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爆发，一举冲破腐朽没落清王朝的藩篱，全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民国初创时期的国家制度选择和推进基本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令人目不暇接，变得令人头晕目眩。因为快，只能粗线条；因为粗，只能不停地变。笔者感受到，对于没有专门研究过民国历史的人来说，把从战火纷飞的武昌起义到1925年宣布国会关闭的15年的国会演进史理出个大线条，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就拿民国初创的前两年来说，一方面，其共和制伫立之快，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其政局瞬息万变，令人惊呼！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成立中华民国，同时促成清王朝以皇帝逊位的方式体面退出历史舞台，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与国体相伴的政体如影随形，一院制、两院制先后依法有序组成并履行法定职权，议员们从拟写通过临时约法到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天坛宪草”和各阶段所需的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从审议质询贷款案到任免内阁成员案等，忙得不亦乐乎；国民党、进步党等政党迅速组建又迅速分化，多党制顷刻风靡全国又顷刻飞鸟投林，热闹非常；总统制、内阁责任制之争贯穿前后，一时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力、影响政局变幻的焦点。在战事频仍、纷争不断的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一次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凤凰涅槃。这与清末新政形成鲜明对照。两年间接踵发生的事件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主要有：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全国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胁迫国会当选正式大总统；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除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第一届国会运作9个月即被解散等。这两年，是几乎天天在变的两年：由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到君主立宪制瞬间一瞥的过渡；由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转变；由立宪派主导的预备立宪资政院参政到革命派主导的共和制下的国会两院制登台；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其代理参议院职权到南京、北京两段临时参议院，再到进行全国范围的参议院、众议院议员的激情选举、两院强欢成立、尴尬履职到被强行解散；由孙中山被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袁世凯不光彩地胁迫国会选其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由国民党、进步党组建、竞选到国会竞争、分裂重组；由南京代理参议院到临时参议院40天就制定、审议、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第一届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个多月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后历经国会10年倒腾不能出笼，到曹锟贿选后国会七天内匆匆通过；等等。似乎一切都到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数，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段对中国前途命运既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历史，也是对后来国体、政体发展产生极大消极影响和历史性遗憾的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实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的卖国政府。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都须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大量借款，不仅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中国的咽喉，而且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各国公使团实际上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当时的中国形成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背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势力在操纵。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为后台；奉系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把势力扩大到关内，同直系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其他地区，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频繁地进行争夺和战争。同时这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的军阀，又不得不把国会、议会作为其遮羞布，频繁上演国会选举和开会的闹剧。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则以武装斗争和议会斗争两种方式，同反动军阀势力进行斗争。但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而葬送，中国被拖入了持续不断的战乱和纷争之中。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更为残酷的统治，苦难的中国人民依然在无边的苦海里挣扎……每每读来，都会令人在感叹之后增添一番悲切，中华民国初创的年代，历史的演进有那么多的风云突变、有那么多的跌宕起伏，成为一部不下决心读不进去，下了决心也不易读懂的鸿篇巨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研读民国初年中国人照搬西方国家制度撞得头破血流的这段历史，我们对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献身精神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习近平总书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我们送来了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就不一样了！毛泽东1923年4月10日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分析了当时中国不能统一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出于完全霸占中国的目的必然支持反动军阀实行统治的长期性，指出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将是一个“一天进步一天”的过程。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鲜明提出并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深刻分析了“辛亥年革命”与“目前革命”的不同点，指出：

辛亥年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家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逐一详细分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康有为派保皇党、辛亥革命后改组的国民党、辛亥革命后组成的进步党（后退化成研究系）、孙中山毅然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主张缓进反袁的欧事研究会（后政学会）、后来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的社会阶级属性及其代表的阶级利益。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并作出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具有长期性的判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原理剖析从辛亥革命到孙中山先生逝世这段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所代表的阶级构成，洞察若干重大事件的本质和动因，是我们拨开民国初年政局纷乱变幻迷雾，了解以形形色色面目出现的政权及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的议会本质的钥匙。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的先辈了不起！不容易！让我们怀着对先人崇敬的心情再耐心地读一读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国家制度选择史、演进史，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所贮存的巨大历史容量和深刻的中国意义的理解。

（一）

农历辛亥年（1911）：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烽火受命

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由各省派出的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庄严地担当起神圣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历史的那一刻宣告：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成立中华民国，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崭新一页。

1911年10月10日，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组织策动的反清武装起义率先在武昌爆发。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10月12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全国，促请黄兴、宋教仁等速来武汉并请他们转电孙中山，请速归国，主持大计。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安徽等省蜂起响应，举行起义，宣告脱离清廷，清王朝摇摇欲坠。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迅速成为摆在革命党人和起义军面前的首要任务。

武装起义发生后，各地革命党人和起义军按照孙中山、黄兴等人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设想，迅速建立了战时领导机构。《方略》对领导起义的首领职务及其职权的规定是：各处国民军各设一军都督，由起义首领担任，全权掌握军务；地方议会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首先据此推举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其他各省，纷纷效仿，一改各级军政官员均由清廷自上而下任命的规制，有的通过将省谘议局改组为临时省议会，有的由本省绅士和代表人士参加，自行公推本省都督，建立起都督府或军政府。在各省都督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各省呼应武昌起义，迅速形成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强大合力。

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乘船到达武汉。黄兴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武装起义。宋教仁和汤化龙等人在武昌开始起草《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10月29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派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新政府。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虽在海外，但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具有相当的号召力。10月31日，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就以孙中山名义发布两件《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号召各省民军，同心勠力，推翻满清统治，策勋建立共和国。接着，11月9日湖北军政府公布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明确规定鄂州政府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构建的民主共和国政权。《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宪法令，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范本。11月15日，沪、苏、浙、闽等七省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议决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经与湖北军政府协商，代表们同意前往武汉，与其他省代表会合，共商大计。11月30日，12省23名代表在汉口英租界慎昌洋行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推举谭人凤为议长，并议决在中央政府成立前，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以鄂军都督黎元洪执行中央政务。12月2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并公布。大纲规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每省三人；临时政府成立6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迅速传到上海，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全文公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它确定了中华民国政体仿效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对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的政体及其运作作了规定，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家机构设置的法律依据。此后，联合会多次举行会议议决武汉地区停火，委派伍廷芳为南方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唐绍仪，进行南北和谈。

