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成功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武昌起义的成功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旧三民主义的民主精华与民粹杂质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解释为民族主义，将“创立民国”解释为民权主义，将“平均地权”解释为民生主义，人们由此将其概括为“三民主义”，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旧三民主义”。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改组国民党和宣告国共合作成立的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历史上称作“新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的内容谓之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的内容谓之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规定“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受自由权力。民生主义的内容规定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原则，以后不久，孙中山又明确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其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大会自始至终体现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精神和内容，标志着“三大政策”的正式确立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里先要对旧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对开辟中国新型政治文明的贡献和人民大革命实践对它的检验，做一点简略评述。

旧三民主义是在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已“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化、政治上已成为“半殖民地”或“半独立国”的旧中国产生的。当时，生灵涂炭，国家陷入穷途末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口号，针对他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国情而加以移植，并用中国的语言进行表达，由此而形成了一套革命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他们以“三民主义”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组织革命政党——同盟会，团结国内外城市中包括“会党”在内的有关革命力量，指导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完成了武力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给国民以民主权利，并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等历史任务。就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状况来说，这种纲领明确、组织正规、方式激进的革命，是具有历史开创性的革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伟绩。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先生评价说：“只有辛亥革命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全面走向近代的发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它的失败，并非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先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及他们的西方前辈，而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结构使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可能取得胜利。满族王公亲贵虽然失去了统治地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未能建立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并且不再能够继续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它毕竟为此后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或许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以后的五四运动”^[3]。

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嫁接到东方半封建生产方式上而产生的旧三民主义，决定了其学说本身既有先天不足的毛病（症结在于当时的小农生产方式对新派人士政治文明意识的束缚），又难得在后天环境中发育完善。当列宁于1912年读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对三民主义的有关阐述，立即写下了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加以评论。首先，列宁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孙中山本人及其民主革命纲领。列宁指出，在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已经充当了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工人阶级鲜血的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的时候，孙中山作为“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4]其次，列宁也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和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孙中山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把所谓“地租交给国家”的经济改革，当成“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5]最后，列宁还预见不久的将来，即当中国按照孙中山预设的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几十个上海一类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就会出现无产者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告诫说：“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6]由此可见，当革命党人依靠旧三民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由于其学说中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革命行动即使夺得了国家政权，往后也是很不容易实现预设的全部任务的（辛亥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被革命党人强迫拉入革命阵营而掌握了大权的反动势力代表人物——黎元洪就说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共和国立，革命军消）；其三民主义学说甚至在学说创始人还在世的时候，也有人敢于变调曲解其革命内涵及其预设的任务，何况孙中山谢世之后的状况呢？又由于旧三民主义的许多概念是“舶来品”，它所表述的启蒙内容就很难溶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沉淀物——封建皇权专制的思想基础即“三纲五常”，以及与之并生的官僚等级制和宗法家长制，等等。有学者说得好：“非西方国家的启蒙不仅时间晚，而且内容也有不少差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环境，使非西方国家的启蒙更多地为民族主义情绪所主宰，‘民族主义’的取向是民族独立，其精神内核是集体主义，而西欧启蒙时期的民族主义的取向则是实现更大的个人自由，其精神内核是个人主义”。^[7]所以，尽管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中引进了“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等启蒙口号，但都是表面化的，很难融化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中去。从另一个方面说，膺服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资产阶级划定的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圈圈内，即使自身仿效而提出的理论再成熟、再完美，如果在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世界上，再力图建成一个类似英、法、美式的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一，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列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广阔市场，是它们重大利益乃至性命攸关的场所，它们决不会放手让中国自由自在地去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以便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在世界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在世界领土基本上瓜分完毕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共同愿望就是把中国变成它们共同的附庸（如果像日本后来发动的侵华战争所预期的那样，企图一国独占而使中国变成它的完全的殖民地，那就更加“理想”了）。

其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模仿西方资产阶级以城市为基地发动暴力革命，一举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并巩固地发展下去，那也是办不到的。从城市历史的连续发展、人口之多、商业之`繁华以及大城市（尤其是国都、首府）建筑之富丽堂皇等形式上看，中国城市可能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但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从城市工业生产体系及其经济分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和地位来看，中国城市就远远不及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了。城市固然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但对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来说，是要打折扣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城市的近代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成分仍然是半封建的小农业经济；即使在城市近代工业中，真正有影响的特别是能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经济，大都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掌握，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的民族工业，其作用微弱。在这个条件下，且不说革命派攻占不了政治上、军事上反动势力强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即使攻占了一座或几座城市，也缺乏支撑它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其前途就只能是归于失败。

