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策试点”演变的总体分析

时间：2022-09-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在不同阶段进行调整的侧重点不尽一致，但配合改革计划的展开，服从服务于政策过程实践的具体要求，始终是“政策试点”发展、演变的出发点。因此，“政策试点”具体内容的变化自然就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调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政策试点”的内容较为简单和分散。

第二节　对“政策试点”演变的总体分析

在对“政策试点”的发展脉络进行线性梳理之后，这里对其中较为重要的发展线索作一下总体分析。尽管在不同阶段进行调整的侧重点不尽一致，但配合改革计划的展开，服从服务于政策过程实践的具体要求，始终是“政策试点”发展、演变的出发点。通过前述的回顾和考察，“政策试点”在四个方面产生了相应的规律性变化，并且这些演变在逻辑关系上环环相扣。

一、主线：从内源到开放

经过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洗礼之后，“政策试点”已在多个方面实现了自身的“更新换代”。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个转变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构成试验基础的实践样本和参照物来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进而“政策试点”经历了一个从内源式到开放式的演变过程。^[42]这一变迁构成了贯穿于“政策试点”发展历程的一条主干线。

受特定历史环境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政策试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进行的所有试点工作基本上依靠的都是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政策试点”是建立在中国各地方、各领域的做法和经验上的，从这些基层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正式方案，以供决策者参考和借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基于内源模式的“试点”只能是多鼓励个别地方，基层主动探索、努力创新，为全局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和可能，将一方的政策移植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全国。为了尽快地推动新政策的全面实施，这一阶段多采用“树典型”、“立样板”的方式，反复强调、宣传新政策的积极效应，让还未实行新政策的地区前来观摩、学习，沿着“由点到面”的轨迹实现制度的新旧更替。

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推动着“政策试点”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将目光转向全球视野的开放式“试点”，为探求新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选择，使得“政策试点”可以从开放式、多元化来源中吸取各种政策灵感，这包括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一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理论、经验和知识等。以经济特区、各类开放开发区等的启动为标志，新思路、新制度开始在这些新的试验场所中受到检验和筛选。这些来自其他经济社会制度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可以为“政策试点”提供更多方向性的指导。在基于开放来源的“政策试点”模式下，开始大量地从本国体制之外引进政策方案和知识并对其进行试点，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也更为丰富、多样化的试点实践，新的试点方式也在不断涌现，反过来这些创新又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政策试点”方法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

内源式与开放式是“政策试点”对于满足改革实践要求的适应性变化，这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事实上，自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开关伊始，就注定了“政策试点”会从内源式朝着开放式的方向转变，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内源式的改革试点以中国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体制和运行经验为参照和引导，试验原型和政策选择主要限于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直接经验等。这一试点模式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作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可以说一直到改革初期，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仍是主要基于内源式试点的结果。然而当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远为复杂的城市体制时，本土的经验、知识和制度记忆已经难以为新的改革试点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借鉴。在改革开放“破冰”之后，各方面改革转向进行开放式试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同时，迄今为止的一系列试点实践业已证明，迈向开放式试点并非就意味着全盘引进域外的种种现成方案，更不是简单地直接照搬和复制各种名称的制度和模式。中国基于开放式来源的“政策试点”，是在扩大选择范围的基础上，对各种外来理论进行反复测试、比较，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将其与本土实践重新整合，最终推出一个经过改造甚至全新的制度方案，并将其谨慎地施行于相关改革领域。应该说，目前中国的“试点”策略已较为成熟，实际上是将开放与内源有效结合起来的一种模式。

二、内容：围绕治理日程适时更新

在“试点”的具体内容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中应用普遍的支持性工具，“政策试点”始终是为了围绕、配合治国理政过程中现实改革的需要展开的。因此，“政策试点”具体内容的变化自然就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历程基本上也就决定了一直以来“政策试点”内容的演变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基本致力于恢复与重建，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相应地，这一阶段所进行的“政策试点”就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运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教育体制以及党的建设等少数几个领域。同时，由于之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大多数正在进行的试点工作很快就走形、变质甚至中断。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政策试点”的内容较为简单和分散。“政策试点”在具体内容上出现明显差异的时间刻度，应该标记在新世纪之交，在这前后两个时间段内，“试点”的内容各有侧重。

