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后的政党报刊

一、英国革命后的政党报刊

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出版特许制的废除(1694年)，英国的报业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日报。最早的日报是1702年创办的《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该报创刊时为半张，单面印刷，每页两栏，以翻译外报新闻为主;后改为两面印刷，除新闻外，增加了分类广告和船期消息。1735年因政府津贴减少，经费困难，被并入《每日公报》(Daily Gazette)。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期刊，特别是由著名文学家主办的三大评论性期刊: 1)丹尼尔·笛福的《评论》(1704—1713年)，初为周二刊，后改为周三刊;2)里查得·斯梯尔的《闲谈者》(1709—1711年)，周三刊; 3)阿狄生和斯梯尔合办的《旁观者》(1711—1712年)，每日出版，但仍被视为杂志，每期发行3 000多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与一般报纸不同，这些刊物除少量新闻外，主要刊登社会政治性的短论、小品、随笔、故事等，文字优美生动，笔调诙谐幽默，颇受各界欢迎。

这些报刊(除了接受政府津贴的)之所以大多停刊于1712年前后，与英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系。16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1688年发生政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建立了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共同掌权的君主立宪国家。由于英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妥协告终的，因此，资产阶级报业所承受的桎梏并没有完全解除。加上“报刊的新威力”引起了“政府的不安”^[13]，政府必然采取多种手段控制报业。

政府控制报业的主要手段有三种:

第一，征收印花税。1712年5月16日，国会通过印花税法案，规定对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该法案同时规定征收纸张税和广告税。印花税、纸张税和广告税被统称为“知识税”。“知识税”是英国政府的新发明，此举既可为政府增加财源，又能达到寓禁于税的目的。以后政府又多次提高税率，至1815年，一张报纸的印花税就高达4便士。

第二，实行津贴收买。为了控制舆论，英国政府常采取贿赂记者和津贴报纸的做法。津贴费用被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成为其宣传经费一部分，由此形成“津贴制度”。罗伯特·沃尔波(Robert Walpol)两度任首相的23年中(1715—1717年、1721—1742年)，津贴制度最为盛行。据政府秘密委员会记录，期间每年用于津贴报纸的经费达5万英镑。

第三，运用法律制裁。18世纪英国法律对出版事业的制裁有四种名目: 1)叛逆罪:这是最严厉的处罚，应用较少; 2)煽动诽谤罪:凡批评国王、宫廷、内阁大臣及高级官员，无论批评是否合理，均以煽动诽谤罪论处; 3)侵犯国会特权:凡批评议员、批评国会，都被认为是侵犯国会特权，而且自1660年起就禁止报道国会辩论，以后又一再重申此令; 4)总逮捕令:凡涉及上述任何一种罪名，国务大臣均可下令对有关人员进行搜捕、审讯，对有关出版物予以没收、焚毁。

由于政府采取上述种种限制性的手段，致使报刊，尤其是言论开放的自由报刊备受压抑，并在短期内大量停刊。例如，“知识税”开征后半年内，伦敦原有的12家报刊就停了7家。《旁观者》就是因征收印花税后不堪重负停刊的;《评论》和《闲谈者》则因政治原因而停刊。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得以生存、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有政府、政党报刊。从17世纪末期起，英国就形成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前身)在国会中轮流执政的局面。两党领袖都是土地贵族上层，只不过辉格党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和金融、商业大资产阶级的联系较为密切。两党相互争夺议席、阁员和国家机关的各种职位，而经济实力雄厚的辉格党往往占据优势。曾经任首相23年的罗伯特·沃尔波就是辉格党成员。为了影响选举、争夺权力，两党分别创办了报刊。

首先创办报刊的是托利党。1710年托利党领袖亲自主持出版了党的刊物《考察家》(1710—1714年)，聘请著名作家斯威夫特做主笔，经常以尖锐泼辣的文章批评辉格党。1720年创办《每日新闻报》，1726年出版《艺人报》。托利党还出钱收买丹尼尔·迪福，津贴已经停刊的《评论》杂志，将它收入麾下。

辉格党创办的报刊有《辉格考察家》(1710年)、《自由人》(1715—1716年)、《自由英国人》(1729—1735年)等。此外，辉格党也出资津贴了一批报刊，其中包括里查得·斯梯尔的《闲谈者》和阿狄生和斯梯尔合办的《旁观者》。后来又将《自由英国人》和其他两份接受资助的报纸《每日新闻》、《伦敦新闻》合并为《每日公报》(1735—1748年)，以集中力量。18世纪中期，随着辉格党在议会中势力的加强，该党报刊占据优势。

由于政党报纸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英国报业发展趋于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