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黄炎培

辛亥革命前后的黄炎培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课题组

50年前，黄炎培曾写下《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七绝句》（以下简称《七绝句》）。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依据《七绝句》提供的线索，缅怀黄炎培在辛亥革命前后追随孙中山、蔡元培先生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立志向教育救国，脱险境赴日避难

黄炎培，出生于1878年，正是我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存亡绝续的时代。青少年时代黄炎培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社会黑暗，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剥削压迫，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种种刺激，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曾说：“中国到19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20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

黄炎培确立教育救国的志向，是同蔡元培先生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早在南洋公学特班求学时，他就受到蔡元培炽热爱国精神的感染。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记述：有一天，蔡师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蔡元培对黄炎培的一生，有过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黄炎培归结为两句话：“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师。”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解散以后，黄炎培到蔡元培所创办并亲任总理的“爱国学社”任教员。爱国学社本着爱国救国的宗旨，“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用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爱国学社结合教学开展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3年6月清政府查封《苏报》报馆，继而又下令查封爱国学社，并将蔡元培列入逮捕名单。蔡元培被迫离开上海。

虽然爱国学社被查封了，但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黄炎培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决心投身于“教育救国”的社会实践，回到家乡浦东川沙兴办学堂，开启民智、唤起民众。

1903年初，黄炎培与有教育救国思想的朋友陆逸如、张访梅等人商量，联名呈文官府，将浦东川沙城内的观澜书院，改办为新学制的川沙小学堂。学校开办后黄炎培自任总理（校长），张访梅任副办（副校长），潘敏斋、陆逸如被聘任为经董。学校以“并重德育、智育，而归本于忠爱”为办学宗旨。为了把川沙小学堂办成浦东地区一流的学校，黄炎培四处奔波聘请教师，没有办学经费他就拿出自己的积蓄。黄炎培按照爱国学社所倡导的精神，任学校校长不拿薪水，亲自授课不拿报酬。在一批热心于教育的同仁的支持与帮助下，黄炎培把川沙小学堂办得生气勃勃，川沙地区的家长都纷纷带着自己的孩子慕名前来报名入学。

改革社会，必须唤起民众。黄炎培在任教期间，经常在浦东地区发表演说。1903年6月，黄炎培应南汇县新场镇青年的邀请前往演说。台下听讲者甚众，场面热烈。新场地方痞棍向南汇县知县戴运寅密告，说黄炎培等人毁谤皇太后和皇上，是革命党人。戴运寅即派人当场拘捕了黄炎培、顾次英、张访梅三位演讲人和听讲青年张尚思，电禀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请示。恩寿电令解省讯办，而两江总督电令就地正法。两份电令有分歧，戴运寅无所适从，只得再去电请示。此时，演讲发起人之一南汇县新场镇教堂牧师陆子庄和其他几位发起青年焦急万分，他们合计也许洋人能够帮助。于是陆子庄与川沙牧师宋耀如以及川沙小学堂捐助人杨斯盛等几个人连夜赶到上海去见总教堂的总牧师步惠廉。步惠廉听了宋耀如与陆子庄的叙说后，预料黄炎培等人将被处以极刑，于心不忍，便立即带领他们去找老律师佑尼干商量。经步惠廉与佑尼干等人营救，黄炎培等四人刀下余生，并被连夜送上去日本的西伯利亚号客轮，东渡日本避难。

二、蔡元培提挈革命，同盟会担当重任

1904年冬天，黄炎培从日本回国。杨斯盛即找他商议创办浦东中学事宜。1905年，杨斯盛拿出12万两银子，在浦东六里桥购置40亩土地。黄炎培亲自规划设计，杨斯盛监工督造。1906年学校建成，黄炎培担任学校校长，各科教师都经他严格选聘，学校还配有校医，有西医也有中医。黄炎培办浦东中学，德、智、体三育并重，对学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比其他中学严格得多。学生全部住读，每月只有一天假日可以离校。黄炎培对浦东中学教学工作十分重视，他不仅重文科，还特重武术，把组织学生的文体活动作为重要内容。《申报》曾报道浦东中学体育大会盛况说：“十月初五日，浦东中学举行体育大会。内容有木马、拳舞、大刀舞、单刀舞、双刀舞、棍舞、凳舞、铁杠、平台、云梯、天桥等，参观者4 000余人。”

190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蔡元培邀请黄炎培到其家中。蔡元培告诉他，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党人士组成的中国同盟会，已于7月30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宗旨就是孙中山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现在爱国志士都集中于同盟会，希望黄炎培也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组织。

黄炎培十分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所以，当蔡元培提出，介绍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时，黄炎培就立即表示：“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第二天黄炎培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新会员的入会宣誓。从此，黄炎培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会员。

