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改革

从政治上来说，对法国人的反叛导致普鲁士和普鲁士国家发生主要的变化。普鲁士自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后，进入一段心满意足的懒洋洋的时期，就像是紧跟在迅速发展或取得惊人成功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然后在 1806 年，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这个王国一战就被打垮了。它的西部和大部分的波兰领地被夺走。拿破仑逼迫它撤离到易北河以东旧有的保有地。就是在这里，法军仍然保持着占领，因为拿破仑把他的第九军团驻扎在柏林。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心目中，普鲁士具有一种道义上的优势。在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中，它是最少依靠同法国人合作而求得妥协的。因此，德意志爱国者都像奔向避难所一样奔往普鲁士。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以前是德意志乡土中德意志特点最少的地方，这时变成了全德意志争取民族自由的中心。耶拿战役以后的年代，对于德意志的“普鲁士化”是起了作用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普鲁士所有的重建者，不论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格奈森诺还是沙恩霍斯特，施泰因还是哈登堡，他们都不是普鲁士本地人。

普鲁士的改革运动对于普鲁士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军事问题，因为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推翻拿破仑。而像普鲁士历来的情形那样，军队的必要条件决定国家所采取的方式。人们认为军事问题是一个士气和人员的问题。弗里德里希的老普鲁士已经很不光采地被打败了，它曾是机械的、独断专行和残酷无情的。它的人民缺乏国民意识，而在军队中，士兵没有晋升的希望，也不怀有爱国心或精神。军队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这种精神。格奈森诺是一个萨克森人，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方面的一个“黑森雇佣兵”团中当过兵，在战争过程中，他曾观察到美国士兵中的爱国感情的军事价值。他也曾密切注意到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他说，大革命“发动了全体法国人的民族活力，使不同的阶级都处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的和财政的基础之上”。如果普鲁士要加强本身的力量来反对法国，或是实际上避免最终在普鲁士本国爆发革命，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在自己的人民当中唤起一种相似的共赴国难的感情，并且容许有才干的人在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而不计较其社会出身如何。

1799—1801 年

第二次反法同盟（奥地利、俄罗斯、英国）与法国作战

1803 年

拿破仑的军队在海地战败，法国出售路易斯安那给美国

1805—1807 年

第三次反法同盟（奥地利、俄罗斯、英国）与法国作战

1806 年

拿破仑打败普军并占领柏林

1806—1825 年

拉丁美洲一些地区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一些成功的战役

1807 年

《提尔西特条约》建立法俄同盟；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体系”，排斥与英国贸易

1808—1814 年

半岛战争导致法国在西班牙战败

1810 年

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之女玛丽·路易丝结婚

1812 年

拿破仑“大军”入侵俄罗斯并在冬季撤退中被击溃

1813 年

法军在德意志的莱比锡决战中失败

1814 年

拿破仑退位和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

1814—1815 年

维也纳会议重组欧洲的政治秩序

1815 年

拿破仑“百日王朝”恢复权力，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彻底打败

重建军队的先决条件是复兴国家，这是由施泰因男爵着手并由其后继者哈登堡继续进行的。施泰因像梅特涅一样，来自德意志西部；他曾经长期敌视他所认为的几乎是不开化的普鲁士，但最后却转向普鲁士，认为它最有希望领导全德意志走向未来。他十分专心研究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详细思考职务、服务、品性和责任诸概念。他认为必须唤醒平民，使他们懂得应有精神生活，应让他们摆脱被残酷对待的屈从奴性地位，而上升到具有自我决定精神和取得社会成员身份的水平。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职务的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平等。

在施泰因领导下，普鲁士古老的社会等级结构变得稍微不那么严密了。财产在各阶级之间已经可以交换；各阶级的士兵现在都能在军队中担任军官。为培养市民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以及参加国家大事的意识，他们被授予广泛的城市自治的自由权。普鲁士的市政制度，以及后来德意志的市政制度，成为下一世纪欧洲很多地方效法的榜样。

施泰因最著名的政绩是“废除农奴制”。因为整个改革方案旨在增强普鲁士进行反法解放战争的力量，所以当然不可能去同指挥军队的容克地主相对抗。施泰因 1807 年的废除农奴制法令只是限于废除农民对其领主的“世袭隶属地位”。这一法令给予农民迁移、结婚和做买卖的权利，无需领主批准。然而，如果农民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他则依然受制于所有在领主田地上强制服劳役的老制度。农民享有他自己的小块租佃地，有义务偿付租佃金和捐税。根据 1810 年的一项法令，一个农民可以把他的租佃地转变为私有财产，摆脱对领主的义务，但有一个条件，即他保有的土地的三分之一必须变成领主的私有财产。在往后几十年中，许多这类的转变发生了，其结果是容克地主的庄园大大地发展起来，变得更大了。普鲁士的改革多少削弱了领主原有的家长式统治的权力，使民众获得了法律地位和迁移的自由权，这就为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打下了基础。不过农民趋向于变成只是被雇用的农业劳工，而容克地主的地位却得到提高，而不是削弱。普鲁士避免了“大革命”。施泰因本人因遭拿破仑的猜忌，被迫于 1808 年流亡，然而他的改革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