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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精英行动者和革命

时间:2022-03-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精英斗争会动员非精英群体,并且将决定性地形塑了革命群众行动的结构性后果。当非精英找到一个他们可以与之联合的、拥有结构上有力位置的精英群体的时候,他们最有可能持续斗争并达到目标。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精英都面临被消灭的威胁,并且都有资源动员非精英力量,因此将革命斗争持续了数年。精英斗争和非精英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法国革命时期不同于之前的精英斗争。
非精英行动者和革命_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

精英斗争会动员非精英群体,并且将决定性地形塑了革命群众行动的结构性后果。非精英和精英一样,不会自取灭亡,而是试图搞清楚社会结构和冲突,从而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社会动员才会有效。非精英和精英一样,可能会误读社会结构,从特殊的本地情况出发误判普遍的政治机会。所有的行动者——精英也好,非精英也罢——通常不能看到: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会导致非意料的、他们本身不愿看到(或者个别出乎意料但令人惊喜)的后果。

当非精英找到一个他们可以与之联合的、拥有结构上有力位置的精英群体的时候,他们最有可能持续斗争并达到目标。当一个精英盟友很弱的时候(就像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其非精英盟友的反抗虽然激烈但被孤立,也因此很容易被击败(比如1536年英格兰的求恩巡礼运动),要不就是反抗缺乏组织,故而即便群众基础广泛也不易奏效(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各式各样的平民暴动)。

只要精英和群众力量的联盟能保持团结,并持续在一段时期内调动资源,那么精英就会成为有效的盟友,帮助维持群众行动。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精英(乡绅和资产阶级)都面临被消灭的威胁,并且都有资源动员非精英力量,因此将革命斗争持续了数年。梳毛工起义和投石党之乱则是另一种情况:精英们感到自己受到威胁,但是动员群众力量会削弱他们内部的团结,无法聚集足够的资源应对革命的威胁;这样一来,梳毛工和投石党就没有联合,而是被重组后的多精英联盟镇压了。

推翻国家或国家转型并不见得是革命的主要目标或者结果。第四章里所考察的所有英国的斗争都是在争夺对本地组织的控制,以便统治或者攫取利益。两次革命(1640年和1689年)虽然不是宗教改革,也确实造成统治者的更迭,但是此前精英冲突所塑造的政府结构没受到任何实质影响。而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造成的精英转型,才给全国宪政带来最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它推翻了教会所控制的另一套全国行政系统——任何研究革命的社会学家对于国家的定义,都不会包括这一实体。

当然,在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美第奇的政变、法国的投石党之乱和1789年的大革命(包含贵族和资产阶级各自的野心)中,革命者都是为了在既存的国家之内取得更好的地位。1789年的大革命不期然而然地推翻了旧国家,这不过是因为精英和民众的行动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罢了[3]

比起每一次革命原本的计划和事件,革命的长期后果距离国家转型的理想更遥远。只有当精英和非精英的群体废止或者吸收失败精英曾经控制的、类似国家的统治和攫取资源的一系列机制之后,革命才有长远的影响。梳毛工起义短暂地而美第奇家族的政变永久地完成了税收、借贷和军事动员机制在精英之间的转换。这些案例是帕累托式的精英循环,但不影响精英们总体的组织力量,以及他们统治和剥削非精英的总体形式。

只有英国的第一次斗争——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极大地而且永久地影响了精英统治的结构。从1640年到1689年,英国的斗争(通常被认为是革命)仅仅是承认了已由宗教改革触发的精英和阶级关系变迁。法国大革命在20世纪之前的革命里算是特殊的,因为它是在推翻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启动了精英和阶级关系的转型。

法国革命不同于其他近代革命(而且在本书讨论的案例中,它最接近查尔斯·梯利所描绘的理想型[1978]),因为它所打击的政权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完全吸收或规制所有精英组织的政权。只有当革命消灭、兼并或者摧毁精英力量的时候,革命才有结构上的意义。这些精英力量可能存在于国家之内的,不过历史上更常处于类国家的组织和其他精英组织之中,因而并不是革命目标的题中之意。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就是阶级战争,如果这一虚弱的命题只有来自国家中心主义者的挑战,而他们也只不过把五百多年的欧洲历史看做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斗争,革命则是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的过程,那么关于革命的比较研究仍会停滞不前(而且将继续错误地解读近年来对于特定革命的历史研究成果在结构性方面的意义)。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考察统治阶级和“国家精英”,认识到多种精英的存在和他们的组织基础(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类国家的组织)。这之后我们才能回答比较性的问题,比如:精英们如何依靠国家或者类国家机制来榨取资源和统治非精英们?以及精英们出于怎样的利益考虑去保留、调整或推翻国家或者类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为分析革命的最终效果提供了基础。我们也可以由此判断,当今民族国家的削弱,能否将再一次将革命者的目标引向非国家的组织。

最后,把焦点放在精英和阶级结构上也可以解释革命的非预期效果。卡尔·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就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辨识多个阶层如何用类似精英的方式来控制其组织基础,以及控制特定的阶级关系,细致地追溯了这些阶层之间的联合和斗争。精英斗争和非精英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法国革命时期不同于之前的精英斗争。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时代会令其亲历者试图重建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学者们感到困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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