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主体的自利性

一方面，政策主体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经济人”假设认为“各个微观主体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事，即制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获得最大化的利益”^[19]。这一假设同样可以适用于政策过程，不论政策主体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政策主体的利益导向与社会问题需求的利益导向一致，那么政策供给会偏向于解决此社会问题，但如果社会问题所反映的政策诉求与当前政策供应的价值不一致，那么决策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优先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出台，其余政策问题被迫延后，有效政策供应不足，政策滞后状态就出现了。

另一方面，政策滞后是政策主体进行政策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结果。任何一项政策的成本都包括政策设计成本、政策协调成本、政策试错成本、政策执行成本、政策监督反馈成本、利益损失群体的补偿成本、政策终结成本等，所以决策者在做出政策创新、调整或者政策终结时会考虑花费多少政策成本及其获得多少收益，如果政策收益大于政策成本，那么决策者有意愿进行政策调整，政策有效需求可以满足；如果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就会出现政策供给不畅，不能及时出台新政策或者调整、终结无效的政策，那么无效政策过剩现象依然存在，政策滞后就产生了。除此之外，J.斯坦布鲁纳的决策控制论认为衡量不同决策的共同尺度是效用，即政策所带来的收益，并且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建立了一个期待价值模型。“所谓期待价值，就是各事件能够发生的概率乘以这一事件所能提供的效用或价值的结果，进而把各事件的期待价值做个比较，并选择其计算结果最大的方案。”^[20]因此在各种政策需求出现时，政策的供应者——政府决策部门会逐一计算各政策供应所获得的期待价值，选择期待价值更大的，而怠慢其他期待价值小的政策的调整延迟，社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样就出现了政策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