尽快成立中央临时政府成为当务之急。12月1日，宋教仁和留在上海的奉天代表吴景濂等人联名通电，呼吁尽快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5日，已有14省代表齐聚南京，达成四项共识：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实行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人道主义待满人。四项共识作为南方提出的南北议和纲领，对于最终促成南北和谈成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次日，清廷摄政王载沣退位。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12月18日，南北和谈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正式举行。

12月21日，孙中山乘“地云夏”号英国邮轮抵达香港，12月25日上午到达上海，受到革命党人和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中国同盟会代表和起义各省军政首脑纷纷通电表示欢迎，对孙中山领导组成统一的革命政府寄予厚望。12月26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定三天后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同时议定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一俟南北议和成功，则由当选者电告袁世凯，以总统位相让。中国同盟会主要干部一致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非常时期宜实行总统制，不赞成宋教仁主张的内阁制。12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各省代表，商谈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表示，拟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时将各省代表会议已对袁世凯作出关于“此职暂时留以有待”的决议作了通报。孙中山坚定地说：“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孙中山提出，“本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黄兴、宋教仁当晚赶到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会议全体赞成通过改用阳历和中华民国纪元，多数赞成通过采用总统制。决定次日举行总统选举会。

1911年12月28日晚，17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谘议局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选举会预选会。预选和次日进行的正式选举，均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省都督府代表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的规定进行。预选会投票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投票后并未开箱，决定次日举行正式选举时采用无记名投票法。12月29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开箱公布候选人为孙文、黎元洪、黄兴后进行正式选举。到会17省代表，每省1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主持人（临时）代理参议院议会议长汤尔和宣布投票结果时，全场起立欢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代表及列席之军、学各界，互相庆贺，喜悦逾恒。会后即由临时议长汤尔和等前往上海迎接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并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名义将选举结果电告孙中山及各省。孙中山当日分别致电南京各省代表、各省都督军司令和黎元洪、袁世凯，表达作国民公仆之至义。消息传开，国内各界人士、海外华侨纷纷发来贺电，各地军民举行集会庆祝和提灯游行。

（二）

民国元年（1912）：

从代理参议院到临时参议院

一院制拉开民国国会序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上午11时孙中山乘坐的专车离沪时，上海中外商民涌向车站送行。专车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响于数里，常州、镇江欢迎者均及万人。在南京，各省代表及文武官兵、男女学生四五万人聚集下关车站欢迎。下午5时，孙中山抵宁，各炮台、军舰均放21炮。孙中山乘扎花马车与迎接代表同进总统府。

1912年1月1日夜11点，于总统府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各省代表齐集，欢呼万岁之声震动天地。军乐奏后，由各省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况：“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翻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享有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先生宣誓。孙中山郑重宣述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毕，景耀月致颂词，随致送大总统印绶。孙中山即以此印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郑重答词。典礼在三呼中华共和万岁和奏乐声中结束。

孙中山就任后，立即与代理参议院密切合作，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迅速组建起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并履行职权，确定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满蒙回藏与汉族平等重大原则，主导南北会谈的正确方向。尤其在处理推袁自代问题上，孙中山展现出伟大的革命家一切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博大胸怀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一方面，他在给袁世凯、伍廷芳等人的多个复电中一再表示，如袁能不劳战事，避免南北战争，清帝实行退位，实行共和，即推袁自代，决不食言；同时强调清帝退位后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在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推袁为大总统。另一方面，同袁世凯出尔反尔、破坏南北和谈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1月27日，孙中山特电全国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的罪状，愤怒地指出：“若因而再启兵釁，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通电各国公使，揭露袁世凯欲令解散南京临时政府，妄图一人独揽大权的阴谋。同日提请（南京临时）参议院听取讨论南北会谈情况报告，（南京临时）参议院全体议决主战并对内外正式发表。当日伍廷芳受孙中山之命向全国发表通电，披露南北和谈的全部经过和袁世凯反复失信的卑劣行径。孙中山义薄云天的大义之举和坚持原则的坚定态度，最终挽救了南北和谈，赢得了全国各界的钦佩与尊重，为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实行民主共和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与此同时，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工作紧张展开。1月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发表通电宣布，由于各地参议员未及赶到南京，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暂代参议院职权代理参议院，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正副议长。1月3日，孙中山提出国务员名单，经代理参议院讨论调整后通过。代理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月下旬，各省都督府派遣的参议员陆续抵达南京，代理参议院完成使命，以（南京临时）参议院名义开始进入工作。1月25日，代理参议院起草并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指定林森等9人为审查员提出审查报告，为即将正式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作准备。

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北京临时参议院各自作出历史贡献

到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时，其最高立法机构经历了在三个法律上均称为参议院的演进过程。为了表述清楚，笔者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期间产生的参议院分别表述为：代理参议院和临时参议院，又按临时参议院产生的先后以（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北京临时）参议院记之。（本文中前面部分的相关表述同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期间的两个临时参议院议员的产生办法不同，各自作出的历史贡献也不同。同时，各自也都遗憾地留下了后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南京临时）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委派代表作为议员组成的参议院

（南京临时）参议院是中华民国成立初创时最高权力机构。在国家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南京临时）参议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其成果充分显示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驱对国家和民族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智慧。

1912年1月28日上午11时，（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劝业场举行正式成立大会，17省都督府派遣的38位参议员出席。孙中山率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到会，孙中山在祝词中勉励议员们为固民国之始基而努力。教育总长蔡元培、陆军总长黄兴和几位次长发表演讲。1月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开议，出席议员26人，林森当选为参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南京临时）参议院数日后先后审议通过了《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清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条件议案》，送达北京后最终为袁世凯和清室所接受。

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颁布诏书宣布退位，“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至此，清王朝26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国体正式落幕。

