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再分析

　　 Populism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法，它可以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等等。但它比较常用的译法是民粹主义。一般认为，民粹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1．农业平民主义

　　 农业平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农民运动，典型是18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在19 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人民党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农民迫于经济窘困而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支持者自称“民粹主义”。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我们要使共和政府重回‘平民’之手”。他们愤怒谴责金融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小生产者。

　　 2．政治平民主义

　　 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政治平民主义。政治平民主义的典型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产生于19世纪。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运动在1874年达到了巅峰，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口号将变革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身上，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在此口号下，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走到人民中去，涌向农村宣讲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一种兼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思想，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俄国民粹主义者宣扬土地共有和共同耕作，认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3．极端平民化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目标是“农业社会主义”和把“农民阶级的意向浪漫化”。它表现出明确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它赞同自发性的“草根农民运动”，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转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4．对人民大众的盲目崇拜和把群众运动绝对化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它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

　　 除此之外，关于民粹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解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介绍了民粹主义的一般含义，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列宁有关民粹主义的论述。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以及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等文章中，揭示了民粹主义的实质。列宁认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第一、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主张。

　　 第二、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

　　 第三、认为俄国能够避开或者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同时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悲惨”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美好”加以比较，企图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但实质还是想“回到过去”！

　　 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的属性的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的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33页）

　　 由此看来，民粹主义思想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甚至要给它下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定义都做不到。以上介绍只供参考。不同的人从自己的需要和观点出发，对民粹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定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出于不同的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看法并不一样。所以，对民粹主义作词源学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说民粹主义没有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含义，并不是说它没有含义。我认为，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来说，与其说去弄清楚它是什麽，还不如去弄清楚它不是什麽。综合目前各派意见，我只能这样说：在后发展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各阶层由于社会动荡会产生某种“不适”，从而很自然地会发出对这种社会运动的抵制与反抗，这样的抵制与反抗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思想与行动表现出来，而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这种思潮中有对自然经济的平静与淡泊的怀念，有对虽然人格不受尊重、但有基本保障的小生产的留恋，有对由于变动而引起的动荡的不满，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也有由于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无知而产生的疑惑，还有像弗洛姆所说的“对自由的恐惧”。由于越是底层的人民对变动的物质与心理承受力越弱，因而所有这些情绪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越强烈，民粹主义集中代表了下层人民的这些情绪。由于我们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社会的进步，因此，民粹主义和它激发的运动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的争论

　　 较早提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国外学者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1982年，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又译为：《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迈斯纳写道：“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迈斯纳并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人之一的李大钊就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认为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表达的观点和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共鸣。迈斯纳认为，俄国民粹主义者中，“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大钊1919年曾经向年轻知识分子发出的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他（毛泽东）在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于1919年开始其革命生涯时倡导的“民众大联合”的观点，就是受民粹派思想影响而激发出的。毛泽东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来民粹主义信念的一个口号。“此外，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冲动，同他对农村的基本倾向及对‘生活劳作统一’这一农村理想的浪漫赞美一起，促使他把‘人民’定义为农民群众（因为毕竟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使他珍视认为农民具有的那种自发革命能量”，“在毛泽东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它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长的敌视，他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他的极端反官僚的倾向、他的反城市的偏见，以及他那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感。”

　　 此外，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身上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

　　 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民粹主义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之一，并且毛泽东“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思想也属于民粹主义（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朱学勤也认为，毛泽东与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等人是近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参见朱学勤：《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3 期）

　　 真正引起国内震动的是胡绳先生的一篇文章。

　　 胡绳于1998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６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文中批判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错误。胡绳认为：“毛泽东本人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毛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同年12月下旬，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请胡绳作报告。他在会议期间的12月26日的发言中，说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系列问题上“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

　　 胡绳将他的这个发言稿起名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３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３期全文发表，６月11日《光明日报》作了摘要发表。

　　 胡绳认为，泽东在1949年前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而在1949年以后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原话是：“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但是，从1949年或1953年以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从1949—1976年，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

　　 胡绳认为，20世纪的一个“新东西”，是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总结中国的民粹主义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或从落后的国家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第二种看法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持这种主张的有梁启超、张东荪和1925—1927年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鲍罗廷等人。

