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歌

五十三、毛泽东与民歌

在陕北的时候，毛泽东非常注重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他不仅读过并记得历史上的一些民歌如《敕勒歌》等，而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民歌，也十分注意。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陕北访问，毛泽东常邀他去吃饭。有一次，他对斯诺说：“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斗争精神，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我们家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不少，如黄兴、陈天华以及红军中的彭德怀、罗荣桓、王震、贺龙等。而在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他最喜爱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土产货，天天可不能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¹⁾

斯诺听了，反问说：“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怎么现在不出革命家，反而出了墨索里尼？”

毛泽东笑了，用一句中国俗话回答道：“辣椒是穷人的大荤。”

1938年4月，毛泽东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其中曾谈到民歌。他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1953年的某个星期天，毛泽东要去视察十三陵库区，带着女儿李敏一起去。汽车向前飞驰，突然，一座龟驮石碑一闪而过。毛泽东叫停车，并带着李敏下车，围着石碑转了几圈，还停下步来细看碑文。一会，他问李敏：“娇娃，你说说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

李敏摇了摇头。

毛泽东略微想了想，便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唱道：“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对了凉水。”

上了车，他接着给女儿讲：“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赑屃（bìxì），神话里传说，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九个儿子，九个儿子中数它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善背重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他兄弟也不一样，它体形像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怎么能让碑经久不倒，能保存千秋万载，于是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²⁾

毛泽东在1957年初约见臧克家、袁水拍时还说：“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做？”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曾发动学生写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掉了，非常可惜。因此，他希望各地方要注意收集表达广大人民创造热情的民歌。

也就在这一年，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高涨的创作民歌热潮。毛泽东非常高兴，在视察工厂或农村时，经常会看墙壁或黑板报上抄写的民歌。如他在这年视察河北徐水农村时，就在康濯和县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好几次停下步子，看写在墙壁上的民歌，有时用指头点着字句从头念到尾，然后就点头赞许，并欣然笑着望望左右陪同的人。

康濯见毛泽东对民歌如此有兴趣，就在毛泽东行将离开徐水时，双手捧着县里用土纸油印的一厚本民歌创作集递送到他面前。

毛泽东旁边的一个随行人员刚伸出手要接，毛泽东却先接了，并用两只手托着掂了掂分量，又念了念封面上的题目，这才把书交给旁边的随行人员。

这一年，毛泽东对民歌似乎特别感兴趣，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或提到。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中载，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阶层的人，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这样，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后来，他在一次会上又说：“昨天，周扬同志的民歌讲得好。各级党委、支部都要收集一些民歌。我们有九万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九万集，太多了，少出一些，出一万集。新民歌，一般的，社会上流行的，发给每一个人一张纸，请你把民歌写下来。”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不过，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固然有些好诗，但太多、太滥。郭沫若与周扬便在1958年底至1959年1月，特意精心选出了三百来首，编为《红旗歌谣》。毛泽东读后，对他们说：“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

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了1958年的民歌运动。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也是在这一年，友人蒋竹如寄了非格律化却又押韵的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给他写了封信，其中说：

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指蒋竹如——编者注）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³⁾

同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抄写了一首昔人咏疟疾的诗。此诗犹如民歌民调，云：

冷来时冷在凌冰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

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毛泽东虽然对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还不很满意，但他对当今的民歌并没有丧失信心。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他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又提到了中国诗歌发展和民歌之间的关系。他说：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⁴⁾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民歌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在谈文艺问题时，总是很强调民歌。他曾经说：“民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最近七言的又多起来了。”显然，他把民歌作为了新诗发展的希望所在。

【注释】

(1)《斯诺：〈西行漫记〉之外的故事》，孙国林，载《新华月报》2012年第8期（上半月）。

(2)此事参见《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60—63页。

(3)《毛泽东和诗》，张贻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32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