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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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国民党召开伪制宪国大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表明了对1946年宪法的否定态度。1949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正式提出了包括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内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相当于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废止1946年宪法。

七、《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命运

1946年宪法的命运是坎坷的。其实，在制宪之时，它的命运就早已确定。内战的阴云已经遍布神州，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制宪的一般规律，悍然召开伪制宪国大，强行通过1946年宪法。缺乏民意基础的宪法，即使制定得再好，也难堪大任，何况是一部本已充满矛盾的宪法呢?历史也给这部宪法开了一个玩笑，1948年，刚刚颁布不久的1946年宪法，尚未真正实施，其效力便被内战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废止，至此便再未真正实行过。

1948年3月，内战已在中国全面展开，国民党操控的第一届国大召开第一次会议，有代表提出修改宪法，但考虑到宪法实施不久，即行修改有不妥之处，以王世杰为首的700余名国大代表联名要求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暂不变更宪法之范围内，予政府以临机应变之权力，俾可适应紧急时势之需要”。1948年5月10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由国民政府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1946年宪法几乎所有的民主精神全部废除：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的权力，不受宪法有关程序的限制。按照王世杰等人的提案，制定临时条款本为防止“政府应付戡乱需要，蔑视宪法或曲解宪法条文”，但这样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早已不是蔑视或曲解宪法的问题，而已经达到了公开停止宪法适用，甚至是抛弃宪法的后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台湾地区实行长达40余年，期间经历4次修改，全为适应台湾当局在台统治所需。1946年宪法所包含的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儒家思想等，被专制、独裁、威权所替代。1990年后，台湾当局连续发动7次“宪政改革”，颁布所谓“宪法增修条文”，1946年宪法被“台独”势力当作“外来宪法”和所谓“中华民国法统”的象征，遭到肆意修改。尽管台湾理论界和实务界采取的是修宪有界限说，但在以修宪为主要方式的宪政改革过程中，台湾当局采取的是极端的修宪无界限说。1946年宪法有100多个条文被废止，其主要内容均被修改。国民大会逐渐被改造成为治权化的有形机关，最终为配合陈水扁当局所谓“公投入宪”，被彻底废止；考试院和监察院边缘化，以总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和司法院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权力结构浮出水面；政权组织形式变为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双首长制；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同为行政首长；省级建制被虚化。总之，1946年宪法在实质上已经魂飞魄散，名不副实了。

早在国民党召开伪制宪国大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表明了对1946年宪法的否定态度。中共中央于1946年12月21日发表了《中国人民不承认伪宪声明》，谴责“非法国大”通过的1946年宪法，认为只要“反动集团独裁不取消，不论有无宪法，不论宪法字面上怎么样，人民总之休想得到民主”。《解放日报》亦于12月28日发表社论，提出“坚决否认和取消蒋介石的伪国大宪法”。1949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正式提出了包括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内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相当于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废止1946年宪法。至此，1946年宪法从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我们常说，立宪易而行宪难，其实，立宪也是何其难也。就1946年宪法本身而言，这个浪漫的矛盾体从一开始就错了，除了它全无宪法所需的合法性外，还在于它自身试图创造出一个具备所有有益因素的规范体系。但在历史上，尚没有一部宪法能在如此众多的思想间实现均衡，尚没有一部宪法能在性善与性恶中寻找到制度设计的完美平衡点，尚没有一部宪法能设计出取各家之长的制度体系，尚没有一部宪法能容纳依据不同理念构建的权利体系。1946年宪法也不例外，它尝试了，失败了。1946年宪法的失败，是浪漫主义宪法在中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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