　　 第三种是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的报告和文章中是指李立三），“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他在论述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的实践时说，“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他指出，“这似乎近似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第三种看法”。即毛泽东重复了30年代初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他还指责新中国的头30年说，“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领导时期“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

　　 胡绳的观点当然有人反对。例如，就在胡绳发言的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对胡绳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其实沙健孙还没有说到胡绳观点的真正要害之处（或潜在的要害之处），因为胡绳观点如果成立，那麽就不仅仅是毛泽东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到底有没有搞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沙健孙的基本观点被整理成题为《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发表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３期上。他的发言稿经过其若干修改和增补后又以《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的问题》为题发表在《中流》1999年第４期上。此刊同时还分别发表了范庥的文章《能够这样论证吗？》和黄如桐的文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

　　 这两篇文章分别批驳了胡绳的观点，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什么批判‘民粹主义’，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杨‘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这便是此公的论证所要告诉我们的”。随后，黄如桐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６期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沙健孙在《中流》1999年第1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进一步批驳胡绳的观点，并认为胡绳的观点“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三个针对”）。章德峰、彭建莆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３期上发表了题为《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具体论断不能完全套用到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民粹主义崇尚个体小生产，轻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同时，也有若干支持胡绳观点同时批评沙健孙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如《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５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何秋耕的题为《清澈与幽深交融》的文章，认为胡绳的文章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另一篇是温璋平的题为《岂能如此曲解？》的文章，认为胡绳提出当“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工业化正在发端时，认为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就属于民粹主义”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６期上也发表了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和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何诚认为，胡绳的《再评论》，“从对民粹主义知识的新视角，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何文赞成胡绳“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要经过“迂回的道路”，“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的观点，认为毛泽东从1953年起，“放弃‘走迂回的道路’，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变成消灭资本主义”，“试图在社会主义生产力远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生产关系中消除任何非公有成份，建立纯而又纯的的单一公有制”，这使他们“又一次看到闪现其中的民粹主义阴影”。

　　 王也扬认为，毛泽东“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认为“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生产力”发展，他的误区是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不断的革命来获得解放”，包括“技术革命”和“掌握科学技术”，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搞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问题，并无深刻的认识”。

　　 此外，胡岩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２期发表的《对民粹主义问题争论的评论》中提出：毛的民粹主义色彩最典型的表现，是毛在论述农业合作化改造时，“没有半个字讲生产力的发展”，而只讲广大农民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岩说他从这里“听到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国农民共产主义天性的赞美的回声！”

　　 林蕴晖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１期发表题为《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认为“一穷二白”和“一张白纸论”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产生了偏误”，即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利因素，反而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利条件”。正是由于上述偏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偏差。“1958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它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穷二白”，即“经济文化落后，是制约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条件，而非有利条件”。毛泽东当年指出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党内并没有自然消除”。而要正确认识“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就必须“破除越穷越革命，越有利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越有利于画共产主义的画图的神话”。

　　 三、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再分析

　　 我认为，在讨论毛泽东的思想中是否有民粹主义成分之前，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讲，是存在决定意识。同时也要看到，人的思想成分是复杂的，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不能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就不允许有其他成分。二是要摒弃对民粹主义的偏见，应该看到民粹主义也有积极意义，它对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革命运动曾经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那些有着大量小农、并且小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的国家，民粹主义不光对整个革命进程的持续进行一直有着促进作用，并且特别是在革命的发动阶段，起着决定意义的作用。

　　 就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受的教育等等因素来看，他其实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因为中国有着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壤，所以他的思想中有着很浓的民粹主义成分，并且当时的中国只有民粹主义才可能使得农民革命持续进行取得成功，并且在革命成功后，只有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才能使广大群众保持“革命性”，发起向“新社会”的轮番冲击。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弱者打败强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如果要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就会造成普遍的气馁，无异于否定革命运动本身。除了“人民”之外，什麽都没有——毛泽东深谙中国革命的这一现实，所以他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领袖。

　　 用以上包括列宁在内的那些有关民粹主义的定义来比照，不能不同意，毛泽东的有些思想，确实与民粹主义并无二致。只不过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已经不是原始的民粹主义，而是加进了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和近现代革命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了的民粹主义，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分析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大致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本主义

