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事国家

普鲁士之所以对军队十分关注，毫无疑问最初是出于防御的考虑，是由三十年战争的恐怖而引起的。但是这种关注却持续下去，比它的起因更加经久不衰，以致变成为固定不变的习惯和该国的特点了。普鲁士并不是唯一关心自己武装部队的国家。普鲁士唯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军队的规模与它赖以建立的资源之间的比例是很不相称的。为了维持军队，政府不得不因此而指导和规划整个国家的生活。普鲁士也不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活动和备战的那种“常备”军队的创始者。大多数政府在建立常备军方面都效法路易十四，这不仅助长了对外的野心，而且不使武装部队落入贵族和军事冒险家的手里，而是由国家控制。

普鲁士军队但是，与其他各国相比，普鲁士尤为与众不同的是，军队发展了自己的生活，几乎独立于国家的生活之外。普鲁士的军队历史比普鲁士的国家历史更长。1657 年，大选帝侯带着来自领地各部分的兵士在华沙打了一次大战，这是来自克累弗、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公爵领地的人有史以来首次一起共事。军队是第一个“全普鲁士”机构。文官政府各种机构后来大大发展，以适应军队的需要。在以后几代，军队证明自己比国家更为持久。1806 年普鲁士在拿破仑面前崩溃时，普鲁士军队的精神和士气却依然存在；1918 年霍亨索伦帝国最后灭亡时，军队在魏玛共和国里依然存在并保持着自己的各种传统，而且军队的寿命再一次长过共和国。直到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新共和政体建立，军队才完全从属于文官权力。

普鲁士的发展，1415—1918 年

这里显示的地图将离开本章范围较远，显示出勃兰登堡自 17 世纪开始扩张后的普鲁士历史概貌。通过连在一起的所有地图，人们可看到 1815 年前普鲁士实际上是一个东欧国家，只是在 19 世纪，它的中心才令人注目地向西转移；第 2 张图显示了三个互不连结的领土的早期形成；第 3 张图，相对于小王国幅员要大得多的西里西亚被合并；第 4 张图，瓜分波兰的成果；第 5 张图，拿破仑削弱了普鲁士。维也纳大会上的主要危机及其结果在第 6、7 张图中显示。俾斯麦扩大的普鲁士在第 8 张地图出现。俾斯麦建立的边界直至 1918 年君主国垮台前仍无变动。

维持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各国的现代国家机器发展成为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但是在普鲁士，这一过程特别简单明了。在普鲁士，统治者约一半的收入取自王室产业，只有一半左右取自税收。由采邑和统治者作为领主直接拥有的其他生产企业所组成的王室产业，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项财产，由于普鲁士统治者使用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是为了国家，他们个人成了简朴的人，甚至养成斯巴达人的习惯。普鲁士的统治者，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还能用他们自己的收入即王室产业的收益来支付他们的文官政府的全部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们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东西，并且还需从税收上筹集新收入。为了发展产业和管理开支，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王室产业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国家的大部分经济不在私人手中，而是由归国家拥有和管理的企业所组成。作为附加收入，大选帝侯采用某些在法国实施的税收，例如对消费品的货物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等。在就任大选帝侯后的一百年内，各种税收都是为了军队的开支而征收的。

经济生活是在政府的主管下，而不是在大胆的商业阶级的企业主管下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维持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农业国家来说，生产工艺和技术工艺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进口（主要是从西方进口）。大选帝侯年青时在荷兰度过多年，他在那里看到的财富和繁荣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担任选帝侯后，定居在瑞士和勃兰登堡的佛里西安（佛里西安几乎就是荷兰式的）。他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法国新教徒时，他提供资金，派遣专门官员援助二万名胡格诺教徒移居勃兰登堡。一度法国移民曾经占有柏林人口的六分之一，成为这个比较原始城市的最进步的成分。如同柯尔培尔统治下的法国一样，政府创办并资助各种企业；但这种政府参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国的，因为用于投资的私有资本总额小得不能比拟。军事需要对市场货物的支配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大，因为在这样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中，民用需要是相当低的；军队在粮食、制服和武器方面的需求，成为影响该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