正当黄炎培全身心投入同盟会和浦东中学的工作时，又有人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说前在南汇县新场镇演讲鼓吹革命的黄炎培，现在潜回上海，鼓动杨斯盛捐款创办了一所浦东中学，天天对学生讲排满革命。端方接到密告就让江苏提学使毛庆蕃来浦东中学彻查。毛庆蕃到校时，凑巧黄炎培外出，他要杨斯盛陪同他巡视全校，并详细查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相反对学校状况十分满意。于是他让杨斯盛请黄炎培到苏州见他。

黄炎培到苏州提学使衙门造访毛庆蕃。毛庆蕃询问黄炎培的兴学旨趣、施教方针、读书爱好等。黄炎培从四书五经说起，谈了他对书籍的选择，对学术源流的见解，对诸子百家的评价等。话未说完，毛庆蕃就说：“你读了这么多书，选择得那么精确，那么有见解，谁说你是革命党？”几天之后，毛庆蕃发表了一道公文，结语说：“今后如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从此立案不准，以免冤枉拖累好人。”

1905年4月3日，因“苏报案”自行投案的邹容不幸病死于狱中。作为同盟会会员的黄炎培联络其密友刘三，并于刘三宅旁安葬邹容。在为邹容治丧的过程中，黄炎培又妥善安排蔡元培和中国同盟会的同仁们集合于上海张园，举行邹容追悼大会。第二年还建造了邹容墓纪念塔和召开邹容逝世周年纪念会。

1906年秋，蔡元培准备去德国留学，蔡元培离沪前将中国同盟会上海会员的名册、电码和文书等重要文件资料全部交给了黄炎培，由黄炎培接任自己所担任的中国同盟会上海干事之职。

黄炎培接任后不久，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来电，同盟会领导人廖仲恺先生不日回国途经上海，请上海同盟会安排接待。黄炎培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廖仲恺。廖仲恺在上海时，与黄炎培就实现三民主义与进行中国革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廖仲恺知道黄炎培是蔡元培的学生，是一个曾被清朝政府下令就地正法的反清义士。通过与黄炎培的交谈，廖仲恺十分欣赏这位有崇高志向、富有革命激情、有思想见地的青年人。从此黄炎培与廖仲恺的交往与关系也日益密切，并且成为好友。

不久，同盟会东京本部决定上海与江苏两会合并，黄炎培任合并后的上海同盟会干事。在此期间，黄炎培与立宪派人物张謇等人关系甚为密切，参加了许多立宪活动，也由于黄炎培在上海同盟会中积极组织革命活动，使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影响日益扩大。

虽然黄炎培曾多次接待过廖仲恺等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是他却错过与中国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会面。有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巡捕持总巡捕麦兰的名片来请黄炎培过去，因为这位巡捕说不清楚是什么事情，黄炎培有些迟疑。于是杨斯盛代黄炎培去见麦兰。杨斯盛推说黄炎培有事外出，并问有什么事。但麦兰未说。黄炎培第二天去见麦兰。麦兰告诉他，孙中山坐法国兵舰路过上海，想找你谈谈。得知孙中山已走，黄炎培甚为遗憾。他在《七绝句》中写下“一片麦兰传口语，失之交臂浦江船”的诗句。

三、参与上海起义，培育建国人才

1911年3月29日，黄兴、赵声领导的广州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在此期间黄炎培与上海同盟会以及立宪派人物张謇等频繁联系，商讨时局与中国前途。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作为同盟会上海主要骨干的黄炎培积极组织参与了上海、江苏的起义。

10月15日，上海的赵凤昌邀请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黄炎培等到惜阴堂，共同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进行上海起义的策划。

16日，黄炎培与赵凤昌联络了陈其美与浦东同乡李平书、叶惠钧等人商量发动上海的民军和商团起义。上海工巡局所属的上海商团，是李平书和黄炎培等人领导的民间武装团体，商团成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青壮年，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多具有爱国热情。商团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有工人，有学生，有工商企业的职工，也有少数工商界的上层人物，社会关系涉及面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们大多受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商团有一部分武器。起初商团被上海道紧紧掌握，作为协助政府巩固地方政权、维持地方治安的工具，后经黄炎培、李平书等人多方努力转到了革命方面，成为上海同盟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上海起义经过陈其美、李平书、叶惠钧等人的周密策划，以及黄炎培、赵凤昌等人的工作于1911年11月3日取得了成功。

上海起义胜利后，黄炎培立即召集浦东川沙的同乡商议川沙起义。张志鹤在会上汇报川沙守军有转向革命的意图，于是会后黄炎培与张志鹤立即分头行动。黄炎培去谒陈其美，向陈其美说明川沙已顺从革命，不必派员前往。张志鹤去见李平书商议川沙独立告示。

为了防止南汇、川沙守军起义有变，黄炎培与张志鹤二人联名具牍，请上海军政府发给新枪50支，以资防卫。11月10日，由黄炎培出面，张志鹤从上海警务长穆湘瑶处借调武装20人开赴川沙。张志鹤率众赶回川沙后，城守千总张复庵主动前往联系，表示愿听革命政府指挥，川沙起义取得胜利，紧接着南汇起义相继成功。

