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改革的原则,英国之政治运动

第三节　英国之政治运动

一　一般的观察

〔中流阶级政治〕就英国而论，1830年革命运动之主要的结果，则为中流阶级依1832年的改革以获得参政权。此阶级人士依其组织新工业制度之功成，北部中部新都市行政之发达，已经表示他们具有处理公务之能力。他们保有英国人民特有的保守精神，仍将主持政府之权委诸旧来治者阶级之手，中流阶级虽新获有参政权，然究未因是而全然推翻地主贵族在政治上的地位。19世纪中叶之内阁，主带贵族性质，仍如18世纪之内阁然。但是国民政策之支配的思想，日益带有政治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之色彩;在此时代，无论在英国，抑在其他国家，中流社会是自由主义之根据地。中流阶级思想家之学说，如边沁、哲姆司·穆勒(James Mill)、马尔沙斯(Malthus)及李嘉图(Ricardo)之说日益支配政府的行动。

〔立法的倾向〕自由主义之影响及于立法，可于三件事表示之。新关税政策，即自由贸易政策，为政府所采纳而在1846年收最后的胜利。英国地方政府制度，因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效果，不复适宜，则依1834年之救贫法及1835年之市自治法而收改造之功。从1835年起，英国全国布满有民选的地方自治团体，维持并发达地方自治的惯习，保有英国生活之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而在其他国家，则许久无与此相等的制度。他们的地方行政机关始终为中央政府的官僚所支配。最后，近世自由主义之如何诚实的见采于英国之统治阶级，可于1832年以后自治权之急速赋与英帝国之殖民地见之。此倾向之最显著的例子，是在1837年叛乱后对于坎拿大之待遇。四年之内，完全的责任政府建设于坎拿大。以故1832年之改革，虽未完全树立一民主政治于英国，然究于革命时代之骚扰及反动后，确立了依公开讨论处决国政之制度。

〔政治制度之效果〕在此时期，英国之日进不已的繁荣，诚不是全然出于政治的原因，然究竟半出于此。在此等年岁中，欧洲大陆国家生活大都趋于极端，而英国独能免于此弊象，则确有赖于政治制度之性质。惟有英国享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因为此原故，人民不安之感情，不至发泄于秘密的阴谋，而表白于自由的健全的有益的公开讨论。因为此原故，英国成为各国热心的改革家之逃难所。而因为同一的原故，英国更成为外国改革家之仰慕的邦土。

二　改革后之英国议会政治

〔新政治生活状态〕1832年之选举改革告成，英国政治生活，顿呈新状态。旧式的特权阶级包揽选举之恶剧废除，新兴的工业阶级加入政治生活。众议院之为代表机关，较以前为名实相副。

议院虽保存固有的形式，然而开始一种新活动。议院由较多数而独立的选民选出，倾向于改革与真正的议院政治。传来的两大政党，即:王党(Tories)与民党(Whigs)各抛弃其原名，而冠以新称号;民党联合急进党(Radicals)自称为自由党(Liberals)，王党改用保守党(Conservatives)之称号。保守党之新首领辟尔在1834年之选举运动宣言中，声言承认1832年之改革为宪法上最后不可翻改的解决，凡重视国家平和福利之人，决不以任何方法推翻之。英国之保守党常遵循此政策:在改革未通过以前，则极力反对，通过以后，即接受之，而决不谋推翻之。1832年之改革以前，保守党得地主与教会之助，在政治上占优势;改革以后，自由党常占多数，他们之助力在工商阶级与“非国教派”人士(Dissenters)。

政府对于新闻已不再敌视;新闻印花税在1836年减为每份一便士，而在1855年全废止之。对于新闻之检举压制，亦为极罕见之事，言论自由实际完全树立。

英国的内阁制，亦从此确定。议院多数党之首领应当组织内阁，而内阁应当自由执行政务，不受国王干涉，成为惯例。国王威廉四世最后尚一度谋行使其自由择任大臣之权，而卒失败。依1832年之选举法选出的议院多数属于自由党，自由党之格雷内阁依以维持(1834年)。其后内阁内部因急进党政见冲突而生分裂，乃于同党首领梅般(Lord Melbourne)之下改组。然而国王已厌自由党，骤然致函梅般，促其告退。威廉四世命保守党辟尔组织内阁。新内阁在议院占少数。辟尔乃解散议院。总选举的结果，自由党仍在议院占多数。辟尔犹思继续执政，但四次在议院表决为少数，他卒退职;而他宣言依照英国宪法之原则及惯例，内阁遇着议院之决然的反对，于忠实的一试之后，不应再强执国政，即令有国王的信任及贵族院多数的赞助亦然。此是议院政府制之原则，而为保守党首领所承认者(1835年)。从此以后，内阁制在英国运用无阻。