孙中山领导制定，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和优待清帝的议案，及时回应了少数民族特别是满蒙回藏各族人民的关切，作出了维护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严肃认真地研究提出优待清帝的条件，为清王朝以非战争的方式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延续两百多年的清王朝以清帝退位平稳谢幕，国家统一得以维护，南北内战得以避免，苦难的中国人民暂时躲过了一劫。孙中山先生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功勋至伟！

2月14日，孙中山率各部总次长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南京临时）参议院在接受孙中山辞职后通电各省：“新总统未莅宁受任之前，总统暂不解职。”同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定都北京。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黄兴的坚持下，15日复议后表决改为定都南京。

2月15日下午2时，孙中山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讲，表达了全国各界对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巩固民国的愿望。2月16日后，孙中山多次致电袁世凯，促其南下就职，并定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宋教仁等8人为迎接员，协同唐绍仪北上迎接。然而，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阴谋策动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定都南京的决议很快成为一纸空文。蔡元培等28日抵达北京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就发生兵变事件，3月1日袁世凯、蔡元培先后电告孙中山。3月3日孙中山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决定派兵北上。之后，北方多地商会、团体和段祺瑞等军人发布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要求定都北京，英、美、法、德、日、俄均派兵天津，露出干涉之象，蔡元培等人致电孙中山建议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在接袁世凯北方局势已定电报后，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规定其就职的6条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最后时刻，表决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签署公布。《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第一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有信教之自由，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有选举及被选举职权等权利。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规定参议员由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之。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笔者认为，《临时约法》把《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种混合体，与当时混乱复杂的南北局势密切相关。为了国家民族免受战争灾难，辛亥革命的胜利者作出了极为矛盾而痛苦的选择，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拱手让给前清重臣袁世凯确是大义之举，而袁世凯在南北和谈期间的反复失信和独断专行，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大为失望和忧虑。《临时约法》的这个规定，表明了革命党人试图通过由《临时约法》作出法律规定实行总统制和内阁制的混合体制这种方式，来加强对袁世凯权力的制约，希望以此使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巩固。

《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由于《临时约法》所具有的宪法这个根本大法的地位，它的颁布实施影响甚至左右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期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虽然如许多后人研究指出的那样，“其缺漏虽多”，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高耸入云！《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又一伟大历史性贡献。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袁世凯提出的内阁名单，唐绍仪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4月1日，孙中山与前内阁阁员赴（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正式解职仪式。孙中山在解职词中说，任职三个月，为中华民国草创之时代，三个月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之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印交还（南京临时）参议院。（南京临时）参议院致词称赞孙中山先生推翻清廷、结束专制、创立民国之功。孙中山签署公布（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参议院法》，向全国公布解职令后去职。（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参议院法》为（北京临时）参议院依法成立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巩固共和国体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4月2日，袁世凯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民国临时政府迁北京案，（南京临时）参议院以2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休会，开始迁离南京往北京。

（北京临时）参议院：依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参议院法》由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组成

（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历史功绩是决定国会实行参议院、众议院的两院制国会体制，制定并颁布了国会组织法，成功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两院议员的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

根据（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参议院法》的规定，（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各省临时议会选举产生，每省5人，不再由各省都督委派。为此各省和蒙、藏、青等地区都按规定选举产生了参议院议员。

1912年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前清资政院举行开幕式。到会议员75人，由林森主持大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唐绍仪率领新内阁各部总长集体亮相。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开会。林森辞去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选出的参议长职务。会议选举吴景濂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7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着手起草国会组织法。6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袁世凯提名的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后因遭议员弹劾，陆征祥7月18日辞职。7月23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段祺瑞胁迫下通过了袁世凯提名的赵秉钧为国务总理。8月2日、3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分别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8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签署颁布。《国会组织法》规定：“民国议会，以下列两院构成之：参议院、众议院”，确定了两院制的法律地位。由此，西方的两院制依法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关于参众两院的职权，《国会组织法》规定，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同时规定两院同时行使参议院职权。制定宪法，非两院各有议员2／3以上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3／4以上同意不得议决。

两个议员选举法分别对参、众两院议员的产生办法和名额作出了规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的法律规范。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学会8人，华侨6人，共274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届满全部改选。各省参议员选举，先选举省议员组织正式省议会，然后以省议员为选举人，进行选举。（省议员也须经初选、复选两阶段选举。）

众议员由各地人民选举产生，每人口满80万人选出1人，人口未满800万的省也可选出10人，共596人。众议员任期3年，期满全部重选。众议员选举为复选制，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复选由若干初选区组成（每省不超过8区），各省地方长官充任选举总监督。

1912年9月5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日期令，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进行初选，1913年初进行复选。1912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令，规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选举，各省、中央学会和华侨在2月10日选举。根据时间表，各政党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全国展开了自清末省一级的谘议局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选举，全国投票人数约400万。1913年春国会两院议员选举完成。

（三）

民国二年（1913）：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

两院制正式登台

1912年冬至1913年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两院议员选举总体上顺利进行。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392个席位（参议院123席，众议院269席）。国民党即将以国会第一大党的身份信心满满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天有不测风云。3月20日晚，应袁世凯之邀前往北京会商国是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3月22日不治辞世。宋教仁的突然遇害，立即在全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中华民国刚刚诞生，两院议员才刚刚选出，国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国会多数党领导人就倒在血泊之中，不啻给刚刚热情移植西方多党制、两院制，激情争辩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的中国政坛精英泼了一大盆冷水，还给中国未来的政局走向增添了极大变数。宋教仁被刺案给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正式国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宣武门原财政学堂举行。虽然袁世凯没有出席，但开幕式还是隆重的。禁卫军鸣礼炮108响。到会参议员179人，众议员502人，公推年纪最大的杨琼议员为临时主席，宣布开会。林长民宣读开会词，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辞，他说：“今日国会诸议员，系由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籍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依赖以圆满进行。”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心情复杂的议员们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国会开会之时已非议员竞选之时。宋案引发的紧张局势使得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张之日立即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同以帝国主义国家为后台的北洋军阀斗争的舞台。

4月25日，参议院选举议长，国民党的张继和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4月30日，民主党的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翌日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副议长。