　　 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本主义，其中有两点主要表现，一是群众路线，二是为人民服务。

　　 关于群众路线。

　　 在许多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平民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比如，在关于革命的主力和动力的认定上，马克思和列宁诉诸产业工人，而毛泽东则诉诸“人民群众”。

　　 毛泽东赞美“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认为“群众”中蕴含了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极大的冲击力。因此，共产党必须走“群众路线，”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点，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的主线之一。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由于对精英异化和变质的忧虑，对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倒退的担心，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群众”。在这个时候，“相信群众”和走“群众路线”似乎成了毛泽东眼中保证党和国家“革命性”的唯一希望。

　　 什麽是所谓的“群众路线”呢？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不言而喻，这其中平民主义的味道是很浓烈的。

　　 这个“群众路线”，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意思：

　　 第一、群众绝对正确。——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第二、群众无所不能。——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万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万岁！”

　　 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群众的崇拜，在他那里，这种崇拜的直接表现就是对群众运动的迷信。他不相信制度，也不相信法律，认为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群众运动。他曾经说过，法律是人定的，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所以法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群众一起来，就什麽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建国以后，凡遇到问题，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解决政治问题是这样，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是这样，解决思想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是样，解决党内问题是这样，解决党外问题也是这样。甚至连搞卫生、扫盲这样的事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

　　 其实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社会千古不息的传统，它与专制皇权一起，导演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无止无休的治乱交替的一幕幕活剧。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农民运动最明显特征。鲁迅笔下，令阿Q们极度亢奋的就是此物。在“群众运动”中，无论干什麽都可以不讲程序，不要规则，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一窝蜂，大轰大嗡！一般人认为的群众运动的缺点，在毛泽东那里恰恰是它的优点。而正因为有了这些优点，如林彪所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对群众运动的迷信，实质上是对它的依赖，这里暴露出毛泽东及其一代共产党人对法治与民主政治的陌生，对领导现代国家的生疏，以及管理国家在方法和手段方面的局限与欠缺。

　　 毛泽东反对专家和精英治国，在他那里，工人可以管理工厂，学生可以管理学校，“泥腿子”——如陈永贵、李顺达，当然还包括那个大声向众人吆喝“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请李时珍同志坐到前面来”的女“英雄”！—— 可以管理国家，无产阶级要对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其实都是“群众运动”情节使然。而这一切只能从他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来解释。

　　 第三、群众（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前提是对人民群众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在毛那里往往带有盲目性。 因为在中国，所谓“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农民（90%），所以，赞美“群众”，实际上就是赞美农民，“依靠群众”，实际上就是依靠农民，“一切为了群众”，实际上就是一切为了农民。这和当初俄国民粹主义者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是“天然的革命者”，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麽本质的区别。正如列宁说的，这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

　　 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成立后，毛泽东的所谓“群众路线”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实践就是所谓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这种“大民主”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化，它是个别“英雄”“忽悠”“群氓”、并利用这些被“忽悠”起来的“群氓”来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最好方式。这与民粹派崇拜群众革命的自发性，崇尚无政府主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大民主”基本上没有什麽积极意义，反而破坏性极大。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轰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轰起来就是打内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关于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有限资源只用于或者是优先用于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这通过三个方面具体实现：

　　 首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的含义就是生产资料非资本化，也就是使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人、控制人、奴役人的手段。私有制下，生产资料（财富）不断地剥夺人、否定人，人的发展过程成为人的“异化”过程；而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财富）才真正成为人实现人自身的手段，这时人的发展过程就成为人不断向人的“本质”“回归”的过程。公有制通过“三大改做”成为现实。

　　 其次是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继续革命。公有制只能防止财富“资本化”，仅仅是公有制还不足以全面保证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侵占。因为除财富外，“知识”也可以成为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利益的手段，即“知识”也可能“资本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单单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三大改造”杜绝了“财富资本化”，这还不够，还必须杜绝“知识”的“资本化”，所以他提出还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进行“继续革命”。所谓“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防止“知识资本化”。