〔立法的改革〕第一次改革的议会在1833年之初头集会，急欲施行新改革。保守党在议院占少数;自由党内阁在议院占大多数。政府党中分子虽复杂，然其欲以新法律补充1832年之改革法，则与内阁意见一致，不过立法的改革应进至何程度，则有争论。

在爱尔兰方面骚动不绝。爱尔兰首党俄孔雷耳(O'Cannel)方倡英爱分离之运动(即欲取消1800年之《合并条例》(Act of Union)，使爱尔兰恢复独立的议会)，而复加以所谓“教会税争斗”(tithe war)形势更坏。当时罗马旧教徒之农民拒绝再出资维持新教教会，爱尔兰暴动四起。英国政府压平乱事，解除爱尔兰教会中许多大弊害，最后由议院通过一爱尔兰教会税改革案(Irish Tithe Commutation Act)，将出产十分之一改为定额的年税。

议院反对奴隶制度，在1833年通过有《奴隶解放法》(Emanicipation Act)，将英帝国内之奴隶概行解放，而给殖民地业主以2000万镑之赔偿金。

1834年议院通过有《救贫法》，改废当时弊害多端之救贫制度，而设立民选贫民监护官，组织救贫区联合，以改善救贫行政。

1835年通过有市自治法，改革市会组织。以前市会大都为少数特权的人所支配，常呈腐败之状。兹则代以民选之市会，凡纳税者皆有选举市会之权。市政府之组织，采划一制度，由市长、市参事会员、市会议员组成之;市参事会员与市长皆由市会议员选出。

〔政局的变动〕不到数年，改革后的议院精力渐次消灭。内阁中急进党与自由党旧首领关于立法政见冲突，以致有内阁改组之事。1834年格雷退职，梅般继为内阁总理。自由党既渐失势，保守党复卷土重来;加斯列里、惠临吞之旧式保守主义已为1832年之改革所破灭，但辟尔之继起，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新势力。辟尔之人格、眼光、果断，均能见重于政治社会。对于自由党的软弱与狭隘生厌心之人，日益属望于辟尔。辟尔知英国中流阶级不是革命的，乃起而谋组织一新政党以应新时代之需要。他的政纲是:健全的财政，温和的改革，国家与教会现存的组织之保持。威廉四世亦久厌自由党，于1834年11月骤迫自由党梅般内阁辞职，而命辟尔组织保守党内阁。辟尔毅然当此重任，而卒以在议院占少数，不得不解散议院。在新选举中，保守党争得议席甚多，然其数仍不及自由党，在议院失势;辟尔乃尊重议院政治之原则，自行告退(1835年4月)。梅般及其自由党员重来组织内阁。1837年6月威廉四世死，其侄女维多利亚继承王位，英国政治上入于一个新时代。

三　维多利亚之初政

〔新时代之开始〕维多利亚女王之即位(1837年)为英国政治上一个光荣的时代之开始。此时代的政治活动虽不必常能适应社会经济思想变迁的状态，然而进步的结果则历历可征。不过有许多改革与其说出于个人之觉悟的行动，毋宁说是受事变之影响、情势之迫促而然。商业上立法上之放任主义得胜利。中世纪封建制度之遗习扫除，阶级特权不再为法律所承认，宗教及其他项资格的限制撤除，选举权扩张到人民中大部分成年男子。此时英国可说是趋于民主政治，则以国内虽有社会的经济的差殊，而政治平等树立，权力重心移于构成社会最大的要素之阶级。