4月26日，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在未经国会讨论的情况下，按照袁世凯的要求与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图谋，遭到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的激烈反对，谴责这一违法签约。4月30日，参议院通过反对大借款案。孙中山发布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谴责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南方多地通电反对大借款。国会内外国民党同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袁世凯凶相毕露，下达除暴安民令，举兵南下讨伐国民党，孙中山领导南方多省起兵反袁，爆发“二次革命”。由宋教仁被刺案、大借款案引起的政治危机迅速演变成战争危机。由于力量悬殊，“二次革命”失败。

国会内部，两院议员虽争辩激烈各不相让，但还是就宪法起草问题达成共识。由多党人士组成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于7月12日召开成立大会，他们选择天坛祈年殿为办公场所，在这里起草并由该委员会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虽国会于几个月后被袁世凯解散未能审议，“天坛宪草”还算是为第一届国会留下了一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成果。

袁世凯解散国会

第一届国会散伙

仓促搬进中国的两院制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仓促停摆。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当选大总统后，立即于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于1914年1月宣布解散国会。荣耀登场的参众两院议员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似梦非梦的进进出出，命运多舛的民国首届国会几乎让每一位议员都尝够了从大喜到大悲的滋味。

袁世凯一上台，就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严厉制裁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迫害对政治不满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中央和地方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从1904年的45．7万人增加到1919年的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在北洋军阀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烈。这时，资产阶级的两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走着不同的道路，但都面临着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后依附袁世凯和段祺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所抛弃。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先后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由于没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没有从实质上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条路也没有走通。从1913年底到1925年的12年间，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们利用国会、胁迫国会、制造国会、操纵国会、踢开国会，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完全把国会当玩偶；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也将国会当舞台同北洋军阀等大大小小军阀斗争。

中华民国国会——作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有的印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这一切，还得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说起。从公然非法解散由全国依法选举产生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到悍然称帝，袁世凯把议会当工具，玩弄于股掌之间，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实行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的院府关系从此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乱局。在共和制的国体下，不论总统还是总理及其他内阁成员，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公权力的来源问题，其法定权力只能来自经依法选举产生的国会。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实现民主共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方面，在南方发动对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动员第一届国会议员离京南下，在广州举行国会，不屈不挠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护法斗争（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而掌握着国家实际权力的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等军阀，则在北京一次次上演解散国会——选举新国会——产生新内阁——再解散国会——再选举新国会——再产生新内阁的闹剧。民国国会，成了任何一个执政者绕不过去的一座山。

民国三年至民国四年（1914—1915）：

袁世凯策动造势请愿

“造法投票”逆天称帝

民国第一届国会被解散后，袁世凯立即全面改造国家机构。任命以李经羲为议长的由80名议员组成的政治会议为政府咨询机构（半年后被参政院取代）；特设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的约法会议为造法机关，制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国务院为政事堂，由徐世昌主持。

到了1915年，袁世凯加快称帝复辟的步伐，公然上演了胁迫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国体问题投票、为其称帝制造合法依据的大戏。1915年8月，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发表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文章，放出袁世凯称帝的信号。杨度、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鼓动各地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组织各种公民请愿团请愿。9月1日，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向参政院递上请愿书，要求变国体，废民主、立君主。10月8日公布参政院通过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依据该组织法，从10月下旬起，各地在进行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后即进行记名决定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对中央和各省区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决定国体投票进行总开票。开票结果，全国总票数1993张，一致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在参政院“依法”完成推戴程序后，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改国号为中华帝国，1916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公然采用制定颁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所谓“决定国体投票”等手段开历史倒车，影响极其恶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次行使投票权的结果，成为袁世凯“依法”称帝的依据。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庄重的名称刚刚问世就与袁世凯称帝一道为全国人民所不齿。

（四）

民国五年（1916）：

护国斗争风起云涌

民国第一届国会首次复会

袁世凯悍然称帝复辟的逆天之举，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并派李烈钧抵昆明酝酿兴兵讨袁方案。12月25日，蔡锷将军率先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黔、粤、浙、湘、川纷纷响应，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大元帅，1916年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企图弃皇帝而留总统。汤化龙等议员通电反对，坚决要求袁世凯彻底退位，并誓言，若义师失败，甘愿以身殉国。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暴毙于北京。袁世凯称帝83天，以一代枭雄始，以一个丑角终。

黎元洪宣布第一届民国国会复会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吴景濂、汤化龙两位议长分别致电黎元洪，要求明令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约法。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颁布申令：“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唯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来，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仍应有效。此令。”黎元洪又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宣布续行召集国会。黎元洪邀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欣然回复表示：“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

1916年8月1日，被解散两年多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举行开会典礼。两年多前被袁世凯驱散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519位参、众两院议员神采飞扬地出席。黎元洪亲临国会，补行了总统宣誓仪式。

然而，喜气洋洋的复会气氛，难掩洪宪帝制创痛。国会虽是原班人马，由于国民党、进步党等政党都已瓦解，政党政治已如雪融，各位议员都以宪法研究会、同志会等名义参会，所陈意见五花八门，争辩起来，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重开的国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很难取得多数人的赞成。汤化龙经各方苦劝到8月26日才勉强同意复任众议院议长。10月3日国会补选江苏都督冯国璋为副总统。

早日完成宪法成为复会后的国会的首要任务。9月5日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初读，从9月15日至1917年1月10日，国会举行了24次会议进行审议。议员们积极认真，各抒己见，逐章逐条质疑争辩。但终因在孔教是否定为国教、国会解散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问题上的见解分歧严重，讨论四个月也没有达成共识。黎元洪急了，特把梁启超、汤化龙、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等请到总统府聚餐，作揖打躬，恳请疏通几位议员各让一步，早日完成宪法。最终仍是议而未决。

