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的最初改革

凡尔赛议会只有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恢复秩序。取消所有的采邑权益将使地主贵族丧失大部分收入，许多资产阶级也拥有采邑，因此问题极为错综复杂。议会中一小部分代表利用多数代表缺席的一次晚间会议的机会，准备采取一项惊人的行动。因此有了“8 月 4 日之夜”之说。有几个自由主义的贵族根据事先的安排，提议并宣布放弃他们的狩猎权、专利费、采邑司法权以及封建的和采邑的一般特权。农奴制残余和所有的人身苦役一概宣布废除。取消什一税。其他代表也宣布放弃他们省里的各种特权。一切个人免税特权都被取消。就主要方面来说，封建义务是由采邑中“财产征用权”产生的，因此通过一项妥协议案。上述封建义务统统被废除，但农民应向以前的采邑主交纳补偿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补偿金从未交纳过。最后在 1793 年，在革命的激进阶段，补偿金条款被废除了。法国农民土地所有者终于无偿地摆脱了他们的采邑义务。这一情况与后来大多数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里的农民在摆脱封建义务时，作为交换条件，不是丧失了部分土地，就是背上了持续多年的分期付款重担。

网球场誓约

作者：雅克—路易·大卫（法国人，1748—1825 年）

此幅著名图画描绘了第三等级成员所做的重大决定，他们决定把继续召开的会议作为国民议会，直到一部新宪法制订出来。由于国王关闭了他们举行会议的会议厅，他们就在室内网球场进行庄严誓约。（Giraudon/Art Resource， NY）

议会在一项概括 8 月 4 日决议的法令中直截了当地宣布：“废除封建主义。”以法律上的平等代替法律上的特权的议会开始着手制定新秩序的各项原则。1789 年 8 月 26 日，议会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 年的《人权宣言》意欲巩固新国家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法治、公民人人平等，以及人民的共同主权。宣言第一条宣布：“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人的天赋权利包含“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要保障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未经法律程序，对任何人不得逮捕和判刑；宣布人人都有资格担任符合要求的任何公职。自由以不危害他人自由行事为限，反过来，它只受法律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由全体公民或他们的代表加以制定。国家本身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武装部队只能以国家的名义行动。赋税只有经过一致同意才能增加，每个政府官员都要为他在职期间的行为负责，政府的权力应分散于各个不同部门。最后，国家为了公共目的，并根据法律，可以没收私人财产，但应给予适当赔偿。这一宣言被印成成千上万的传单、小册子和书籍，在公共场所被大声朗读，有人还镶以框架挂在墙上，它成了法国革命的教义问答手册。当它被译成别国文字时，也立即把同样的信息带到整个欧洲。托马斯·潘恩的著作《人权论》出版于 1791 年，该书为法国革命辩护，使人权这一词在英语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 1789 年前，“人权”就已成为潜在的革命思想的座右铭或格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使用过它，甚至在美国革命过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热情地使用了这个词。“人”就其实质而言，是不分国籍、种族和性别的。在法语如同在英语那样，“人”这个词在以后和当时都是习惯地指整个人类，而 1789 年的人权宣言也并不意味着单单涉及男子。例如在德文中，人（Mensch）与成年男子（Mann）之间是有区别的，“人权”一直被译为“人的权利”（Menschenrechte）。同样，“公民”这一词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女子，在革命期间经常使用“公民”（citoyenne）这一阴性名词就是明证。革命中许多妇女表现非常积极。但是，当事情涉及特定的法律权利时，革命者比当代舆论落后，他们就把投票权和担任公职只指定给男子，在诸多财产、家庭法和教育事务上也是男孩和男人获利最大。此时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男女法律平等。