军队与普鲁士社会军队还对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平民中产阶级仍然是顺从的，实际上把整个地主贵族（容克）吸收进军事机构已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作为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灌输“全普鲁士”心理的工具。普鲁士是一个非常年青、人为的领地联合体，这就使忠诚于它的感情最初并不是自然的，为此更需要依靠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灌输。灌输的重点内容是放在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上。除上述因素外，军事美德之所以成为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的特点，也还应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少。例如在法国，大约有五万名男性成年贵族，但其中只有少数人经常在军队任军官。而在普鲁士，几乎所有的容克家族总有成员是穿制服的。

此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也像所有专制主义统治者一样，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议会实行压制。为了平息大地主的不满，统治者允许在军队中对地主阶级的成员授予官职，还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可以为所欲为。普鲁士君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统治者与地主乡绅间的谅解之上的，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地主乡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农奴制在普鲁士就如在东欧各地一样盛行。在东普鲁士，农民的境况与波兰农民一样悲惨。

社会流动的限制普鲁士的统治者认为，容克地主可以成为较好的军官，因为他们是在管辖自己的农民的习惯中长大的。为了维护军官阶级，法律禁止出售“贵族”土地，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的人。在法国，则又形成对比，采邑权利简单地变成了财产形式，资产阶级，甚至农民也都可以合法地取得采邑，并享有一笔领主的或“封建贵族”的收益。在普鲁士，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拥有不可变更的财产形式，各个阶级被冻结了。因此，中产阶级的人很难借助从事地主贵族的职业而进入贵族行列。总之资产阶级简直没有什么独立精神。在东普鲁士几乎没有什么德国的老城镇。普鲁士的中产阶级并不富有，拥有的私人财产也不大。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官员，他为政府工作，担任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靠国家津贴的企业的雇员或租借人。普鲁士的文官，从大选帝侯时代以来，就以其正直和效率而著称。但是普鲁士的中产阶级比起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来，对贵族更为顺从，对国家更为忠诚，对军队则是更加望而生畏。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普鲁士的这些特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下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威廉一世从 1713 年至 1740 年担任国主。他是—个现实而粗俗的人。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大选帝侯），以及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帝）对此却都十分关注。他对不是花于军队的每一分钱都十分吝惜。他把皇家费用削减四分之三。他在赴柯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的路程上，花掉两千五百四十七个银币，而他父亲为此曾经花了银币五百万。他以一种德意志父亲般的方式统治国家，像对私人采邑一样监督国家，时常穿一件破旧制服潜行于柏林大街小巷，用手杖来惩戒玩忽职守的市民。他整天工作，也希望人人这样做。

他爱护军队，所制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军队服务的。他是一直身着制服露面的第一位普鲁士国王。他重新安排了宫廷礼仪程序，尊军官而抑文官。他对高个子兵士的喜爱是闻名于世的；他成立一个特别分队，成员都有六七英尺高，是来自欧洲各地，而彼得大帝的确也从亚洲给他送来几位。他规定出新的训练形式和演习形式，创立一所训练容克地主子弟的士官生学校，并确立了新的招募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团都有一个特别区或州作为指定的兵源地区（这种招募制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最有效的）。他建立的军队，在他登位时为四万人，到他逝世时增加到八万三千人。他在位期间，柏林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其中两万是兵士，这个比例也许在欧洲是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他还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为数达七百万银币的军费（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亲自作过战）。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推进弗里德里希二世（后称弗里德里希大帝，也译腓特烈大帝，1740 年登位）就是依靠这支军队和这笔军费使欧洲大吃了一惊。奥地利的查理六世逝世不久，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始继承各种权利。整个欧洲对“国事诏书”的保证采取骑墙态度。当其他国家还在等待时，弗里德里希便开始进攻了。他没有发出通知就调动军队进入西里西亚，霍亨索伦家族曾对西里西亚提出过古老而含糊的要求。西里西亚位于奥得河上游，是面向波兰一侧的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北邻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加入普鲁士王国几乎使人口增加一倍，并且增加了有价值的工业，从而普鲁士终于建成为一个大国，拥有六百万人口和弗里德里希建立的一支二十万人军队。必须补充指出，如果单从人类的成就来判断，那么普鲁士是一个非凡的创举，是一个靠小本经营而建成的国家，是辛勤工作和认真责任所换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