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伦理文化

第二章　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伦理文化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更精确地说，应该是“礼乐之邦”。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护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人伦和谐，以及进行礼乐教化都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礼乐制度是每个王朝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政治实践操作体系，更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层的哲学理念。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¹⁾因为在先秦时代，“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²⁾可见古代的礼不仅仅是社会的规定和仪式，它还囊括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等在内。音乐也与礼密切配合，与政治息息相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礼和乐与王朝兴衰、社会治乱和人民安危息息相关，为政者不可不察。先贤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认识礼与乐的重要性，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时制宜地编制相应的礼乐制度，辅助政治教化与国家治理。

一、礼乐制度的产生

礼与乐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们的原始崇拜，《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祭祀祖先与战事同等重要。在古汉语中，“礼”的繁体字“禮”左边是“示”（凡“示”字旁的字基本上都与祭祀祖先或神灵有关，如“神”、“社”等），右边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个“曲”字，为象形字，象征一个器皿，里面放着两串玉，下面则是一个“豆”字，即置放器皿的凳子。由此可见，“礼”表示祭祀神灵或祖先的仪式，器皿里的玉则是献给神灵或祖先的祭品。“乐”字也是象形字，象征一种乐器，古代祭祀活动都有音乐伴奏，“乐”不仅包括演奏乐器，还有表演舞蹈和歌唱，所以乐是古代艺术的总称。

相传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制慢慢建立起来了，但切实可考的历史记载很少，无法知其端详。根据大量的考古材料以及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比较丰富的记载，礼仪制度到殷商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至周朝，礼乐制度更加完善，由于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周公和孔子，使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在周朝达到成熟和完善，其显著标志是礼乐制度不仅在形式上系统完备，而且被赋予丰富的道德人文内涵。

周朝开国之君武王崩，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公花费了大量心血，“六年制礼作乐”，进行礼乐制度建设，他把远古直到商朝的礼乐作了系统改造，使之上升到系统化的典章制度的高度，并赋予其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以约束臣民的行为规范。孔子则生活在周朝末年，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肩负起承继、整理、提升、弘扬礼乐制度的责任，主动传播礼乐制度的道德精神，使之在人伦教化过程中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

班固说，“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³⁾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礼乐”有“修外”和“治内”的功效，同时也注意到，礼教与乐教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礼记・仲尼燕居》）还特别强调“礼乐”在操作层面的重要性，以便使抽象的“礼”和“乐”更好地发挥教化人民的作用。孔子对于礼与乐历来是高度重视的，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而且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并有意识地将礼与君臣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荀子则把礼的重要性强调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礼不仅是社会政治上的准则，而且是宇宙自然的法则，仿佛遵照了礼，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江河湖海的周流都会顺畅。

二、礼乐制度的内容及兴衰

中国是礼乐文化发达的国度，礼方面就有三部重要文献，称“三礼”，其一是《仪礼》，相传为周公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完成，还有人认为是秦汉时期的学者所作，其礼仪制度是周朝的，但后代制定各礼乐制度时一般都以此为圭臬；其二是《周礼》，记载周朝政治制度以及相关的礼仪与习俗，内容十分丰富，分类也很精细；其三是《礼记》，成书在汉末，至唐尊为经典，内容较之《周礼》还要丰富，既有详细的日常生活礼节、孔子言录，更有系统的儒家论文如后来单独成篇的《大学》、《中庸》等。先秦所传“六经”，到汉朝，遗失了《乐经》，仅存《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不过《礼记》中有一篇《乐记》，从中可以考察出先贤们的“乐教”思想，以及“乐”与“礼”在教化人民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雅正的音乐可以正风俗、明人伦。

（一）礼制的内容

从先秦儒家思想出发，班固将“礼乐”归于“四政”之中，即“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一般都在开国伊始，邀请精通历代礼乐制度的鸿儒为本朝制定礼乐制度，即所谓“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由于周公制礼乐的传说深入人心，后代都在制定礼乐之时奉周礼为圭臬，遂产生一系列礼乐典章与文献，秦朝有《礼》（六经之一），汉代亦有《礼》，至唐朝确定“九经”，将先前的礼乐典籍归为《仪礼》、《周礼》、《礼记》等所谓“三礼”，其中有五个方面的“礼仪”最为重要：

1.祭礼：祭礼为五礼之首，其内容包括：1）祭天地：古代天子行“封禅”之礼，是国家层面的祭拜天地，是最为隆重的祭奠；2）祭宗庙：祭祀礼仪包括参拜、降神、进馔、受胙等程序，古代“祭礼立尸”很特别，一般由受祭祀者的嫡孙或同姓嫡孙扮演，以“尸”代替受祭的祖先接受瞻仰和朝拜；3）祭日、月、星、辰：先由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祭五星，后逐渐将祭星数量扩大，象征农耕经济的自然崇拜的泛神论特点；4）祭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祭祀目的在于祈求五谷丰登和国泰民安，这祭奠更是反映了农业文明的特色。

2.嘉礼：嘉礼是有关宴请、婚嫁、冠冕、宾射、贺庆等喜庆的礼仪，其目的在于和睦人际关系、沟通人际情感等；饮食礼既有族内兄弟间的，旨在“亲宗族兄弟”，又有皇帝赐宴，大宴群臣，以密切君臣关系。