（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城市武装起义的得失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对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抱着深厚的同情，却不能深刻地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他们虽然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进化论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却未能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很难懂得经济与政治、人民与革命、城市与乡村的辩证关系，也就难以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可是，他们是当时“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在旧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以城市为基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回忆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其《建国大纲》中描述第9次即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失败后，他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同黄兴等人相会的情景，说大家的心情是“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在他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整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这就是1911年3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此次起义的特点是：以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800人）组成“选锋”，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再约定广州外围的会党力量和外省的有关力量给予援助，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辛亥革命前由革命党人尤其是同盟会领导的大大小小若干次城市武装起义，都最终地归于失败，唯独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胜利呢？这里面蕴藏着的得失成败，很值得我们仔细地思考一番。如果从革命党人实施城市武装起义、以夺取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方面来检查，在其认识的主导方面和实践的针对性方面是无可厚非的。国家政权是什么？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构成国家机器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警察和常备军等），而且还有物质附属物，如监狱、法庭等。所以，国家政权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体系，它同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相比，其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强制性和主权性（自主性）。因此，国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而是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压迫另一个（些）阶级，即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工具。这个工具的强制性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和军事的，等等，其最高的或最后的手段与斗争形式就是暴力镇压或军事打击。鸦片战争之后，在清朝政府越来越深地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家政权已基本丧失自主权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坚决摒弃“君主立宪”即依靠所谓“明君贤相”的改良道路，却继承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传统，参照英、法、美等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用城市武装起义来“以暴易暴”，通过流血的政治手段来夺取国家政权，其思维方法与行为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遭到一次次的失败呢？这里既有国际国内的环境与条件等客观原因，也有革命党人从思想、政策、策略、组织和行为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从主观原因说，突出的失误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旧三民主义，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是缺乏认识的，尤其是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利益缺乏关照。农民是天生的民主派，经济要求的集中表现就是“耕者有其田”。它不仅表现在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时期，即为了获得土地宁死不屈地为那些“替天行道”的“平均大将军”们血染沙场；就是在新起的封建王朝实施“让步政策”、奖励农耕的剥削制度下，也十分辛勤地在获得的小块土地上劳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着重以城市为基地发展工商业的，但是一般来说，对农民的土地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孙中山在理论上虽然也认识到民生问题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有“平均地权”这一条，但是其内容并非针对农村的土地问题，而是关于城市土地处理的一种政策，其具体办法就是国家“定地价”、“收地租”；而这些措施又主要是针对香港、上海一类大城市“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情况而言的。这种资本化的级差地租（由剩余利润转化而成）的差别，在性质上完全区别于广大农村的封建地租。旧三民主义离开对于封建地租剥削的愤怒抗议，离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战斗动员，却谈什么“中国实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家。”^[8]列宁对此严厉地批评说：“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归纳起来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绝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9]有学者评论说，这个土地纲领“对于灾难深重的劳苦群众来说，是缺乏足够实践意义的。因此，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在动员和吸引广大农民群众投身革命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10]

其二，同盟会成员的成分复杂，政治理想各异，不能不导致对党的纲领在认识上有分歧，在解释上出现随意性。同盟会成员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新军中一部分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愿。在一些上层领导人物中，由于阶级出身、社会背景、价值理念、个人经历、品德操守及其志趣爱好等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在开初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到了一起，共同兴起了一个革命党——同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对某些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策略上分歧意见之后，“同志”便开始分化为“同路”，组织也就开始涣散起来，有的人最后走向反面而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帮凶。

其三，革命党人以救世主自居，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指点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对现成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因为他们是特别富于军事冒险精神的。在这些革命党人看来，中国历史上农民“云兴鼎沸”的武装斗争之所以归于失败，根本问题在于“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所以搞得“不可收拾”；待资产阶级出了世，这个根本问题才得以解决。他们将社会人群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革命党人即中等社会的知识分子，其“前列”作用就是指导并靠下等社会去干革命（破坏旧的上等社会）。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心目中的下等社会仅注目于城市，广大农村的贫苦农民并没有纳入他们的视线范围。同盟会成立前后发动的十几次城市起义，基本上都是依靠秘密会党来进行的。这些以贫困失业、流浪江湖的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党，虽然有所谓“帮规”的约束，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它们并不以革命党人的目标为奋斗目的，只听其“头头”、“首领”的摆布，往往是“树倒猢狲散”。革命党人没有坚实的以工农大众为后盾的群众基础，没有自己经过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却幻想“今天组织革命团体，就想明天发动起义，后天获得成功。他们需要立即可以利用的力量，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现成组织就成为他们所看中的力量”。^[11]在这种思想认识和组织方针指导下，起义岂有不失败之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从组织联系上说，它并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产物，而是文学会和共进会合作、以文学会会员为骨干发动的。文学会虽然在思想上受到三民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并没有从组织上加入同盟会；共进会虽然没有脱离同盟会，但它喜欢另搞一套，并不在乎接受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领导。而且，这两个组织合作也互存戒心，尤其是文学社。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说过：“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12]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昌起义的成功，真还有点儿“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这次起义成功的外部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党人的主观工作方面有一些特色，为我们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第一，革命党人必须有并且还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是依靠湖北新军发动的，而新军之所以能发动并坚决地摧毁清朝在武昌城里的反动地方政权，完全是文学社的成员们在较长时间里，对新军士兵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为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学社革命党人的这个出色的兵运工作，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武昌起义之所以能一夜之间得手，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没有多年来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拼死斗争，就不可能有武昌文学社一类革命组织的出现，更不会发生武昌起义；当起义成功之后，如果没有湖北其他一些城市（诸如京山、天门、汉川、黄州、蕲春、宜昌等）的响应，如果没有全国各省相继发动起义并宣布对清廷的独立（1个月之内，鄂、湘、陕、晋、赣、滇、黔、苏、浙、桂、皖、闽、粤、川等14省相继独立，即史学家称谓的“辛亥革命”），仅靠武昌的一城之力，恐怕也难保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