　　 第三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用这种方式实现对执政党的监督。这是为了防止权力“资本化”。不言而喻，在国家还没有消亡的时期，比起财富和知识来，权力更容易成为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利益的手段。而防止权力“资本化”，就是为了防止权力蜕变为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利益的手段。这也是毛泽东1957年整风和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清楚：一切社会对立和认同方面的差异，其起源就是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经济不平等，即经济分化。所以毛泽东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杜绝了马克思说的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人、控制人和奴役人的可能性之后，又着力于解决利用权力与知识的占有去攫取财富，去控制人和奴役人的问题，以使人民真正彻底摆脱被奴役的可能性。这或许就是他主张进行的“继续革命”的真正原因。

　　 有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非资本化，又有了公有制、政治思想领域的继续革命和广大人民群对执政党的监督，那么财富、权力和知识这三个社会最有效的资源，就都不能被利用来去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同时也可以防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利用掌握在手中的资源（财富、权利和知识）去攫取额外利益，这样也就使资源用于“为人民服务”得到了保证。这时的社会就基本上是公平的，或者即使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也是可以抑制、可控和可调节的。国家可以强迫精英们有所“收敛”，以达到利益的大致均衡。这样，这个社会的分化就是非常有限的，因而这个社会就是大致平等的，而中国社会传统的统治经验中一条很重要的训诫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匮乏与贫穷并不可怕，有均就有安！“为人民服务”才可以实现均。所以，“为人民服务”就能使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了，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也就稳定了！这是毛泽东、也是中国最基本的统治逻辑。毛泽东“民本主义”的真谛也即在于此。

　　 2．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瞧不起是明白无误的。有人说这和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有关。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似乎从未被那些“知识分子”正眼瞧过，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也使他长期对此事耿耿于怀。1957年，毛泽东正是在听到有人汇报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时才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的（参见马齐彬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也有人说这和他长期从事游击战争有关。毛泽东是游击战专家，他非常引以自豪的就是，他用游击战打败了正规战，用游击队打败了正规军。

　　 我们且不说他这个思想的来路，只谈他的这个思想本身。

　　 毛泽东从来不掩饰他对知识分子的极端蔑视和不信任，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讽刺挖苦知识分子的机会，并且还说过许多大伤知识分子人格的话。比如他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洋教条”。反对专家治厂，突破规章制度的框框。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各种规矩、礼数也是非常讨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还有这样一些警句和格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就不一一列举了。

　　 毛泽东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他对知识分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比如他的“皮毛论”。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和无产阶级的“皮”上之“毛”，靠工人、农民供养（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单行本，第32页）。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像毛一样，没有骨头，没有分量，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仅仅是一种附庸，当然也没什麽实际用途，多几根少几根并无大碍。并且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仅如此，毛泽东甚至还主张“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赶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07页）。这里，毛泽东表现出的就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甚至还有一种虐待心理。

　　 此外，毛泽东的轻视知识分子还表现在他的反权威、反专业化、甚至是反职业化方面。他曾说过：“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祖冲之自己也没有上过小学，是个吹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高尔基只读过两年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的，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57—258页）

　　 所以，实践出真知，书读得越多越蠢；所以，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知识分子！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用大量篇幅讲了“破除迷信”问题，他一连举出近40个各式各样的人物，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但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所作的批语，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似乎是个“普遍规律”。（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些话，畅快淋漓地抒发了他的反精英思想，其民粹主义含义也体现得直截了当。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来就认为，只要争得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下层民众，干什麽都可以无所顾忌，无论干任何事都已经胜券在握。

　　 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麽用，毛泽东后来就干脆决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与当初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在语言上都十分相像。当初俄国民粹派也是这样，他们一方面极言知识分子的虚伪、委琐，另一方面赞美农民的朴实、崇高，甚至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这样的观点（H.H.兹拉托乌拉茨基语，转引自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年，20、140页，参阅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精英与大众的普遍对立是一切社会的基本事实。不同国家的历史都曾经表明：要想赢得民众，必须打击精英。精英政治固然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精英政治时期也往往是普通民众的利益最被忽略的时期。正因为如此，轻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是争取民众、发动民众起来的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手段。据说纳粹宣传家戈培尔为了煽动民众曾经说过“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就想掏枪”。（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80页）也有学者对民主制下精英地位的下降表示不满，如托克维尔就明确的表示在民主制下容易形成“多数的暴政”。显然，民粹主义对知识分子（精英）与广大民众的关系摆放也是不恰当的。