（一）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主的“政策试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性任务，当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这一时期中国最普遍或者说“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43]，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试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一阶段“政策试点”的主角。从中央到基层，方方面面有关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尺而鼓励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的讨论都十分热烈，各个领域为配合经济领域的改革、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所开展的相关试点实践也非常踊跃。

为了更为直观地描述政府职能调整对于“政策试点”内容的直接性影响，笔者对1979年至2000年这一时间段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于“政策试点”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统计（参见表1.6）。通过以“试点”、“试验”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并整理之后，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政策试点”的内容较为明显地集中于经济改革与建设领域，包括农村改革、国有经济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这一特点很好地契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的主旨。

表1.6　1979—2000年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于“政策试点”的内容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9—2000)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二）逐步转向以服务于社会建设为主的“政策试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迅速变化，进而它们必然会对政府职能重心的定位提出新的要求。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非典”的爆发、环境污染和弱势群体的显性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市场因素的作用，对于民生建设、社会公平和国民福祉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以此为契机，新一轮的以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为主基调的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展开。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宏观政策语境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议题，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进入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新阶段。^[44]

政府职能调整朝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转向，为“政策试点”方法的施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活动基本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相应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政策试点”数量自然会逐渐缩减。而相较于经济建设领域的进展，政府对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中国政府在现代化历程的新节点上对其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强化了自身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职能，于是有关于这一主题的“政策试点”开始了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成为各种试点活动中新的主要角色。

通过对2001年至2013年这一时间段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于“政策试点”的内容进行整理、统计后，不难发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议题与经济建设议题“此消彼长”的变化轨迹十分明显（参见表1.7）。围绕着政府社会职能开展的各种改革实践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政策试点”的主要内容。

表1.7　2001—2013年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于“政策试点”的内容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01—2013年)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转变，并非是一种替代的关系，更不意味着未来的“政策试点”将会逐渐剥离出有关经济改革的内容。事实上，中国政府自进入新世纪以来职能调整的实质在于更为全面地履行其职责，摆脱过去偏重于促进经济建设的思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补课”。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配备要突破仅仅围绕经济发展的局限，向着更广阔的范围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强的支持与保障。由此开始，政府将执政路径设定为除了在经济建设上继续发挥一定作用之外，还要在社会领域方面主动有所作为，尤其是为民众提供必要、优质的公共服务。为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和谐，保证改革的顺利、深入进行，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既定战略目标，政府需要在保证经济绩效的同时有效理顺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因此发展经济和做好公共服务这两项重要职能实际上是需要交织在一起来实现的，当然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会有一定的位移。^[45]未来时期“政策试点”的内容亦会体现出政府职能的这一“交叠化”特征，“政策试点”的实践会更加丰富、全面。

三、方式：从单一到多样

在“政策试点”的具体内容从简单走向丰富，并在新时期内“政策试点”的主题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的背景下，试点的方式亦会受此影响，对这些变化作出应有的回应。具体来说，为配合新的试点内容，实现新的试点目标，“政策试点”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样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初期阶段的“政策试点”在各个方面都较为简略，在具体方式上可以说基本只有“试点”这一种形式，此时的“政策试点”与“试点”实际上可以视做同义词。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日益丰富的试点内容的需要，陆续出现一些新的试点操作方式。比如为了在一定区域内集中施行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的试点，成立了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各类开发开放区等“政策试验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0年）；为提高试点效率，推动单一试点向多种试点叠加联动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将若干领域的改革试点归并在一起进行的“综合改革试点”（湖北沙市，1981年）；除了在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方面推出新的试点方式之外，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为指向的专项试验区也在不久之后建立（1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1987年）。进入新世纪之后，为及时适应改革形势和需求，在对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的各种试点方式进行重新调整和整合的基础上创设新的试点方式，于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得以出现（上海浦东，2005年），延续了“政策试点”方式的适时更新态势（参见图1.1）。