但更令复会后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始料未及的是，仅仅工作十个来月，又下了岗。

民国六年（1917）：

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黎元洪解散国会

张勋上演复辟闹剧

对德宣战问题引发一连串政治危机，一个月内的政局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大总统黎元洪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务——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请张勋出面调停——黎元洪屈服于张勋解散国会——张勋出演复辟清帝闹剧——黎元洪拒不交权，一面恢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一面请冯国璋暂代总统——段祺瑞讨伐张勋成功——段祺瑞请黎元洪复职遭拒——段祺瑞组阁——召集临时参议院，组织新国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为扩大在华利益，各自通过北洋军阀中的代理人操纵中国政策走向。1917年2月，美国放弃中立，要求中国对德国绝交。在中国是否追随美国与德国绝交、宣战问题上，各有外国后台的大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内阁产生分歧。依临时约法规定双方只得提请国会议决。3月10日、11日，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对德国绝交案，3月14日黎元洪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4月11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段祺瑞提出要追随美国对德宣战，遭黎元洪拒绝。对德是否宣战，再次成为国会争论焦点。此时，段祺瑞重演袁世凯故伎。5月10日主战派动员的数千人“请愿团”围攻国会，声称必须当天通过宣战案，否则不准议员回家，引起议员激愤。段祺瑞到众议院应询遭到议员斥责，只得命令驱散国会外请愿人士收场。第二天，内阁各总长辞职，内阁只剩下国务总理段祺瑞一人坚守。5月19日国会通过俟内阁改组后再议宣战案。宣战案被搁置下来，引出一连串政治变局。首先是各省督军团站到了前台，联名上书黎元洪，要求大总统改制宪法解散国会，被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于法无据”为由拒绝。5月23日黎元洪同意国会的请求，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改组内阁。此举立即引发全国范围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响：安徽、陕西、河南等10多个省督军团兵变，通电独立，反对《临时约法》，要求解散国会，声称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而在上海的孙中山和滇、黔、川、湘、粤、桂西南六省强烈反对北洋军阀干政。迫于各方压力，6月12日黎元洪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6月14日张勋以调停为名率军进京，7月1日张勋宣布拥立溥仪为帝，上演了民国初年第二次复辟帝制闹剧。黎元洪发出各省出师讨伐令后逃离总统府，同时电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在府院之争中下了台的段祺瑞，这次抓住了机会，以讨伐张勋为名从天津起兵，7月12日进京平息复辟。

张勋复辟被粉碎后，再次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实权，采取强硬手段实行军阀统治。他以再造民国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重开民国国会，声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一方面，他通令各地指派新议员另行组织了一个由他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另一方面，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出兵湖南以制两广，出兵四川以制滇黔。段祺瑞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孙中山等维护共和力量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孙中山毅然举起护法大旗，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陆海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从此开始了护法运动。

（五）

民国七年（1918）：

一国两国会

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5月21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科学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请愿，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学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一部分学生成立北京学生爱国会，10月，又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学生救国会，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组织活动，成为一支很有生气的革命力量。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转折关头，显示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这段时期南北国会的斗争，日益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相关。

在南方，吴景濂、王正廷等150多位第一届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大举南下，迅速召开国会，选举军政府，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宣布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为非法政府。1917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两院合一的“国会非常会议”（亦称“护法国会”），选举林森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仍为副议长；吴景濂为众议院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国会非常会议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立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非常国会选举，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非常国会举行大元帅选举。到会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参院议员91人，孙中山以84票当选军政府大元帅。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成立后，受南方军阀和非常国会内各派议员的掣肘，施政受阻。由于海军司令程壁光被刺案等事件的影响，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18日通过《中华民国联合军政府组织大纲》，由此联合军政府取代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5月20日，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为联合军政府政务总裁（史称七总裁）。8月19日，联合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政务会议主席。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孙中山推动的护法事业受挫。

在北方，1917年9月29日，段祺瑞政府则以孙中山和非常国会另立政府、分裂国家为罪名，下令通缉孙中山、吴景濂等人；同时坚持不恢复旧国会，通电设立临时参议院。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于1918年2月完成了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的修改，由政府公布。3月6日，公布两院议员选举日，规定1918年6月10日为众议院议员选举日，6月20日为参议院议员选举日。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操纵的这次新国会选举，由于遭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粤、桂、滇、贵、川等地的一致反对和抵制，加上蒙、藏、青的议员由北京政府指定，真正举行选举的只有14个省区。8月12日，段祺瑞操控下的新国会宣告成立，到会参议员106人，众议员258人。8月21日、22日先后选举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梁士诒为参议院议长。新国会议员主要有三个派系：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而来自安福俱乐部的有330多位议员，取得新国会的压倒性多数，故坊间称新国会为“安福国会”。1918年9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新国会在两院议员勉强凑够人数后进行投票。徐世昌得425票，超过法定人数，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写信给国会两院议长，推荐直系的曹锟为副总统人选，交通系和研究系的议员不买账，干脆躲到天津罢选，副总统选举只得作罢。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期间，大洋彼岸传来噩耗，民国国会的一位重要人物、年仅45岁的汤化龙，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刺身亡。

这样，1918年夏天的中国，南北两个中华民国国会都很忙碌！

南方国会与北方国会摆开了擂台，全面对着干！在北京的许多无法立足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对段祺瑞等安福系操纵新国会选举感到失望和不满，纷纷响应南方非常国会的召唤，南下广州参加国会。1918年6月12日——在被北洋军阀政府解散一周年之日，来到广州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召开正式国会。依据议院法的有关规定，把7月12日后未到院的参众两院议员解职，由候补议员递补，满足了法定人数。8月19日，参众两院议员召开联合会议，发表宣言，声明北洋政府之一切法律案、条约案，未经国会议决之前，统归无效。从8月20日开始，南方非常国会改为正式国会（此时，北方的新国会正在举行，8月21日、22日选出了参众两院议长）。9月4日南方国会通电全国，宣布北京国会无权选举总统（这一天，是北方国会的总统选举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10月9日，南方国会发表第三个通电，宣告“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权”。（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

