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自主与认同序列紧张

改革开放所带来影响，不仅有少数民族个体权利的成长，而且由于社会自主的过程中催生了独立的权利主体，少数民族成员逐步形成了自主的利益判断和要求。对于西南民族地区而言，这种利益自主形成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其利益的表述和表达愈来愈明显化和公开化，并与个体权利诉求结合在一起，从而有了进行参与和行动的内在支撑力量。另外一方面则是对于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而言，其在原来国家整合下而受到抑制的利益自主表达开始得以体现，甚至会影响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呈现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大聚居和小杂居格局的西南地区，由于社会成员利益自主必然会引发族群之间的冲突，比如关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划分的争论即是例证：

在凉山州，少数汉族干部对“西凉合并”一直不满，他们多年以来到处活动，企图分割凉山彝族自治州。1998年5月，凉山州政协向有关部门报送了一份由38名政协委员署名的《关于划小行政区域、将凉山一分为三，分别设立地、市、州的建议案》。主张把汉族人口占多数，也是凉山最为富庶的9个县从凉山州范围内划分出来，分别成立西昌地级市和会理地区专署。同时，将凉山州府迁回昭觉，管辖8个国家级贫困县。1999年3月，该建议提案又以四川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提交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立即在彝族同胞中引发强烈反响，纷纷组织集会，散发反对材料，最后阻止了该建议案的立案。^[60]

对于利益自主表现形式而言，不仅表现在利益表达层面，而且也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与利益刺激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民族地区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被迅速地释放出来，导致了整个资源分配和价值观念体系重新进行调整。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区域也不例外，经济发展成为民族地区的头等重要任务，并与地方政府推动的各项制度改革结合在一起，原来的人地关系逐步得到分离，利益取向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且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家在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地方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整个国家统一政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源被分配到该地区，也加速了这一区域少数民族利益自主性的倾向。于是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刺激下，在原有国家整合下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发生了变化，而在其中，族群认同表现得最为明显，呈现出分化和强化的趋势，影响了认同序列保持有机平衡。

在西南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更多的是与经济和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很多地方举行少数民族大型活动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基于经济因素，而是希望能借助文化活动的展演和宣誓，来赢取社会公众对自我族群的更多认同与尊重。在出于发展当地经济需要的同时，各种少数民族传统的语言、服饰、风俗在被充分挖掘出来的过程中，族群认同也逐渐被建构和强化。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社会转型场景一样，在西南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以风险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变迁，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创造少数民族利益自主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更多地开始从族群、血缘、家族、地域等要素中来寻求对自己的安全感和支持感，加上“每个族群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些族群有区别地被放置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位置，结果，族群可能成为追逐群体和个人利益的动员中心”^[61]。 于是，原来与国家整合制度紧密结合的认同序列结构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并可能出现了分离的趋向，一些认同类型在文化层面形成独特的认知体系和价值情感，并逐步与利益自主结合在一起而得以显性化。于是，认同序列结构的一些新的认同被重新创设出来，成为少数民族成员策略行为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具体利益的手段。例如贵州的“屯堡人”族群认同出现即是典型的事例：

现在“我们屯堡人，我们屯堡文化”不仅常常出现在当地精英的口中，而且出现在很多村民和外界交流的对话中，毕竟统一到“屯堡”这面大的文化旗帜下对所有的亚群体争取公共资源和其他利益是有利的。自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以来，政府花费巨资为云峰八寨搞基本建设：修公路、铺设石板街道，政府还花费巨资为当地做旅游规划，作旅游宣传开发市场等。而所有这些投入都是冲着“屯堡文化”而来的。如果各亚群体仍然站在各自“庄家人”、“客家人”的立场上就不可能争取到那么多的资源，也很难开发如此大的产业。^[62]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并不少见，在少数民族成员的利益自主过程中，经济发展促使少数民族成员从原来的与国家紧密融合在一起，而开始逐渐分离并成为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其产生的效果是双面的，一方面加速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因为现代化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少数民族利益自主可以为其提供重要条件；另外一方面则是引起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重新分化组合，无论是涉及族群、家庭、村寨等认同层级结构，还是涉及风俗、宗教等认同文化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都不断出现分离或者创设现象，其在利益的诱导下，则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在它之中，个体成员以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因而他们全都享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大量的其他利益，他们又多少相互冲突”^[63] 。这种冲突和紧张也必然反映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上来，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成员围绕着不同的目的和目标，对于不同认同的归属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加剧了认同序列紧张关系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利益自主就与认同序列紧张关系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影响其变化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