宪政的进步更为确实。英国式立宪君主之学说第一次成为事实。议院政府向为维多利亚之先人所拒斥者，今乃明白承认，内阁制的政治乃得运用自如。在维多利亚在位长时期中，她始终尊重议院权力，任命议院多数党首领组织内阁。在议院占多数之政党得组织政府，则因其为多数选民所信任。内阁一旦在议院失其多数，即当辞职，以让彼得议院信任之政党。但战败的政党依旧团结于一个首领(称为“反对党之首领”，leader of the opposition)之下，准备再执政权。于是此两个大政党形成两大政治组织:其一执权，其他在野，以备随时进而握权。在此两党之中，选民操最后决定之权，而依议院之表示以决定何党应执政。在此时期中，自由保守两党轮流起握政权。因为此习惯，乃有英国议院政治基于两党对立的状态之说。

〔维多利亚与英国政局〕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第一个效果，即为英国与汉洛瓦之分离。自佐治一世由德意志入承英国王统以来，英国国王同时兼领汉洛瓦。依汉洛瓦继承法，女子不得为统治者，于是汉洛瓦统治权落于佐治三世之子康白兰公(Duke of Cumberland)之手。30年以后，汉洛瓦合并于普鲁士，其时此邦与英国政治上已无关系。

威廉四世死时，自由党内阁执权已两年。梅般为内阁总理，拉塞耳掌内务，巴尔玛斯登(Palmerston)掌外务，他们是内阁中主要人物。此内阁受贵族院多数敌视，在下院有辟尔率领之强有力的反对党，且不为国王威廉所援助，威廉毋宁愿睹其失败。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以后，形势全变。女王时尚年少，不谙政事，梅般适当教导之，任自由党内阁在王室方面不复有阻力。

〔新议会选举〕1837年之议院常会速即结束，以备举行新选举。其时通过的法案中之有名者为《刑法改正案》，依此法案，除谋叛、杀人，及其他数大罪外，悉废死刑，此实为前朝刑法改革之补充。新议院选举于8月19日告终。政府党竞争选举，以他们改革事业之历史诉诸选民，并且夸张反对党对于新君主不爱戴之传说，自称为得女王之袒助，促选民对他们投票以表示他们对于王室的忠诚。保守党则扬言自由党中急进分子之政策必危及社会秩序及国宪。有许多温和的自由党亦抱同样的疑虑，可于选举的结果上见之。政府党虽未败，然其多数已减弱，尤其是在市区失去议席不少。狄斯雷列(Benjamin Disraeli)开始他的长期议院生涯，当选为议员;格兰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亦于第三次当选。有许多著名的急进党员竞选失败。

新议院于11月20日开会。有一急进党员提出对于开会敕语之修正案，要求扩张人民选举权而被否决(509对20)。主要的事务是在议定王室经费。但议会不久即有激动的问题讨论。短时日休息之后，议院复于1838年1月16日集会，登时注意于坎拿大及爱尔兰问题。

〔维多利亚初期之政治问题〕维多利亚在位之初期，英国国内状态不满足，有许多政治问题待解决。政治骚动迭见于国内，其最重要者为爱尔兰分离运动，坎拿大殖民地问题，急进党运动，谷物条例废止运动。此等问题有在此时期中告解决者，例如坎拿大责任政府的成立(1840年)，谷物条例之废止(1846年)是;亦有至20世纪开始犹未能完全解决者，如爱尔兰问题是。

〔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此时犹要求废止1800年之《联合条例》，自由党政府不愿承认此要求，然又须融洽俄孔雷耳及其党徒，因为在议院中须依他们的援助以维持政权。对于爱尔兰状态之改善，政府曾取相当的手段，例如通过爱尔兰救贫法及将教会税从农民移归地主纳付(1838年)是。自由党内阁倒后(1841年)，俄孔雷耳复从事于其分离运动。他的势力因1842年在爱尔兰一新团体，即青年爱尔兰党之发生而增强。青年爱尔兰党为一群热诚的青年所领率，他们谋以武力达取消联合之目的。爱尔兰全体为之激动。俄孔雷耳虽惊其粗暴而阻其倡言叛乱。但他们的行动大有以回复他那迟滞的废止运动之气势。民众大会开于各地，最有名的为塔拉(Tara)地方之集会，俄孔雷耳对会众声言，一年之后，当睹爱尔兰议会恢复于达布林(Dublin，爱尔兰首都)，政府卒惊慌，而命停止集会，捕拘俄孔雷耳。1844年，俄孔雷耳受叛逆罪之宣判。(三年后俄孔雷耳死于赴罗马之途中。)