图1.1　“政策试点”方式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试点方式的不断演进和更新，既体现出实践者们运用试点策略推进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同时也反映了“政策试点”这一方法论工具对于改革实践的适应性和自身较强的适应力。面对改革实践范围、内容安排的接连变化，“政策试点”亦能在操作方式上适时“推陈出新”，有效地保证试点目标的实现。

四、运作：从经验到规范

在初期的“政策试点”实践中，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试点项目的操作者们多是依靠自身所积累的各种经验来开展工作，并通过在“政策试点”行进过程中将这些经验传播到新的试点项目所在地、传授新加入的人员，来保证试点项目的顺利进行和试点方法应用范围的扩大。新中国成立后，出于进一步推动这一方法在治国理政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开始逐步对“政策试点”的程序、阶段等进行一些粗略和简单的总结，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这一过程很快就中断了。直至改革开放，“政策试点”实现从经验性向规范化进阶的过程才得以系统化地展开。这主要体现在“政策试点”的组织机构和操作程序这两个方面。

（一）组织化程度的规范

虽然对于“政策试点”方法的应用由来已久，但中国的政治组织体系中一直以来并未有专门负责这一事项的机构。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政策试点”在速度和范围上前所未有的扩展，中央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加强“政策试点”工作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性，故而自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负责此项任务的相关机构，并不断作出调整和优化（参见图1.2）。

图1.2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政策试点”主要工作机构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中央政府中早期承担有关于政策试点工作的专门性机构，是为负责经济特区等事务而设置的。这一类机构经历了从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到国务院办公厅特区工作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变化。

197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的通知》（中发[1979]60号文），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有关于经济特区事务的相关职责由随后成立的国务院办公厅特区工作组承担。1984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立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通知》，决定设立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拟订举办经济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海南岛开发建设和沿海沿江城市进一步开放的有关方针、政策，督促检查执行情况，协调、解决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调查、研究世界各国举办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承担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对外开放工作方面的其他交办事宜。内设机构包括经济特区司、沿边和内陆开放地区司等。^[46]其前身国务院办公室特区工作组同时撤销。

另外，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央政府就一直存在着负责一般性政策试点工作的部门，它们经历了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变化。同时，前述负责经济特区的专门性机构也最终归并其中。

1982年5月21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它的一部分职责就包括指导地区、部门、行业、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组织和推动改革开放试验区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内设机构中还设置有专门的试点组。之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1988年又单独设置了综合规划和试点司，以专门负责对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经济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

1998年3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高层次议事机构，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具体工作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承担。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并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98年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98]43号），其中规定将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承担的指导和协调地区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下放给地方政府，但涉及开发开放区等试验区的工作仍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承担。该办公室下设经济特区及开放司，其职责包括调查研究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如何提高开放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扩大开放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2003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其工作职责包括组织指导专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这具体由它的内设机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来承担。同时，这一工作还通过该司的内设部门被细分为四个方面：宏观体制处负责指导推进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产业与市场体制处负责指导推进专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公共服务体制处负责组织或参与指导推进公共服务体制专项改革试点。除此之外，还沿袭惯例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改革试点工作的部门——改革试点指导处。这一部门的职责包括：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方式和改革试点、改革试验区规划布局；负责联系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指导改革试验区拟订改革方案，协调解决试验中的重大政策问题；指导规范重点体制改革试验项目的推进实施，督促检查改革试验进展情况；组织评估验收和总结、推广改革试验经验；承担交办的其他事项。^[47]

（二）操作程序的规范

除了对“政策试点”工作组织化程度的规范，改革时期“政策试点”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还在于其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制度化。作为一种应用性极强的方法论工具，可以说具体的程序、步骤等细节方面的规范对于“政策试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前所述，实践者们曾从早期的“政策试点”工作中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程序和步骤，包括如今已广为熟知的“抓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由点到面”等。但由于受到当时试点范围狭小、科学化和现代化训练匮乏以及政治运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政策试点”程序的规范化程度也只进行到了这一层面，并未对这些“大步骤”之下的“小步骤”作进一步的详细分析。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情况得到了较大改观。不过，即使是在“政策试点”项目已广泛分布于各改革议程的20世纪80年代，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并未有达到一定规范程度的程序可以遵循，多数试点工作还是依赖于改革者自身的摸索。其原因在于，一般性试点工作程序的制定需经历一个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过程：先是需要从相当数量的试点项目中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并经过反复加工，其后才能将其用于指导其余的试点工作。随着“政策试点”项目数量的不断积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对许多来自于基层试点探索的经验得失进行不断汇总、提炼的基础上，多数改革领域都形成了一批可用于指导试点工作的制度化程序性规定。

