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

同盟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

同盟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

20世纪初，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有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正月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和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

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建立的，联络湖南会党，活动于湖南、湖北一带。光复会是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人建立的，活动于上海、江浙一带。第二年，武昌的日知会由刘静庵等人重组，开始了正常的革命活动。加上亿万农民以及城乡其他劳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妄图用疯狂屠杀义和团爱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革命运动。同它们的反动愿望相反，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被它们的血腥暴行所激怒，掀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在全国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他感到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必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亲自向华兴会的领导人说明相互联络、共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在华兴会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的积极协助下，准备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六月七日，他们在日本友人内田良平家集会，讨论有关成立统一革命团体的问题。孙中山首先发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明确指出：“革命者的任务就是造反。造，就是创造新世界；反，就是反对清朝卖国政府。今天，就是请大家来共商革命大计。”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赞同将新建立的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与会的人先后在决议书上签字，表示愿意参加和效忠这个革命组织。

大家又认真讨论了同盟会的宗旨。孙中山提出以“驱除鞑虏（指满洲贵族反动统治），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有的人因为家里是大地主，建议不把“平均地权”写进纲领里。孙中山解释说：“平均地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同盟会是当今世界上最新的革命政党，应当高瞻远瞩，不计较个人和家庭的利害得失。应该在革命的同时，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制度最好的现代强国。再说，也只有解决好社会问题，革命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同盟会的16字纲领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正在这时，这幢房子后面的夹板因为长年失修而坍塌了，发出一声巨大的震响。孙中山风趣地说：“太好了，这是清政府被推翻的先兆啊！”大家听了，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半个多月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大家公推为同盟会的总理，还决定将宋教仁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的喉舌。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诞生了。

同盟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它包括小资产阶级（如中小商人、留学生）、资产阶级（主要是华侨）、工人和农民（主要是会党中的成员）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清分子。因此，同盟会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清派的松散的联盟。

同盟会成立后，在反击改良派进攻的同时，大多数革命党人正在积极筹划武装反清斗争。

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达十多次，其中又以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潮州起义、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声势最为浩大，死伤也最为惨烈。在广州起义中，黄兴亲自率领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冲杀出来时同清军遭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整整坚持了一夜，不少革命党人英勇献身。被捕的人大多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后广州群众收殓遗骸72具，埋葬在黄花岗，人们便称他们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都失败了，但每一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许多革命者的英勇牺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崇敬，加深了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

就在黄花岗起义的同时，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以缩短立宪期为幌子，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在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13人中，皇室和贵族就有9人，几乎掌握了全部权力。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台，就导演了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并同英、法、美、德四国签订了借款合同。这就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各地掀起的保路运动中，又以四川省的声势最为浩大，斗争也最为激烈。宣统三年五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著名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州县也相继成立了保路分会。不到半个月，会员便发展到了10万多人。其中除立宪派外，还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各个阶层的人士。他们先是和平请愿，要求清政府废除铁路国有政策。遭到拒绝后，股东们又在成都开会，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还决定不向清政府交粮纳税，也不承认清政府向外国的借款。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全省的响应。由于清政府的武装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就由和平请愿逐渐转变为反清的武装起义了。

八月四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率领起义群众攻下了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宣布独立，从此，揭开了武装起义的序幕，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了。

与此同时，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又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日知会发展而来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发动的。事前，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很多士兵还秘密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八月，保路风潮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稳定四川的局势，急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革命党人担心新军走后分散了革命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推举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后因准备不足，又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10天。

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革命党机关内秘密制造炸弹。这时，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弟弟站在孙武旁边，看他检测炸药，手里夹着香烟。一不小心，烟灰掉进了盛满炸药的脸盆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浓烟滚滚。闻讯赶来的俄国巡捕立即进行严密搜查，抢走了起义用的旗帜、符号、印信、文告等物，由俄国驻汉口总领事交给湖广总督衙门。下午，湖广总督瑞澂（chéng）立即调动军队四处抄查革命秘密机构，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乘间逃脱，其他领导骨干或被捕，或隐蔽，或逃亡。午夜后，瑞澂下令将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武昌阅马场先行杀害，并封锁新军各标、各营。武昌充满了恐怖气氛。

这时，散布在新军里的革命党人愤怒已极，决心还击清政府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八月十九日夜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首先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接着，大家冲出营门，前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枪支弹药。不久，听到枪声的步兵、炮兵各标各营和辎重队、军事学校中的革命党人也闻声而动，到楚望台集中，猛攻总督府。据守总督府的清军很快被击溃，瑞澂仓皇逃窜。当晚，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凌晨，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义，武汉三镇全部光复。革命军的18星旗帜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出了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