保守党之辟尔内阁(1841年成立)见爱尔兰骚乱不绝，必有根本的弊害在，乃任命一调查委员会;依委员会之报告，爱尔兰痛苦之根源实在土地问题，而以此次农夫状态与土地制度弊恶之揭破，实表示英国寻找爱尔兰不安的根源之第一步的努力。辟尔为减少罗马旧教徒之不平，增加国家对于旧教学校之补助，并设立学校，使新旧教徒可以同受教育于一堂。然而辟尔虽有意改良现状，究未能了解爱尔兰之真实的需要。

〔坎拿大问题〕英国北美殖民地之上坎拿大及下坎拿大(Upper and Lower Canada)两省久在不安之状态。在1791年，两省皆获有宪法，依此宪法，设有一民选的议院，及总督任命的立法会，此外再有一行政会。上坎拿大之居民为英人子孙，希望行政的宪法的改革。他们想脱离任命制度下之官僚式的行政，以自由发展其社会;但他们对英国母国的关系是表忠诚的。而在下坎拿大，则居民多为法人子孙;他们虽然亦要求善政与独立的行政部，然而主要问题还是人种的民族的问题。下坎拿大之法人，与移居的英人不和。以法人居多数之故，他们支配民选的议院;然而立法会议则以任命的英人充满之。于是在下坎拿大英法两种分子之间，久已相争斗。支配民选议院之法人与政府冲突，而政府则不仅有立法会之援助，且得居民中少数英入之后援;法人之政治首领谋与英国分离，此则英国殖民所不表同情者。但多数英人仍是主张施行宪法的改革及限制政府任命的人员的权力。

在女王即位之时，下坎拿大之问题，纷扰不解者已数年。从1832年10月起，下坎拿大之议院已拒绝通过司法及王室经费。在1837年4月，英国政府使议院决议将殖民地岁入征收之权交给总督。下坎拿大之议院表示武力反抗，乃于8月27日被解散。其后继以各地暴动，而卒至于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但叛乱容易为政府军队所打平，战斗继续不过数星期，坎拿大首领逃难于美国。

1838年1月英国议院开会，政府在议院提议停止下坎拿大之宪法三年，而派达伦公爵(Earl of Durham)赴坎拿大执政，赋以全权。达伦赴坎拿大后，行使压制手段，招国内的反对，到任五个月后，即去职回英。他此行虽未有善政及于坎拿大，然调查得充分的材料以造成一个有名的报告(印行于1839年2月)。此报告为英国文书之一最有价值者，在许多处所含有健全的政治主张及深邃的观察。

达伦离坎拿大以后，叛乱复起，然卒于1838年之冬全被打平。次年英政府决定取一救济政策，而采行达伦报告之建议。其主要原则，是在将上下两坎拿大组成一联合体，设一共同的立法部及一责任政府。此计划于1839年6月3日提出于众议院，但其详细处所受坎拿大方面之反对，乃中止其议，以待殖民地情感之变转。后以坎拿大关于联合问题之舆论渐变转，英政府于1840年7月再提出一坎拿大法案，而此法案，同时受本国及北美殖民地之赞同。此案使上下两坎拿大成一联合组织，而给其议会以完全支配殖民地财政之权。坎拿大设一立法会，人数20，由英王任命，而别设一民选之议会;法案之条文，虽未规定有责任政府，然责任政府实际为坎拿大所享有。坎拿大人民从此获有自治之实质，他们的不平随即消灭，恰如达伦所预言。1840年之坎拿大宪法，为其后数年英国给与其他各殖民地宪法之模型。

〔民宪运动〕在1831年的议院改革运动，急进党与自由党提携，他们谋依普通选举制以行急进的改革。从1832年以后，急进党赞助自由党政府。及维多利亚即位，该党要求选举改革。拉塞耳答以改革已告终，而议院以大多数表决赞成拉塞耳之宣言(500对22)。