　　 3．崇尚暴力

　　 毛泽东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在斗争中，他体会到人生的无穷乐趣！

　　 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一生主张革命的彻底性，反对任何妥协，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就是对暴力的崇尚。打天下的时期是这样，“坐天下”的时期也是这样。

　　 林彪阐释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暴力是解决问题最彻底的手段，这不容置疑，但暴力又是解决问题的一切手段中，最不理性、最残忍、最有悖人性、最具破坏力、最极端、最浪费、后果最坏的手段！

　　 不是说不要暴力，而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尽量避免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短期看，暴力解决问题似乎很彻底，但长远看，用暴力解决问题可以说后患无穷。其中最大的后患就是它必然造成以暴易暴，造成暴力的延续和放大。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越是残暴的政权，被压迫者就越会选择使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它（因为这样的政权一般来说只有使用暴力手段才可能推翻它）；凡用暴力手段夺得的政权，其统治也必然非常暴力（专制和高压），因为暴力埋下了仇恨，下台者必然会产生一种“复仇心理”，掌权者必须要时时防范被推翻者再使用暴力推翻自己重新上台，如果那样的情况一旦发生，被施暴者就会变成施暴者，受害者就会变成加害者。这样，暴暴相因，永无止境，人和社会都因此变得野蛮而残酷，“丛林原则”就会成为普遍原则。

　　 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一党独大，迫害共产党，用暴力对付共产党，1949年以后，共产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党执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暴力对付曾经对共产党施暴的国民党及其残余甚至关联者。进而使整个国家都受到了这种高压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恐怖政治的伤害。

　　 毛泽东对暴力的喜好简直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步，他认为，包括世界的前途都要靠暴力来解决。他盼望世界大战早打，大打，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打起来，中国大不了死一半人，可是共产主义说不定就实现了。这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这种对暴力的偏好，是其“群众运动”拜物教的直接延伸，与当初俄国民粹主义者最终走向恐怖主义非常相似。

　　 4．用政治革命推动社会进步

　　 这有几个方面：

　　 其一，在历史发展方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认为，历史发展是靠革命来推动的，而这里的所谓“革命”，主要指的是政治革命。（“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毛泽东认为，从世界历史看，首先是政治革命，解决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方面的问题，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则主要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我们之所以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靠的是什麽？靠的是马列主义，是革命性，是精神！

　　 在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人是第一位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间奇迹都会造出来。”而这个“人”，是革命的人，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因此，他始终强调思想文化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强调“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是要朔造“新人”，因为只有有了“新人”，才会有新社会。而“新人”，就是有新思想的人。他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目的是改造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改造社会，根本还是改造人；建设新设会，根本还是朔造新人！

　　 在朔造新人同时，将整体性绝对化，而对个性、对人格、对公民的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则极其蔑视。在“人民公社”中，不准有家庭，不准有私有财产，不准有私人活动，甚至不准有私生活！

　　 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这不假，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无论这个“人”是劳动者（即所谓“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精英”）。民粹主义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在民粹派看来，一个个的“人”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工具，前者在后者面前微不足道，只要后者的“利益”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拿前者作牺牲，而不必考虑他的意志。俄国民粹派崇尚农奴制时代的传统农村公社——“米尔”，主张“在米尔的集体中消解自我”，就是基于这种整体主义观念。这些都和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中的情况很相像。

　　 正如迈斯纳所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毛泽东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毛泽东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其二、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反精英，反正规化，反专业化和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极不信任。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言。

　　 其三、对农民革命的偏爱。

　　 马克思一代理论家对农民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并曾对其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所以，马克思（包括后来的列宁）的革命“路线图”是由城市到农村，都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这样来进行的。

　　 而中国革命的“路线图”起点则是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并最终取代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因为，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自然不能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恰恰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十分相像的有三点：

　　 一是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绝对化，看成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其实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并不是不存在走别的道路来实现的可能性。严格地说，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又新又不新，与俄国革命相比较，它是一条新路，但从中国历史看，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惯用的老套路。农民起义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最最后夺取首都，再建立新的王朝。至于根据地，也不是完全新的东西，《水浒》中的水泊梁山，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根据地。（甚至建国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实行的“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都不算什麽新东西，因为这些与中国封建时代农村中的“庄”无论在规模、管理方式、组成结构、功能，以及其中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十分相像，只不过“庄民”变成了“社员”，“庄主”变成了“书记”和“社长”。）

