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教育模式

性格的一切伟大之处在于独立性。人们如果不表现出有别于他人的存在价值，那么他就无法被人们铭记。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古往今来，教育会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学徒们在大师的工作室中学习。古希腊人四处漫游，或者坐在橄榄树下交流观点，直到酒喝尽了为止。早期的大学将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聚集在一起寻求深奥问题的答案，而这些人的早期教育往往是在家中完成的，其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或者亲戚，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个不入流的字眼。

这让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背景稍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如今所知的“小学”和“中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K−12教育）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的呢？我们现在一直采用的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正统教育，而正统教育又受到了教学日和教学年的束缚，将一天分成了好几个阶段，将知识切割成了多门“学科”。这些教育方式到底从何而来？谁规定基础教育是靠税金维持的？谁规定基础教育一定是义务教育？谁规定了上学的年龄？谁规定了在学完每个年级的知识后就可以顺利毕业？又是谁规定了应由国家来决定学生应该学习的内容以及谁可以做老师？

没有在教育领域工作过的人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教育的重大创新，也就是如今被我们称为K−12的教育体系，是在1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之所以会感到惊讶，是因为普鲁士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脸上翘着呆板的胡须，戴着拘谨的帽子，采用死板的行军方式，然而正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靠税金支持的义务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取代它。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普鲁士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推动该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清晰地说明了该教育体系的目的，他这样写道：“如果你想影响一个人，要做的不仅仅是与他谈话，你必须去改变他，让他按照你的意愿去思考和行动。”

标准化的课堂教育为灌输政治观点提供了无限多的机会。有些很直接也很明显，可以从历史和社会学科中一些知识的呈现方式上看出，另外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方式可以影响你的思维。纽约州年度教师约翰·泰勒·盖托（John Taylor Gatto）曾这样写道：“整个教育体系基于一个前提而建立：那些无法了解到第一手信息的学生以及那些只被灌输了抽象、片面信息的学生往往会很顺服，并且缺少主见。”这种教育方式的出现并非偶然。老师将知识点进行分割教学，而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可以学会知识点，但要想从本质上掌握知识的内涵，则需要天马行空且无拘无束的思维能力。

按照盖托的观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我们现今教育制度正在采用的“课时”这一概念中，他认为自我激励的学习方式被无休止的干扰扼杀了。现存的所谓正统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探索既定课程以外的东西，让学生没有时间从彼此讨论不同的观点和不被大众认可的想法。当铃声一响，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中断他们的讨论，放弃更为深入的探讨，进入下一堂课的学习。就这样，遵循命令胜过了好奇心的驱使，遵守纪律胜过了主动的追求。

我个人并不认为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仅仅是为了让统治阶级实现镇压百姓的目的而建立的。那种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并且主张人人平等。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倡导的是免费的公共教育，要求人人参与，学校的费用由税收支持并且具有强制性，建立这样一种学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百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为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然而，不知当时规划这一教育制度的人是否有意为之，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但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却尤为突出。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主要得益于时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教育部长霍瑞思·曼（Horace Mann）。在当时，这个想法颇具前瞻性。霍瑞思·曼想为所有社会等级的学生提供基础教育。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样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一些教条化的东西，至于它的优劣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不会深入地探究当年的政治环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让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并最终成为“美国人”，而如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亦是如此。

到了1870年，当时美国的37个州都建立了公立学校，美国也成了世界上国民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当时，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基本概念已被各州政府广泛应用，比如学生会根据年龄被分到不同的年级，并按照相同的进度开展学习，课程的长度也是固定的，但对于老师应该教学生什么以及学生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限，各州并没有达成统一。

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家教育学会于1892年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0名教育工作者组成，绝大多数是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是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和体制。正是这10个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美国，所有年龄在6~18岁的公民都应完成8年的初等教育以及4年的中等教育，同时也是这10个人决定了贯穿全年的课程应该包括英语、数学和阅读，而化学和物理这两门学科则在中等教育晚期才被加入课程。

“十人委员会”提出的教育体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当时相当具有前瞻性。举例来说，委员会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获得同等的机会，看看自己是否对脑力劳动感兴趣，并检验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脑力工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像三角函数、物理或文学这样的学科只有那些注定从事这些行业的高才生才能学到，即使在今日也是如此，而大部分学生在八年级时接触到的都是与职业相关的课程。此外，我还很欣赏“十人委员会”对数学教育的看法，他们倡导的教育精神中的很多东西都被如今的不少学校忽略了。比如对于几何的学习，“十人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一旦学生掌握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老师就应该果断停止被动式的教学过程。学生应该开始尝试自主构建几何图形，并在此之上进行分析推理。仅通过阅读书中的内容无法深入掌握几何学，在数学领域，如果仅仅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我们将逐渐丧失兴趣无法在独立学习中体会到数学的魅力与神奇。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学生学懂几何学，你不能只让他们听、读和重复，你必须让学生自己对这门学科进行探索。

尽管“十人委员会”制定的启蒙运动很有效果，但在这10名委员所处的年代并没有州际公路、没有美国联邦储备局，甚至没有电视。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发现基因的存在，也没有体验过除热气球外的空中旅行，更没有见过电脑和互联网。他们构建的教育体制在接下来的120多年间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如今，这种正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一种阻碍，极大地限制了人们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即便是初衷充满善意的老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也受到了束缚。

如今我们所采用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在近期也越发明显，这是因为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要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制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

针对教育体制的争议一直存在，在过去，鲜有党派政治因素被卷入其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实施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公立学校遭到了美国左翼和右翼势力的严重打击。保守派往往会抱怨政府剥夺了学生对教育的选择与特权，而作这些决策的权利理应留给孩子的父母。《将学校和州分开：如何解放美国家庭》（Separating School and State: How to Liberate American Families）一书的作者谢尔登·里奇曼（Sheldon Richman）在书中这样写道：“对于州政府来说，他们普及教育表面上似乎是在行善，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旨在将所有学生都困在其牢笼中。”

激进派的观点与保守派出奇地相似，只不过在左翼分子看来，政府并不是这种教育体制背后真正的恶棍，企业才是，他们能够从听话且顺从的人们那里获得最多的利益。2003年9月，约翰·泰勒·盖托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呼吁：“我们醒醒吧，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实际上，我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充满年轻思维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对这些年轻人进行培养，使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态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说，学校将孩子训练成了员工和客户。”

前文所讲的内容并不是在谴责我们当今的教育体制。我也没有提出“我们应该关闭现在的学校，重新建立符合社会需求的新式学校”这样的观点。我的建议是，我们应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审视教育中一直遵循的惯例和前提。我也希望我在前文中已经表述清楚，这些惯例是某个特定时代和情境下的产物，制定它的人们也受到了思维局限性的影响，此外，他们的动机通常非常复杂。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教育方式毫无可取之处，毕竟大部分上过学的人都能够阅读、写作、理解数学和科学的基本知识，并且还能掌握实用的社会技能。学校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但我们仍应重新审视教育体制的最低要求，找出现有体制的落后之处，思考这些惯例和标准不再适用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在无形中对自己和后代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