急进党乃为选举改革，重起示威运动;他们与工人提携。工人正为1834年劳动组合大运动所激动。欧文(Owen)之徒曾谋依工人私人的结合，以达社会改革的目的;此举失败，他们乃转而谋依法律以行改革。他们须占得选民的多数，以获得议院的多数，为达此目的，则须给工人以选举权;社会的改革以选举改革为第一个要件;如是则他们返乎1816年的急进党之政策。

始终抱持个人主义之旧急进党员与欧文派的社会主义的工人之间有一协商成立。急进运动为欧文派工人洛维特(Lovett)组织的伦敦工人协会London Labourers'Association所指挥，洛维特久与急进党发生关系。他们决计采用急进党的政略，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普通选举制，而以大示威运动为声援。在伦敦拟定(洛维特或旧急进党首领蒲芮思(Place)所拟)，而于1838年5月发刊之请愿书，以六条组成:普通选举，秘密投票，议员给俸，废止被选人之财产资格，每年开议院，平等的选举区。此项请愿书通名为《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harter)。此宪章之六条不过是复述1816年至1819年急进党的要求。

此项急进运动，后来取得民宪运动(Chartism)之名;此是旧来急进党与新社会主义的工团之联合运动，是劳工运动之第一个实例。

民宪运动继续十年之久(1838～1848年)，此运动与工业危机之时期适合，失业的工人构成此运动分子之大部分。在此时期中，民宪运动爆发过三次，每次皆提出极端的请愿书。民宪运动之第一次爆发，正在宪章草成之后(1838年)。急进党组织群众大集会，而以当时自由党政府之取宽大放任态度，他们乃组织有“工人的代表议会”以指挥此运动;他们称之为国民会议，亦名之为工人议会Workingmen's Parliament。此工人议会与国会同时在伦敦开会，而提出普通选举之请愿书，签名者有120万人。众议院对于此请愿书不肯付议。实际的暴动惟限于局部的扰乱。第二次民宪运动起于1842年，其时工资减低，北方工人罢工。急进党乘此机会煽乱工人停止工作，以待宪章变成国法。总同盟罢工之计划失败，他们乃重新提出请愿书于议院，签名者数逾300万。政府拒绝受理此请愿书。劳动组合于此与民宪运动绝关系，抛弃骚动行为，而谋与雇主妥协，向议院要求劳动改革，以改善工人状态。第三次民宪运动，受1848年法国革命之影响而起，而亦是民宪运动之最后的努力。急进党又在伦敦开代表大会(1848年4月);他们又准备一大请愿书。急进运动之首领俄科洛(O'Connor)宣言召集群众大会，及大游行，送请愿书于议院。政府闻之惊恐，宣言群众开会以多数人护送请愿书于议院为不法行为，而命惠临吞将军保护伦敦治安。群众大会开会，但政府禁止游行，而俄科洛一人独持请愿书赴议院。请愿书签名实数为119万余人。此为民宪运动之终局。

〔自由贸易运动〕在急进党从事民宪运动要求普通选举，爱尔兰党要求爱尔兰分离之时，一个自由贸易党亦起而要求另一项根本的改革，即破坏旧来的保护制度。此党起初之组织，在争废止谷物之输入税，而取名为“谷物条例废止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1838年);1815年之《谷物条例》(Corn Law)实为从1825年至1848年之时期中英国地主阶级与商工阶级，贵族与资本家争斗之起点。此条例规定英国麦价未达一定标准(每quarter 80先令)之前不许谷物入口。此条例之目的，第一在一时救济地主之困境，因为他们在拿破仑战争中以谷价骤涨之故，扩张耕地，及战后谷价暴落，大受损害。此条例尚有两个重大的作用:即一方面为永久保护地主利益，他方面为使英国成为农业上自给之国，战时不忧缺乏粮食。所以此条例有一个直接的经济目的，同时亦有一个间接的政治目的。从1815年到1826年，英国国内情势大变动。全国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农业;工商资本家利益增强。此项情状大有以影响康宁与哈斯吉孙之思想，他们信此后英国之繁荣已不靠农业而靠工商业。加之他们鉴于谷物条例为英国关税之最显著的部分，外国常以英国谷税不减之理由，拒绝在通商条约上让步。在1826年收获不足，民生困苦，政府乃至不得不一时许外国谷物上市。在欧洲国家之劳动者占地之少未有如英国者，英国劳动者对于谷物居于消费者之地位，而不是居于生产者之地位，视谷价之低为有利于他们的生活。谷物输入之限制如是之严，在英国一遇荒年，即至生活艰难，而谷价腾贵之利益，独归于地主之手，以谷物条例一时之放宽，地主阶级承认既存的法律对于民众之害，反对此条例者可说，维持既存的谷物条例，即是牺牲社会全体之利益。