妇女权利奥兰普·德·古热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一名曾作为剧作家名声显赫的女性。1791 年她出版《妇女权利》一书。她紧跟正式宣言 17 条的每一款，将之明确地运用到有关妇女每一款实例中。此外，她还坚持在某些条件下妇女有权离婚，并支配婚姻财产，妇女与男人有平等机会接受较高教育以及在公务和公共职业中的雇佣。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2 年出版了同类性质的书籍《维护妇女权利》。在法国一些革命中的次要人士和男生学校的一些教师认为，妇女至少在教育方面应享有更多机会。事实上，确有一些改善妇女社会权利的改革。革命政府 1792 年再次将婚姻定为民事契约以及将离婚合法化，这使妇女能离开受虐待和不愉快的婚姻（但在 1816 年离婚再次被禁止）。继承法也改变了，使妇女拥有平等继承家庭财产的合法权利。

在革命领袖中，唯有孔多塞主张两性法律上平等。一心专注于政治变化的革命派认为政治、政府、法律和战争都是男人的事业，为此，只需对男孩和青年男子进行教育和培训。革命大体上减少或限制某些妇女在旧制度社会的精英圈内曾施行过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正如多数革命派确定的，新的政治制度是通过雄赳赳的“男子气概”反对旧制度王室和社会等级制“娇柔女人气”的贪腐。一位革命派议员在一次为把妇女从政府机构中排除出去的典型辩护中说，“安排妇女到政府机构会在公共事务中引起致命的过度刺激”。此类假设导致限制妇女的请愿或政治集会的权利。最后在 1793 年，革命政府封闭了所有的妇女政治俱乐部。

人权宣言正式通过不久，革命领导层就发生了分歧。1789 年 9 月，议会开始积极筹组新政府。有些人希望国王拥有强有力的否决权力，并且想要建立一个像英国那样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另一些人，即“爱国者”，则希望国王只有搁置提案的否决权，希望建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在这里，对贵族的怀疑又一次证明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爱国者”担心上院将会使贵族作为一种集体势力重新返回，还担心给予国王完全的否决权将会使他在立宪方面十分有力，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是同情贵族的。此刻，国王对接受 8 月 4 日法令和人权宣言却犹豫不决。他的兄弟阿尔土瓦伯爵在许多贵族追随下已移居国外，并和这些移民一起准备与欧洲各国政府携手共同反对革命。“爱国者”不作任何让步，较为保守的人士什么也得不到。和 7 月一样，辩论再次被起义和暴乱所打断。10 月 4 日，一大群妇女商贩和革命战士，在巴黎国民自卫军跟随下从巴黎出发到凡尔赛。他们包围并侵入城堡，迫使国王搬进他在巴黎的住宅，在那里可以对他进行监视。国民议会也迁入巴黎，立即处于城中激进分子的影响之下。那些主张一院制立法机构和国王只有暂时搁置提案的否决权的战士们获得了胜利。

占领巴士底狱（这个监狱和堡垒已经成为旧制度压迫的一个象征），标志着巴黎群众激动人心地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革命当中。1789 年 7 月，巴黎街头的暴力拯救了国王企图加以解散的国民议会。（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那些较为保守的革命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看到立宪问题由暴民们解决后，他们的幻想破灭，开始退出议会。6 月 20 日曾经勇敢地在网球场宣过誓的人，现在感到革命正落入一群微不足道的人们手中。有不少人甚至流亡国外，从而形成第二次流亡高潮，但这与第一次流亡不相干。反革命在集聚力量。

雅各宾派然而，那些希望继续前进的人们（他们人数很多），开始组织起俱乐部。其中最重要的俱乐部是宪法之友社，因为是在巴黎一座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故简称为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费用最初很高，只有殷实的资产阶级才能参加，后来费用虽降低，但从未低到可以包括最贫穷阶级的人士在内，因此后者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较低级的俱乐部。议会中最进步的成员都是雅各宾派，他们把俱乐部作为讨论政策和制定计划的决策委员会。后来、以及在革命更激进的阶段，他们仍然是一个中产阶级集团。例如罗萨莉·朱利安夫人，她和她丈夫、儿子一样，也是一个情绪激昂的革命者，1792 年 8 月 5 日参加过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次集会。她写信给她丈夫说：告诉你的外省朋友，这些雅各宾派是“巴黎资产阶级的精华，根据他们身穿的昂贵的短外衣就可以判定。这里还有二三百名妇女出席会议，穿戴如同去剧院一样。她们的高傲姿态和具有说服力的演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