南北的严重对峙，引起全国各方面的关注和忧虑。在各方的压力下，10月23日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暂代。同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推动南北和平。这个团体，号称各门各派大团结，立即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0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和平令，宣布停火。11月25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停火。11月30日，南方七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提议上海租界为南北谈判地点。之后双方在谈判地点问题上争执了两个多月，法、英、意、日、美五国公使为维持和扩大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出面周旋，南北双方最终同意上海为谈判地点。1919年2月20日，举国瞩目的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然而，南北和谈并不顺利，就在僵持不下的5月，一个更大的和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日本在和会上提出全盘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中国代表交涉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5月13日，南方和谈代表提出，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取消一切中日密约等八条，对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的意见北方代表都赞成，但在是否恢复旧国会问题上坚持不让步。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南北和谈终以南北代表总辞职而停了下来。

1919年6月11日，徐世昌以巴黎和会失利、南北和会也失利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次日钱能训内阁亦全体请辞。安福国会以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请大总统照常任职。6月13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特任财政总长龚心湛兼代国务总理。到了9月，改由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任国务总理。

虽然政见相左，但南北两国会议员都认识到，尽早通过宪法，就有了合法执政的最高法律依据。因此，两个国会几乎同时都将重新审议“天坛宪草”摆上议事日程。在南方，1918年10月2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会议开始审议，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论，尽管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国税和地税的划分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因国会等问题须待南北和谈结果而定，又一次停顿下来。一年多后，在南北和谈迟迟无果的情况下，南方国会再次启动宪法审议。1919年11月18日开会。重新启动不易，取得一致更难。多党制早在1913年就被搞臭了，议员们都不愿意以政党代表的名义出席国会，政见相同或相近的议员形成政团派系参加国会活动。南方国会内的民友、益友、政学三大政团派系对立严重，议员们在审议诸如大总统有无权力解散国会、省长职权、地方制度等问题上再起争议，互不相让，导致审议会议8次流会。到了1920年1月24日，国会召开宪法会议，虽众议院300名议员到会符合法定人数，但因参议院不足法定人数未能正式审议。万般无奈，参议院议长林森即席发表悲切演说：

吾人来粤护法，于兹数年，救国目的丝毫未曾达到，今之所希望者，在此宪法能于护法期间，完成大业。不意少数人之牵掣，又告功败垂成。数年来人民困苦流离，丝毫福利未曾得到，即此百余条纸上空文之宪法，亦属望梅不能止渴，殊足令人伤心。

最后，林森含泪宣布，国会宪法会议闭会，停止议宪。至此，南方国会修改宪法之举再告休止。

在北方，安福国会于1918年12月，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天坛宪草”进行全面修改。经过半年多的工作，1919年8月，形成了新的宪法草案。但北方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同样面临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南北两国会是合并还是取消？是取消一方还是双方都取消？议员们只得等待南北议和的结果。这样，北方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制定的宪法草案，同样没有提交国会讨论。到了1919年的下半年，中华民国南北两个国会的修改宪法的工作，都停顿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层面。国会未行审议。

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宣布辞去联合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南方国会议决挽留。数名议员函请孙中山和在上海的议员返回广州。孙中山在上海，筹划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林森等议员积极推动改组联合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12月19日，南方国会一百多位议员在《民国日报》发表宣言，呼吁“速集国会议员，选举总统”。12月27日，岑春煊因国会议员提出不信任动议而被迫辞职。民国九年（1920）：

一国三国会

在南方，出现了两个国会

一个是动议迁往上海或云南的国会。1920年初，林森、吴景濂、褚辅成等国会议员和伍廷芳对岑春煊军政府秘密与徐世昌洽谈南北议和日益不满，筹划把国会搬到上海或云南，继续推进护法救国。清明节前后，他们携带国会印信、卷宗、经费分批秘密离开广州到达香港。之后，一路200多人由林森、吴景濂带领前往上海，另一路由褚辅成带领前往昆明，开始了他们新的护法救国行动。5月5日，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决定将国会迁到云南。6月2日，孙中山和林森、吴景濂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宣布在云南组成合法的军政府。之后，林森、吴景濂等人历经辛苦，到达重庆，与另一路褚辅成等议员会合。然而，混战中的川、滇军阀，并没有礼遇这些国会议员。无奈，惊魂落魄的议员又颠沛回到上海。之后，又几经周折，回到广州。这是后话。

另一个是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组成的非常国会。4月6日，留在广州的300多名议员召开联席会议，推举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通电宣布吴景濂、林森带印潜逃。这些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选举岑春煊为大元帅。这便有了同时存在的第三个中华民国国会。

这时，徐世昌想绕过南北国会与岑春煊的广州军政府谈判，段祺瑞想绕开广州军政府，推动安福国会（北方国会）与林森、吴景濂的旧国会（南方国会）合作共同制宪。南北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南北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犹如云雾山中。

1917年以后，社会变乱不断。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大开杀戒。所幸尚未演变成全国性内战，这期间，南北议和时谈时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废督裁兵运动的发生对南北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成了直系首脑。1920年6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军北上直捣北京，7月14日，在张作霖奉军支援下大败皖军（直皖战争）。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8月31日，安福国会（北方国会）宣布闭会。安福国会虽未被明令解散，但实际已不能履行职权，因此，要不要设立国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会，立即又成为南北各方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1920年8月1日，吴佩孚在取得直皖战争胜利后制定了国民大会提纲（八条），提出推倒国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宗旨是：“由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吴佩孚的想法得到各地民间的响应，纷纷成立国民大会筹备会、策进会等团体，但遭到了张作霖等军阀的反对。袁世凯曾经制定过《国民会议组织法》并组织过国民会议议员的选举。吴佩孚这时首次使用国民大会这个提法，从内容到名称上既区别于袁世凯的国民会议，又明确提出推倒今之国会，反映了国民已对民国成立10年来的两院制国会的强烈不满和深深失望。

绕不过去的国会问题，再次摆到南北各方面前。在北方，1920年9月10日，由驻节保定的曹锟领衔，各省军民政长官31人联名通电，提出根据旧法，重召国会的建议。然而，安福国会虽已停摆，法律上依然存在；如果宣布安福国会非法，由它选出的徐世昌大总统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徐世昌无路可退，只得下令宣布，1918年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组织法、选举法统统无效，要求内务部依照民国元年的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迅速筹备国会选举。但是国会的名义又成各方争论焦点：恢复民二国会（笔者注：民国二年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后面涉及的相关表述，类同。）南方通不过，因为南方国会一直称自己就是民二国会；保留安福国会，南北都通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再选出个“新新国会”（因安福国会称为新国会）。1921年3月21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区，要求务必于4月底前完成选举。但全国最后只有苏、皖、鲁、晋、陕、甘、新疆、东三省、蒙古等11省区举行了选举。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称“民十议员”。因达不到召集国会的要求等法理问题均未理顺，选出的议员无法开会，只得待在北京无所事事。

