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改革

1830 年巴黎的三天革命越过英吉利海峡而在彼岸产生直接的反响。看到工人阶级接连不断的起义所迅速取得的成果，英国的激进派首领遂产生了暴力威胁也许有用处的想法。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以短时间的革命便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上风，这使英国中产阶级消除了疑虑。他们由此认定，无需发动一场群众动乱，也将会毫不留情地使政府陷于困境。

托利党政府在英国，托利党的统治实际上已开始松弛下来。19 世纪 20 年代，托利党内有一批年轻人走上了前台，其中包括著名的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和最早的棉纺织厂厂主的儿子罗伯特·皮尔在内。这一群人对英国商业的需求和自由主义学说很敏感。他们要求降低关税，并且放宽旧的《航海法》的范围，允许英国殖民地与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自由托利党人还暗地损害英国教会的地位。他们提出世俗国家的概念。虽然他们的这种目的是难以实现的。他们废除一些旧的法律（这些法律始于 17 世纪），这些法律曾禁止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担任公职，除非新教徒通过合法的途径虚报自己是英国国教徒。他们甚至允许撤销 1673 年的《宣誓条例》，并且采取天主教徒解放的政策。英国和爱尔兰两地区的天主教徒都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大约对一百种犯罪行为废除了死刑。建立职业警察，以代替旧式的无效能的地方警察（在罗伯特·皮尔以后，伦敦的警察就被称为“警察佬”），政府指望依靠这些新警察便能对付抗议性集会、愤怒的人群以及偶尔发生的骚动，而无需再借助军队的援助。

自由托利党人有两件事未能做到：一是不能对《谷物法》提出质询；二是未能进行下议院的改革。根据《谷物法》（它是规定进口谷物的税率的，1815 年这种税率又提到了新的顶点），英国的贵族绅士得以保护他们的地租，同时保持现有的下议院的代表机构，他们才得以进行统治，而期望工人阶级和商业界将他们看作为天然的领导者。

代表的问题下议院成立以来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但从来没出现过如当时那样无代表性的状况。从 1688 年革命以来，没有增加过一个新的有议员选举权的城市。这些城市，或者说拥有议员选举权的中心城镇，原来大量地集中于英国南部。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们已经明显地不断转移到了北方。但这些新工业城市并无议会代表。在少数享有特权的自治城镇里，举行过真正的选举，但在其中某些城镇里，只有市自治机关才有权提出议员候选人，在另外一些城镇中，则只有那些拥有一定不动产的财主，才有这种提名的权利。那些有议员选举权的城市，在保留中世纪时期的地方特权方面，是各有自己的特点的。许多城市完全被评论家称之为有权势的“选举贩子”所支配。至于说到农村地区的选举，那是在受当地绅士严重影响的欢乐的集会上，由持有“四十个先令的不动产所有人”，为本郡选出两名议会议员来的。据 1820 年左右估计，有过半数的下院议员，实际上是由近五百人（其中大多数属上院议员）选举出来的。

在 1830 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曾经提出过大约二十四件有关下议院改革的法案，但均未被通过。1830 年，在巴黎发生革命以后，这个问题为少数党辉格党人重新提了出来。当时的托利党首相（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一个极端的保守派）威灵顿公爵，竭力为当时的选举制度辩护，以致使他失掉在群众中的信任，甚至在其追随者中也不例外。他宣称，英国现行的选举方式，比之人类智慧一举所能拟定的任何方式都更为完善。在威灵顿发表这次激情的演讲之后，辉格党接管了政府各部。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遭到下议院否决。辉格党内阁因而辞职。托利党人慑于群众的暴力行动，拒绝组阁。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并再次提出改革法案。这一次，下议院通过了，而上议院则未予通过。这就引起全国到处发出愤怒的呼声。伦敦街道上，人们来往不绝；有几天，骚动者曾将布里斯托尔市控制在手里；在德比郡，监狱被洗劫；在诺丁汉郡，城堡被焚烧。看来，只有通过这项改革法案才能阻止眼前的一场革命。辉格党人利用这样一点，取得国王允许，增加相当多的新贵族的议席，从而改变了上院中的多数席位的状况。上院议员们宁愿让步，以避免使自己陷于困境。1832 年 4 月，选举改革法案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

1832 年的《改革法》1832 年的《议会选举改革法》是一项十足的英国式的改革措施。它宁可采用英国或中世纪的制度，而不采用那些随着法国大革命而获得解放的新思想。在欧洲大陆各国，都曾颁布过宪法（如在法国所作的那样），都基于这样的思想，即每一个议员代表应代表大致相同数目的选民，而这些选民都应受到完全一致的选举资格限制，即通常规定的要交纳相当数目的固定的财产税。英国人则认为，下议院议员既已代表那些有议员选举权的城市和郡，一般来说已无需考虑人口的多少（例外情况不算）；换句话说，就是不打算建立选民人数相等的选区。选举权仍然按照经济上的资产额、可靠性与永久性，在改革过的自治城市和郡中进行分配。实行新选举法的总的结果，是使英国各岛选民的总数，从原来约五十万人增加到约八十一万三千人。有些穷人实际上则丧失了选举权，他们是住在少数原来相当民主的、老的、有议员选举权的城镇，像大伦敦的威斯敏斯特一类的地方。

大投资家

作者：霍诺拉·多姆尔（法国人，1808—1879 年）

1830 年革命，最初为德拉克洛瓦与欧洲大多数的自由派所浪漫化，实际上随后而来的是一个赚钱与商业兴隆（经济同样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由于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多姆尔版画而闻名的时期。这幅于 1837 年绘制的版画，表现了一个金融家，其身旁摆放着一捆捆股票证券。他正打算向一个怀有疑虑的顾客销售制造厂、铸造厂和酿酒厂的股票。多姆尔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版画，针对 19 世纪法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腐败和伪善，提供了生动逼真、让人印象深刻的批判。（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根据新选举法，最重要的变化不在于扩大选区的范围，而在于按照地区和社会等级重新分配了选区。议会选举改革法重新确定了下议院的席位。取消了五十六个最小的比较古老的有议员选举权的城镇，那里的居民则是作为其所属郡区的居民而参加选举了。其他三十个有议员选举权的小城镇，只保留选出一名议会议员的权利而不是历来那样选出两名了。这样便可将议会里一百四十三个有效的席位给予那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这些城市里，拥有选举权的是那些持有十英镑的户主，即中产阶级：工厂主、企业家及其主要的雇员，医生、律师、经纪人、进出口商人、新闻记者，以及富有阶级的亲属与亲戚。

改革的影响模糊不清1832 年的《议会选举改革法》比辉格党人所赞同的改革（除了他们惧怕的革命以外）更加彻底，而比民主激进派所接受的改革又保守一些（除了他们相信在将来可能扩大选举权以外）。1830 年，英国是否面临任何实际的革命危险，我们永远难以得知。贫苦的工人大众，得到了愤懑的工业界人士（他们已经决心不再忍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状况）的领导，但是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业界人士都没有诉诸暴力和革命。究其原因，可能首先在于历史上存在着议会制度。尽管在 1832 年议会改革以前，这种议会制度是不稳定的，但是，它却提供了使社会变革在合法的条件下得以完成与延续下去的手段，并且基本上受到普遍的尊重。陷于绝境的保守党人会让步的；因为他们还期望能保持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而才允许对选举权进行修正。激进党人利用足够的暴力手段去恐吓统治当局，此后并没有陷入困境；他们是期待，一旦突破缺口，将来总有一天会使议会进一步民主化，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纲领也将随之而有步骤地通过立法来获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