　　 二是认为农民阶级是当时中国生活最困苦的阶级，而“越穷越革命”， 所以农民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从而把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决定其是否具有革命性这一马克思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标准，置换成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决定革命性这样的情绪化的标准。所以毛泽东认为，在革命中，产业工人远不如贫农甚至社会上的“痞子”有用！“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所以他才离开安源煤矿，又回到农村去发动农民。）

　　 三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倡导的几乎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带有及其浓厚的空想色彩，又反映了小农的、自然经济的落后性。如：反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把“共产”曲解为“公产”，大刮“共产风”，搞吃饭不要钱和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闭关自守；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体系；急于实行供给制；全民军事化，全国军事化，几乎把全国人民都按部队的建制组织起来，工厂、农村、学校都实行班、排、连的建制；等等。

　　 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还表现为崇尚自然经济，仇视新的生产方式，反对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极端敌视私有制。

　　 在毛泽东时代，对农民的限制也与当初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主张基本一致。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强调对农民的束缚，认为，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忘记‘务农’，那么俄国人民、人民的世界观、人民发出的光和热便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虚的灵魂、‘完全的自由自在’、可怕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于是，说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的同一个民粹派思想家在另一个场合又严厉地宣称：“公社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当家的’、‘当家作主’和‘有产有业’的农民。”（H．H．兹拉托乌拉茨基语，转引自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140页，参阅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所以，民粹派所崇拜的农民只是农村公社精神的化身，而对于现实中个体农民摆脱米尔束缚的要求十分敌视。在民粹派著作中，这些独立农民被骂为“守财奴”。

　　 而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农民被死死地限制在原住地的“生产队”中，不准迁徙，不准自由择业，不住外出务工、经商，不准有私有财产，甚至不准喂鸡、鸭，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要受到批判，甚至“专政”。毛泽东认为，“私”是他所倡导的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所以，要“斗私”，并且连“私”的瞬间表现都不允许，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其四、对落后的浪漫主义赞美。

　　 毛泽东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关于这一点，迈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胡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作了评论，我就不再多说了。

　　 其实毛泽东不仅仅是不能正确对待落后，也不能正确、客观地对待先进，他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反而扼杀革命性。在他眼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无是处，甚至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都养尊处优，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正在“变修”，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腐朽”了，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也不行了，整个世界是“风景这边独好”。正因为如此，“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光荣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上。

　　 结束语

　　 以上列举了毛泽东思想中民粹主义的种种表现。毛泽东撇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农民的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条件来说明中国可以越过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直接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以及他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性夸张，认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和他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表现出的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还有在“大跃进”中对农民的自发意识的推崇等等，这些思想，与俄国民粹主义者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致的。毛泽东有盲目崇拜农民（即使是“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

　　 不过我还要强调和说明的是，毛泽东受到过民粹主义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民粹主义成分，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主流就是民粹主义，当然更不能说他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即使是一种思想或理论的创立者）的思想不可能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以列宁为例，尽管他对民粹主义表示过种种义愤，但是他身上深重的民粹主义痕迹却是抹不掉的。列宁早年的思想就受到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怎麽办？》是他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列宁后来认为，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革命最可能在这里发生，俄国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俄国的落后恰恰是使它能够成为先进国家的最重要原因。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论述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却与民粹主义的理论几乎一模一样。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有马克思，也有孔夫子。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但只是到了晚年，他身上潜伏的的民粹主义成分才充分地释放出了它的能量，造成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甚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惊天动地的事件！

　　 我一开始就说过，其实“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民粹主义”思想也有它的适用性，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背后往往都有民粹主义的动因。以上介绍过的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实际上就对“民粹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与我不同的是，迈斯纳明显地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主流就是民粹主义，不过他认为，正是这种本质上是民粹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促进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他写道：“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应该“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当然，毛泽东时代有许多问题，但“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转载自《中国报道周刊》）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教训就是在发展方面太过于意识形态化，这长期束缚了国家的发展，所以，要想取得真正的发展，首先就要去意识形态化，无论是姓“资”还是姓“社”，也无论是姓“民粹”还是姓“马列”。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