上海起义胜利后，陈其美被推选为沪军都督，李平书被推选为上海民政总长。上海光复后，黄炎培、沈恩孚、冯少山等同盟会会员、立宪派代表聚集在上海外滩的江苏学务总会，发起召开“共和联合大会”，并以上海社会各界的名义，电请孙中山从速从日本回国主持大计。黄炎培《七绝句》中“一击高昌全局破，群英会电促归桡”记的就是这件事。

为了扩大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沪、苏、常、镇、太等五地举行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公推黄炎培为首席代表，去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虽然程德全先黄炎培到达一天就宣布江苏独立，但经黄炎培等人的说服，程德全欣然表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服从孙中山的领导。江苏起义后，程德全出任江苏省督军。由于程德全再三挽留黄炎培在江苏都督府中任职，考虑到中国同盟会的工作需要，黄炎培答应出任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学务科科长，后改任教育司司长。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黄炎培应蔡元培之邀请，赴南京临时政府与蔡元培一起参与起草若干民国临时教育法令。

1912年1月，孙中山发表就职宣言，就任临时大总统。黄炎培认为，民国成立，唤起了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已经完成，“吾人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办法”，今后的任务在于培育建国人才了。黄炎培曾写道：“今日这时代临时政府之时代也。吾人即偶居一日之官，要不可不为地方谋百年之计。况政府即属临时，民国必期永久。使执政者藉临时政府为名，竟以敷衍了事，始基一坏，虽有善者，莫能为之后矣。”所以他力图以获得的权力，通过行政力量清除科举影响，发展教育，增设学校，培养人才。因而他在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任内，制订了《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积极地为中华民国培养人才，并大刀阔斧地创建、改建、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办了大量的县立小学，特别是他把江苏省每年的教育经费额240万元由全省竹林、屠宰、牙行等几种省税充当，并从内政厅划出，专门成立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征收管理，使教育经费得到保障，对江苏省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不改革命宏愿，高擎职教旗帜

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袁世凯知道黄炎培在中国教育界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再三邀请黄炎培北上任教育部部长，可黄炎培决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受之牢笼。事后袁世凯对人说：“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但他的皇帝美梦刚做了几天就破灭了。取消帝制后，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他仍拒不赴任。

1913年6月，孙中山与黄兴发动“二次革命”以捍卫民国，结果遭受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北洋军队占领了南京，程德全被迫辞去了江苏都督之职，黄炎培也愤而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辛亥革命失败，黄炎培开始意识到：“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定共和，政局几经嬗变……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于教育问题。”为了寻找中国教育之出路，于是黄炎培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外教育作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和比较。

1917年，卸脱了政权的孙中山住在上海，开始闭门著书，稿才及半，忽然想起黄炎培这位老同盟会会员来，急忙请人去邀他晤面。黄炎培来到孙中山香山路7号的住所，两人首次会晤，见面格外高兴，孙中山更显得十分亲热，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孙中山和黄炎培一起探讨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等问题。孙中山谈起他正在撰写的“知难行易说”（后定名为《孙文学说》），向黄炎培阐述书的主题思想，说：“现在一般同志对于革命，虽有杀身成仁在所不惜，该能说‘行’的了，但对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未必尽‘知’，还没有得出办法。因此我想到‘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为了发挥这些道理，唤醒一般同志，写这本书，愿望向您请教。”

孙中山虚怀若谷的真诚态度，使黄炎培深为敬佩与感动，他完全赞同孙中山所阐述的思想和观点，忙说：“先生深邃之至，令我敬仰。我读旧书时只知‘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先生见解深刻，难能可贵。多少年来，为革命而死，包括杀人自杀，我所联系的这些同志，也已着实不少。可是涉及怎样救民、怎样救国这个关键问题，确要切实地提出计划办法来。先生写这本著作，一面唤醒，一面号召，在今天说来，确是切中需要。”两人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之中已近中午。黄炎培起身告辞，可孙中山与宋庆龄一定要他留下来一起用餐。黄炎培的《七绝句》这样写道：“立国端宜订大纲，知行难易费商量。虚怀前席从容问，欢聚家人进一觞。”

黄炎培经过对国内外教育的考察、研究和理论探索，他看到了中国教育的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他紧紧抓住“生计”二字，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具有职业性的，就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对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他开始把职业教育的实施与挽救“飘摇之国运”联系在一起，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亲手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宣告成立。黄炎培和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张元济、伍廷芳、严修、宋汉章等48人署名发表《宣言书》，缕述当时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即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它揭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在于“一是为改良教育的准备；二是替学生谋服务社会的准备；三是替中国和世界增进生产的准备”。并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理想。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的机构。该社成立以后，立即创办了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理论刊物《教育与职业》，并于1918年8月开办了中华职业学校，附设各种工场，一方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从事增加国货生产，抵制外货。黄炎培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职业教育，提倡“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团结与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使职业教育在教育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