在南方，几乎在安福会国会倒台的同时，在闽南护法取得成效的陈炯明率粤军驱走桂军，占领广州。岑春煊、陆荣廷等出逃。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致电孙中山，请他速回广州。11月25日孙中山乘船离开上海，三天后到达广州。军政府任命了新成员，孙中山兼任军内政部长，陈炯明任陆军部长。1921年元旦，孙中山发表新年演讲，宣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建立正式政府，抵制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方非法国会和非法总统。

民国十年（1921）：

这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一国两总统

在南方，1921年4月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取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4月7日下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到会参众两院议员222人，推举林森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会议表决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后选举大总统。孙中山得票218张，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时，1921年的5月，中国有了两位中华民国大总统：北方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出的徐世昌大总统，南方是由坚持护法斗争的国会非常会议选出的孙中山大总统。

实际上，到了1921年上半年，就全国而言，有四个均称为中华民国国会议员的群体同时存在：在北方，有对国会被解散强烈不满的新国会议员（民七国会议员，亦称安福国会议员），有刚刚当选的新新国会议员（民十国会议员）；在南方，有以林森、吴景濂为参众两院议长的为护法而颠沛流离的民二国会议员；有留在广州组成非常国会的民二国会议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之后在嘉兴南湖续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像一座灯塔，给在黑暗中摸索道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目标，人们对国会早已失去民国初年的神秘感，对十年来国会在封建军阀操纵下上演的一出出闹剧更感失望。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启示中国人，中国政体的选择有了新的选项。

（六）

民国十一年（1922）：

中共主张切中时弊

南北国会重拾于一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这个重要文献论述的10个问题，清醒判明了当时中国的复杂政情，明确指出依靠袁世凯式皇帝总统的军阀恢复国会以维法统和依靠诸侯军阀割据的联省自治，都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时局；提出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军阀继续战争的正确主张。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决议。大会作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的决议并规定了具体实施计划。中国共产党鲜明指出了所谓重开民国国会和联省自治都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所操控的实质，推动反帝反封建民主联合战线的形成。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等3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慎重讨论并决定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同时强调共产党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保持独立性。中共三大第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联合战线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推动了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促进了全国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高潮的兴起。

时局的变化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判断的正确性。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陈炯明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南方政局再现混乱；南北各地兴起的地方自治使得局势愈加动荡，各地政治争执不断。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主张恢复旧国会的力量占据了上风。1922年5月5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发表通电，主张请黎元洪复职，召集1917年旧国会，同时要求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江苏督军齐燮元、河南督军冯玉祥等也呼吁“恢复法统，进行统一”。“恢复法统”口号的提出，再一次引出了国会议员对国会合法性、总统合法性问题的争论。5月24日，参议员26人、众议员42人在天津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到了6月1日召开筹备处第二次会议时，增加至参议员64人、众议员138人。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发表通电，从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职权，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在北方，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被迫宣布辞职，从此彻底退出政治舞台。6月3日，蔡元培、胡适等200余名社会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指出：“自六年（1917年）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以赖之！”北方学者在徐世昌宣布辞职后的第二天就发出强烈呼吁，客观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的正义性，反映了全国各界渴望结束战乱、稳定政局的良好愿望。徐世昌辞职后，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等国会议员和曹锟等10省督军、省长的劝请下复任总统。6月12日，黎元洪大总统下令撤销1917年所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敦促两院议员克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

在南方，6月16日，在美英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登上永丰舰指挥海军与粤军激战，失利后被迫离开广州去往上海，北伐再度停下。陈炯明叛变革命，使孙中山丢掉了依靠南方军阀打倒北方军阀的幻想，也放弃了通过旧国会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坚定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决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支持下，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武装，支持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成为新的北伐的强大阶级力量。

而对于一些仍对重开国会抱有幻想的旧国会议员来说，除了开国会，他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南方国会议员对徐世昌辞职、黎元洪复职后下达的重开旧国会的总统令还是作出了回应，经过争辩，他们陆续离粤北上参加重开的国会。

1922年8月1日，分散多年的身在南北各地的国会议员再度聚会北京，第一届中华民国国会再次正式开会。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从法理上说，尽管重开后的国会立即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纷争，国会乱象还在继续，但国会的第二次恢复，结束了国家政体南北分立、一国三国会、一国两总统的局面，动荡纷乱的中华民国名义上重新由一个国会、一位总统行使职权了。

民国十二年（1923）：

国会再分南北

曹锟贿选，国会从此臭不可闻

无奈好景不长！到了1923年6月13日，也就是黎元洪复职整整一年后的这一天，黎元洪把印信交给姨太太藏在法国医院，之后只身离开北京去了天津，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胁迫签署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的命令，虽到家后又发出通电宣布“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然已于事无补。过去的一年，第二次恢复的民国国会是在杂乱中熬过来的：国会内民六、民八议员合法性之争一直不断；黎元洪复职的合法性争论不断；在组阁、倒阁问题上的争论不断（内阁总理就换过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等人）；没完没了的制宪会议仍无结果。曹锟为当选接任总统加紧动作……一年前被议员和军阀连哄带骗地复职的黎元洪大总统又一次被军阀和政客抛弃了！

在南方，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取消大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委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为开始新的北伐作准备。黎元洪出走后，孙中山致函在北方的议员，希望他们力持正义，以离开国会南下来抵抗窃国权者。

在北方，北京王用宾等国民党议员发出通告，劝国民党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475位议员联署，请孙中山速复总统职。6月16日，两院议员举行会合会，其合法性遭到褚辅成等200多名反对派议员的质询，他们在发表《离京宣言书》后到天津、上海集结。