英国两个统治阶级关于抵制民主政治运动，反对爱尔兰旧教徒之政策，是一致的;但说到经济政策，他们的利害关系即不一致。地主阶级欲维持谷物高价，以利于农业;而工商阶级则谋减低食物价格，因以减少工资。自由贸易派之分子，大都来自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其运动之主力为棉商科布登(Cobden)及急进党雄辩家蒲莱特(Bright)。此党在议院提出废止谷物条例之议案而被大多数否决(1839年)。此党于是采用急进党之政略，依开会演说以鼓动舆论。科布登与蒲莱特巡游全国，鼓吹废止谷物条例，谓此专有利于地主，而有害于其他一切阶级人民;增高食物之价则于工人有害，妨害外国人销卖谷物于英国，因而使其不能销受英国制造品，则于工业家不利。

谷物条例废止同盟既说动工商阶级，而且得工人之后援，此时工人同时从事民宪运动，而又反对谷物条例。自由党政府曾谋试为小改革而定一定额之谷税，但其案被议院否决(1841年)。保守党之辟尔内阁继起，在议院中倚地主阶级势力之多数而执政权，他们固是反对改革者。然而辟尔不是一个顽固性质之保守党;证以1829年解放旧教徒一事，已知他是常顾及社会实情，而愿取最有利于国家之手段的人。他首先回复1816年废止的所得税，以树立预算上收支之均衡。从1842年以来，辟尔即着手于减轻谷税，以趋向自由贸易。他起初尚想保留谷税，使英国保有适当的内地谷产，以免战时仰给于外国。但1845年之荒年使他觉悟，英国人口已太多，不能全恃内地产谷以生活。辟尔为救济爱尔兰之饥荒计，决计要求废止谷税，内阁中保守党同僚反对之，他乃辞职。但自由党组织内阁不成;辟尔复执政，卒不顾本党多数之反对，而依自由党少数之赞助，得通过谷物条例废止案于众议院，嗣以惠临吞之尽力，复在贵族院通过(1846年)。英国谷物条例废止运动得告成功。此事在英国政治上有两个极大的关系，其一为英国工商阶级利益战胜地主阶级利益;其他为英国经济政策决然走到自由贸易主义。

〔政党的分裂〕谷物条例废止问题引起保守党内部之分裂。保守党中大部分(后称为保护贸易派，Protectionists)公然反抗辟尔，其首领之有名者为狄斯雷列。随后此派人士遇着一报复辟尔之机会。辟尔提出一《压制法案》以压制爱尔兰动乱，而保守党中反对辟尔之一派乃与自由党联合，败辟尔于议院。辟尔登时辞职。此后二十年间，英国政党陷于混沌状态，在英国政治上有三个政党分立。政党中之最小而最有人望的，为辟尔之直系，此为在1846年随他行动者，他们被称为辟尔系(Peelites);在辟尔死后(1850年)，他们为阿伯淀(Aberdeen)所领率。其党中最有能力的人为格兰斯顿。其次的政党即为保守党中之所谓保护贸易派。保守党之分裂致其反对党在议院占优势。反对党此时通称自由党，然内部亦包含杂分子，政见不统一，尤其是急进党议员与爱尔兰议员不甚服从党律。急进派中有所谓曼彻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者，为科布登、蒲莱特所统率，他们常从实业家之见地，主张种种社会的经济的改革，关于政治问题与旧自由党人主张常不一致。自由党内部虽有此种弱点，然而在此时期中几乎常是在朝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