例如在1994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工作中，当时的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专门编制了一本有关于如何制定具体试点方案的手册，用以指导和促进试点单位开展相关工作。该手册首先通过详细梳理试点的核心内容“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逐项剖析国务院出台的总体试点方案的特点、难点和重点来进行理论解答，接着再通过收录各地方、各企业试点方案的范本来进行实践示范，使其他试点单位能够从中有所借鉴和启迪。这一手册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它通过长期追踪、观察各个试点企业的试点操作实践并不断归纳，最终总结制定出了开展这一试点工作的一个详细程序，并将其用于指导下一阶段试点企业的相关工作。这一有效方法使得政策试点运作的规范化程度和效率得到了大大提升。

一、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与阶段划分

1.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体系

（1）试点工作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进行。30家试点企业实施国务院批准的统一的试点方案，执行统一的试点政策和试点办法。

（2）30家试点企业的具体试点工作，由当地政府或中央企业隶属部门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国家体改委负责联系指导，试点的经常性工作由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具体负责。为了及时掌握试点进度，省市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应与国家体改委生产司保持经常联系。

（3）30家试点企业要建立试点办公室，指定一名经理（厂长）具体负责，并设一名联络员，负责与省市政府及国家体改委生产司互通情况，把握进度，及时解决有关问题。

2.试点工作的阶段划分

进行试点的30家国有企业，以国务院召开现代企业制度工作会议为起点，大约用两年左右时间，分三个阶段实施和运作。

第一，工作准备阶段（1994年11月—1995年6月）

第二，《方案》实施阶段（1995年6月—1996年12月）

第三，总结完善阶段（1996年12月—1997年1月）

二、具体操作程序

（一）试点工作准备（二）方案实施（三）工作总结^[48]

“政策试点”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在多个方面已发生显著改变，但这一方法论工具所具有的探索性、创新性、科学性等效应却始终得以保持，能够不断地有效服务于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所言，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实际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改革令人瞩目的成功。^[49]尽管“政策试点”方法论诞生于特殊的革命年代，但经过长期实践的磨炼和证明，它已得到广泛认可，并能够作为一项优良的传统和成功的经验而被广泛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在中国政策过程，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政策试点”使得中国的制度转轨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不失其开拓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验，亦是从中微观角度来认知转型中国的重要研究标识。

【注释】

[1]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uary 2008.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刘宝联：“从后田暴动到金沙分田——邓子恢早期土地革命实践”，《炎黄纵横》，2007年第10期。

[3]《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91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5]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8]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704～706页。

[9]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uary 2008.

[10]李雪峰：《第一次整党与实验县工作》，《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05～107页。

[11]参见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二、三、四、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4年、1994年、2000年。

[12]山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太北工作给小平、雪峰的信》（1942年3月2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13]山西省档案馆编：《土地政策与农民斗争问题》（1942年5月8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14]David Goodman，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4,pp.41-45.

[15]“老区”是指日本投降以前的解放区，“半老区”是指日本投降至全国大反攻时解放的地区，“新区”是指解放战争进入反攻后开辟的地区。

[16]参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17]《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1948年1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18]《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4页。

[19]《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1948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20]周恩来：“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1年11月3日。

[21]刘子久：“论试点”，《学习》，1953年第10期。

[22]“典型试验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9月20日。

[23]“典型试验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9月20日。

[24]根据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库福斯（Peter Kuhfus）的研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苏联所进行的地方小规模试验中偶尔使用过类似于“试点”的词汇——“实验点”（опытный пункт），但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就不再使用了；在中国，“试点”一词最早出现在东北地区的相关工作中。参见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uary 2008。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5页。

[2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27]《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28]《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374页。

[29]《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年12月16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30]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民日报》，1986年7月31日。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33]同上，第54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35]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