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政策与利益认同的生成
所谓“利益认同”，就是指人的物质、精神利益需求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要了解利益认同在社会民主中的运用，首先需要我们对什么是“利益”有个认识。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58)那么，利益为何会在社会民主中起作用呢？在我们看来，利益认同在社会民主中发挥作用，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9)首先，人的利益起源于人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0)由此可见，需要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对于现实存在的人来说，“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6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62)。可是，需要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维持和发展，维持和发展人类自身的必要条件是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本质上就是人们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取所欲求的对象。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利益认同也随之产生了，它通过人们对利益的共同需求与愿望形成激励：使之对一个组织有参与组织目标的愿望，对参与的行为进行奖励。沃马克就曾对利益认同的功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利益认同是“引起对公共目标的认同可以降低动员的资源成本，但这种认同需要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标。组织及其目标必须贴近人民，否则他们就将逃避自己的那份责任，或者对最后的结果漠不关心。如果一个组织对参与行为进行奖励，资源成本就会上升，最高领导人就会获得对组织目标更大的控制权，角色规范就会变得明确……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毛泽东的努力中，他们被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63)。作为利益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政策与利益认同的生成
从社会民主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为社会民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对各阶级利益的重新调整，满足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从而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满足人民的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是政治动员的基础。政治动员要以被动员者的实际物质利益为实现条件，一切脱离被动员者实际利益的社会动员都不可能持久，因而经济政策在政治动员中起着关键作用。更重要、更根本地调动起社乡下层尤其是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则主要是种种经济改革措施。1936年，毛泽东对爱德加·斯诺说，谁争取了农民，就争取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争取了农民。因此，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64)为此，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土地改革等政策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所说，“要推翻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仅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解放战争。那么，以什么名义来动员人民呢？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65)。“土地改革，乍听起来像是一个学术名词，但它所引起的如此巨大的激情，却是前所未闻的。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土地关系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中国土地关系大变动的过程，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它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东方世界今后的民主、自由以及宗教、财产和婚姻关系的发展方向。它是了解中国人民革命动力的钥匙。但更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录。”(66)具体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与利益认同的生成
在广大乡村通过利益认同的生成，最初是通过强调那些对农民群众有明显利益的目标来完成的。首先是体现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所谓“耕者有其田”，是指“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67)
旧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是：第一，土地都集中在大中小地主手里。他们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14%，却占有土地60%以上；第二，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主要指贫农、中农）只占土地的19%，还有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广大农民，主要是贫雇农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最低需求，而缴纳的地租却高达50%以上，此外还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加上天灾和战乱频仍，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租的窑、佃的地，头顶人家天，脚踏人家地，还要五五加上利，少吃没喝难出气。”(68)这就是旧中国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是何等迫切和强烈，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和追求，土地是农民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69)不过，不管是当时的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五大所提出的“土地革命”，还只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及时决定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并开始付诸实际了。但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并非僵死不变的，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于能够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从民生经济到民主经济的利益认同生成
从民生经济到民主经济的转变，蕴涵了巨大的发展社会民主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实行的革命的改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政策一方面承认农民是抗日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所以，必须扶助农民，改善农民生活，以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这点来说，减租减息政策的侧重点是通过保护农民的利益，进而发动农民群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承认中国地主的大多数是能够抗日的，尤其是其中一部分开明绅士，他们还赞同民主改革，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农民和地主，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在抗日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可能的；但两者的矛盾依然存在，矛盾的解决只能靠调整的办法、兼顾的办法，使双方都有利可图，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适当的保护，从而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因此，这是一个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
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从旧的封建的社会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根据地民众也被调动起来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群众抗战积极性也高了，军队也多了起来。可以说，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经济改革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找到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后来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农村建设，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实行的这些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改革，从更深层次讲，既解决了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一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转型的改革。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是逐步进行的。1945年11月，毛泽东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70)。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71)同时说明，“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72)。因此，在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开展复查工作，即复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有力地削弱了农村封建势力。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
此外，要实现社会民主发展，就需要建立新的利益分配关系，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还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实行改善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属、救济失业、赈灾救荒及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及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这一系列办法既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了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因此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资本家的欢迎。譬如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各个边区还成立工会组织，工会在保障工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二、民主政治与利益认同的生成
以物质利益认同为原动力的社会民主推进方式尽管很成功，但是仅仅依靠物质动员是远远不够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的变革和政治的变革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一定的政治变革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经济变革。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都是其他一切社会形式即政治形式、法律形式的基础，而政治上的进步是先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从革命时期生产条件实际情况来看，革命战争时期的条件还是极为艰苦的，人民实际物质利益的获得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以经济政策构建社会民主为基础的同时，还强调民主政治以及采用具体的民主政治方式来强化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以培养人们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情感和态度。这就是说，要强调人民的主权意识。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强调和倡导了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政党伦理。