大批国会议员南下，宣布在上海召开国会。1923年6月下旬，国会议员陆续从天津到达上海。到7月中旬，已有317位在上海报到。7月14日，南下议员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式”。会议发表宣言，宣布一俟议员人数足够法定，即开正式国会。部分南下议员把黎元洪请到上海出席议员谈话会，因到会议员意见不一，只得作罢。10月8日，黎元洪黯然离开上海赴日本休养，从此淡出政坛。

留在北方的国会议员召开国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按照国会原定的日程，10月10日是公布宪法和选举总统的日子，时间已经相当紧迫。8月24日，吴景濂在北京召集议员开谈话会，当场议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发银元百元，以确保有足够人数开会，被部分离京议员以“行贿罪”告发。9月12日，开总统选举会，签到议员422人，因距法定人数差159人，选举会不欢而散。曹锟以每位议员5000元贿购选票，遭到483位离京议员通电痛斥。10月1日，曹开始向国会议员发放支票，遭议员告发。10月4日，国会宪法会议二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国会通告，翌日（10月5日）进行大选。

曹锟贿选国会议员当上总统，

民国国会钉上历史耻辱柱

1923年10月5日下午，到院两院议员593人，已凑足法定人数，当即投票，曹锟得票480张，依《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0月8日，《中华民国宪法》全文三读通过，10月10日公布。争论了10年的宪法，算是尘埃落定。曹锟当日宣誓就职。

曹锟贿选，举国哗然。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1923年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团不得承认伪总统。1924年1月4日，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出师北伐。1月20日，由12%以上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1月30日，选举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当选，形成了国共合作推动北伐的全新局面。这次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同时标志孙中山由过去主要依靠南方军阀势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政策的重大转变。

曹锟贿选丑闻暴露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讨曹怒潮。参与贿选的“猪仔议员”同时成了各地民众和学生抗议的目标。安徽芜湖、安庆先后爆发示威学生打砸贿选议员住宅事件，震惊全国。抗议学生的这种行为，表达了对“猪仔议员”贿选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是对民国国会成立十年来表现的强烈不满。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因参与曹锟贿选事件声望大跌，12月21日带着众议院印信逃到天津，虽发表通电示硬，但再也没有机会翻身。这位历经中华民国国会十年风风雨雨、“以殉国殉宪号称于世”、曾四度出任民国国会议长的风云人物，从此结束政治生涯。“猪仔议员”这个恶名，成了当时人们称呼国会的代用词。尽管未参与贿选的279名国会议员宣布成立的国会非常会议作了最后的呼喊，中华民国国会已山穷水尽，臭不可闻，难逃消逝的厄运。

（七）

民国十四年（1925）：

这一年，革命伟人孙中山逝世

这一年，爆发了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预示着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中华民国国会悲凉的最后一幕

民国成立以来，国会的命运一直被绑在军阀混战的战车上。得势军阀主宰着议员们的生计和国会的沉浮。到了1924年底，民国国会终于快走到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9月10日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国民革命旗帜下铲除一切军阀势力，从根本上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既得的一切权益及其势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誓师北伐，9月12日，孙中山在韶关以大元帅名义发出讨伐曹锟、吴佩孚布告。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10月19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软禁曹锟，组织摄政内阁。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北方国民党人积极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10月25日，冯玉祥等政变领导人会议正式决议，“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以便打开更新的局面”。之后冯玉祥三次电请孙中山“早日来都，共维国是”。孙中山复电冯玉祥等人祝贺北京政变成功，表示愿意应邀北上以定“建设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强调“北伐之目的，不仅在于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于生存之帝国主义”，要求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然而，正当孙中山启程北上途中，北方政局急转直下。迫于皖、奉、直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冯玉祥妥协，与张作霖、卢永祥等人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2日段祺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这是一个集总统、内阁、国会为一体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政权性质如同曹锟直系军阀政权，排拒孙中山于中枢之外。北京政变失败。11月24日，段祺瑞正式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北京政权再一次在北洋军阀中转了个手。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抓住这个“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应邀北上谋求和平统一，他高举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面大旗，沿途呐喊，唤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迅速形成了空前的反对军阀、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北方政局逆转时孙中山正从广州北上前往上海，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和平统一，孙中山不改初衷，坚持北上。北上行程中绕道日本宣传两大主张。孙中山从日本回国12月4日到达天津时受到2万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令全国人民极为痛心的是，在国家这一次面临和平统一机遇的关键时刻，多年积劳成疾的孙中山病倒了。12月31日扶病抵达北京后入院接受治疗。1925年3月12日，革命伟人孙中山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突然辞世，使全国人民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也使所有指望重开旧国会的国会议员们幻想完全破灭。

1925年的春天北京很忙碌。有三个方面都称是代表国民的会议在召开：一个是段祺瑞召集的由166人组成的善后会议2月1日开幕，4月2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等条例；另一个是由200多位代表出席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3月1日开幕，4月16日闭幕，大会通过的《国民会议组织大纲》等条例，顺应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各界希望尽快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军阀专制，建立正常国家秩序的强烈愿望；第三个是民国国会非常会议也在开会，三次发表宣言，宣称继续履行国会职权。

1925年春天在北京同时召开的这三个会议，都宣告了一个结果：将来召开国民会议也好、国民代表会议也好，声名狼藉的民国国会将不可逆转地被取代。4月24日，段祺瑞下达“废弃法统令”，取消参、众两院。即废除宪法，废止临时约法，解散国会。4月26日，京师警察厅的警察驱散国会参众两院警卫，内务部收走国会印信、文件、器具。1925年4月26日，这一天，中华民国参、众两院关门走人！一些拒不接受段祺瑞这一套的国会议员，在1925年6月5日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发表的谴责“五卅惨案”通电，成为中华民国国会的绝唱。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制的中华民国国会从此销声匿迹。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公然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示威的游行群众，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4月9日段祺瑞在全国人民的怒吼中被赶下台。段祺瑞操纵的国民代表会议随之烟消云散……

1926年7月开始的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经过10个月的浴血奋战，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着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更为严酷的斗争和考验，对创建全新国体政体的探索异常艰辛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