仅仅是直接的当下的活动，而且是以人类过去的历史作为前提的活动。真正的人类和他的世界首先就产生在这种把过去的有关方面纳入现在的运动之中。“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人的“产生过程”⁽⁹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⁹³⁾。不仅仅人在历史中生成，而且自然界，就它不是外在于和脱离了人的本质的东西，而是从属于被超越的和被占有的人的对象性的东西而言，也在历史中生成，“世界史”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⁹⁴⁾。

只有在现在，即只有在作为人和自然的统一体的人的整个本质被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对象化过程加以具体化以后，我们才能理解人是“全面的”和“自由的”类的存在物这一定义。人的历史同时是“整个自然界”的过程，是整个自然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即通过一再超越对象的现存的形式把对象性地存在的东西向前推进。在人同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的”关系中，自然界终将不是作为人所必须服从的界限或外在于人的某种东西。自然界是人的表现、确证和活动:“外在性”是“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⁹⁵⁾。

马尔库塞概括说，包含在人是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存在物这一概念中的那些定义，表明了《手稿》中的思想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同他自己和其他任何存在的东西发生关系，他能超越给予的和先定的东西，能占有它，从而把自己的现实性赋予它，并在任何事物中实现自身。“人的生命活动”并不是像动物那样“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⁹⁶⁾，而是“自由的活动”，因为人能够把自己从他存在的直接规定性中“区别”开来，“使他的存在成为一种对象”，并且能超越它。他能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手段”⁽⁹⁷⁾，能自己给予自己现实性，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性”。我们必须在这种较深的意义上(并且不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创造人”⁽⁹⁸⁾、人的生命真正是“创造性的”以及“创造生命的生活”⁽⁹⁹⁾这类论述的含义。

这样，马克思的定义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劳动”这一基本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把劳动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正确的，现在已很清楚。就人通过创造、处理和占有对象世界，自己给予自己现实性而言，就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而言⁽¹⁰⁰⁾，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真正表现。人在他的劳动中变得自由了。人在他的劳动的对象中自由地实现自身，“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来说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等于说，对象成了他本身”⁽¹⁰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