从社会民主角度看，民主政治的功能，它必须基于“人民主权”的理论基础，否则政党所宣示的民主政治根本无法构建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所谓“人民主权”，理论上是指人民作为权力所有者把权力赋予政党、政府等被授权者来行使自身的权力。李景鹏认为，“这就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也就是各种类型的人民主权论的基本内容”(73)。人民主权是任何政治权力的逻辑基础，它也是民主政治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民主权就不可能有政党所倡导的民主政治，不基于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根本谈不上任何作用。因此，在构建社会民主的过程中，任何政党都必须首先宣称自己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人民主权的真正行使者。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民主构建的时候，它就宣称在价值取向层面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现实取向层面，中国共产党则表示要谋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种民主政治的宣示，内含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之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只是为了牟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推进与构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
但是，民主政治是不是仅仅如此，就可以在社会民主构建中发挥作用了呢？这是远远不够的。民主政治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它还需要政党采取切实可行的真正体现民主政治的构建形式。因为，所谓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这一点，只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假设的逻辑出发点，其目的为了使实际的掌权者手中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和暂时性。这个权力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人民的权利该授给谁呢？这就需要各个政党去竞争。为此，政党就必须采取政治选举、组织化参与等一系列真正体现民主政治精神的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社会民主发展形式。总之，只要措施得当，政治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不仅不会使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削弱，反而会使共产党的社会政治资源更加广泛，得到更多的支持。
【注释】
(1)组织的定义有三种方式：一是“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与责任制度；二是“行为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是两人或两人以上有意识加以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系统；三是“系统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社会系统，具有许多相互影响共同工作的子系统，当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必然影响其他子系统和整个系统的工作。本文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组织的定义。
(2)［美］彼得·德鲁克著，张星岩译：《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3)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83、85页。
(4)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83、85页。
(5)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83、85页。
(6)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8)同企业组织、民间组织所制定的一般政策相比，公共政策的特点是“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宗旨；（2）价值目标是公众利益和意愿的综合；（3）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完成政策制定的过程；（4）由法定的公共管理组织系统贯彻执行；（5）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批评。参见郑敬高主编：《政策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9)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0)转引自陈标、夏道明：《试析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3页。
(1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2)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11月1日版，第111—112页。
(1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7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7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18)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9)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42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424页。
(23)参见战动总会史编委会：《晋察绥战地总动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第5—7页。
(24)［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7页。
(25)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9页（标题注释）。
(2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9页（标题注释）。
(28)［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29)王振海：《公众政治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0)［美］斐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31)斐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中就为我们指出帮口、青洪帮等工人自组织的存在。但是作者认为这些自组织主要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存在物。参见［美］斐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0页。
(32)《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79年7月，第29页。
(33)《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29页。
(34)［美］婓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35)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711页。
(36)《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3页。
(37)史探径：《中国工会的历史、现状及有关问题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夏季号，第163页。
(38)《党的学说文件汇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88页。
(39)曹延平：《中国工会80年的奋斗历程》，《工人日报》2005－4－1第七版。
(40)《党的学说文件汇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272页。
(41)《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33页。
(42)《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109页。
(43)转引田杰：《回顾与展望：中国青年运动80年》，《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2期，第58页。
(44)中共四大《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45)［美］婓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46)《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26页。
(47)《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81、15页。
(48)《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81、15页。
(49)《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69—70、69、142页。
(50)《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69—70、69、142页。
(51)《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69—70、69、142页。
(52)［美］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53)《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6页。
(5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55)［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56)参见四川省仪陇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四川省仪陇县文化局编：《抗战歌曲大演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版。
(5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58)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1—58页。
(59)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1—58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
(63)［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插图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64)转引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65)［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66)［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6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68)《土地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949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第5页。
(69)《党的学说文件汇编》（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980年7月，第206页。
(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1173页。
(7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1173页。
(7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页。
(73)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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