3.宾礼：宾礼是指国家、朋友或宾客之间交往的礼仪；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必须是有来有往，“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国家之间，最主要是“朝觐”和“会同”，“朝觐礼”是指诸侯或藩属国向皇帝述职，确定他们朝觐的次数等，而“会同礼”则是指“四方会同，六服来朝”的大典礼，天子与诸侯祭拜日月山川诸神，礼毕赐宴，赏赐诸侯等。

4.军礼：军礼是指军队出征讨伐敌人之前所举行的礼仪；军礼既有出征前的祭祀礼，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又有誓师礼，鼓舞士气；还包括阅兵、狩猎、军事工程奠基等礼仪。

5.凶礼：凶礼是指发生了瘟疫、灾荒或丧葬所举行的礼仪；国家在发生了瘟疫、灾荒等天灾之时，要进行救济和赈灾。同时，根据死者不同的等级和爵位，举行隆重的葬礼。这一方面，后世大多遵守周礼的礼仪，中国厚葬之风历史悠久，因为国人一般据此评判后辈是否孝敬父母。

（二）乐制的内容

“乐”原本产生于民间，它最能反映和表达普通人民的情感，中国的先民很早就知道音乐对于统治人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高度关注，并设立专门机关制定乐制和管理音乐，把乐置于与礼同等重要位置，统称“礼乐”。中国古代的乐制可以分为孔子诞生之前与孔子之后的两个大阶段，其实孔子之前古代音乐已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孔子诞生前。

1.远古圣人制乐：理想化音乐

远古圣人所制音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被孔子等人理想化了，甚至极端美化了的，关于上古圣人所作音乐名称也大致都是传说，但被儒家后学奉为经典，成为后代踵武的至高典范。

2.殷商末年“淫声”：靡靡之音

《史记》等文献都曾记述商朝末年，“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殷本纪》）历史学家多对殷纣王沉迷“上古巫风”、“养女乐”颇有微词，甚至把殷商的灭亡归咎于尚“淫声”和好“女乐”。《桑林》乐舞也因其“淫”为孔子诟病，成了“郑声淫”的恶典型之一。

3.西周初年礼乐：乐本于德

西周创建，以殷商为鉴，在乐制方面也一反商之淫风，兴正礼乐；在祭祀上，也一改殷人“尚声色”的传统，注重祭品之馨香以慰先祖之灵，逐渐将祭品馨香气味内化提升为内在的道德精神，从中可以看出，周人在制乐中充分体现了“以德为乐本”的思想。

4.东周末年“新声”：礼坏乐崩

东周末年，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其特点则是“礼坏乐崩”，天下无道。孔子对此痛心疾首，并以自己儒学的正统思想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一时期，就音乐自身的发展，古音乐体系基本形成，其标志是“五音”（宫、商、角、徵、羽）阶体系与“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的绝对高音的形成。孔子就礼乐制度提出儒家明确的标准，推崇西周乐制，赞美“雅乐”，反对“新声”，孔子曰，“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他认为，舜帝时代的《大韶》是最为雅正的音乐，尽善尽美的音乐，而反映武王伐纣的《大武》虽行“霸道”，“以暴易暴”，但属于正义的讨伐，不能说是尽善之音乐，但也可归于壮美、雄奇的“圣乐”之列。这里相当明确地体现了孔子的以雅乐“正风俗、明人伦”的乐教思想。

第二阶段：孔子之后，即秦汉之后。

秦汉建立乐府，专门管理音乐，至武帝改制，基本健全完善了乐府制度。大一统巩固后的西汉在音乐方面呈现两个特点：汉朝乐府既继承周朝的乐制，关注音乐所反映的民情民意，以及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又以宏大的气魄兼收并蓄各国如赵、秦、楚等的音乐，甚至也吸收了新声，不似前朝那样“雅乐”与“新声”截然对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继承传统乐制，另一方面也吸收佛教的“法曲”和少数民族的“胡乐”。唐朝以空前的开放使胡、汉文化交融，传统的“雅乐”更是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实现前所未有的交融，真正模糊了雅音与郑声的界线，唐明皇更是沉溺于“夷音”。北宋初年皇帝还比较重视雅乐，整个宋朝也还是产生了一大批精通声律的大臣，但他们大多不被朝廷重用，竟出现宫廷音乐衰落，古代雅乐衰亡难以挽回，以至于宫廷活动还得请民间艺人代为表演，民间艺人开始出现专业组织，到唐宋之后，古代雅音的衰亡已是很难挽救了。

（三）礼乐制度的兴衰

从夏商周三朝至秦统一六国，再从秦汉至末代王朝清的被推翻，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此兴彼亡。每一次王朝兴替，对于社会经济都是一次大的破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同时对于礼乐制度也是一次摧毁，更是一次新生。新王朝建立后，首先组织精通礼乐制度的专家制定新的礼乐制度。武王伐纣，灭掉了暴虐的殷商王朝，周公制礼，创造了新王朝的礼乐制度，开创了一个礼乐制度的新时代。到春秋战国末年，周天子威仪不再，天下无道，诸侯征伐，礼坏乐崩，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执意要“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事实上，他肩负起再造礼乐制度的历史使命，将礼乐制度道德化、伦理化，普及到了民间。秦朝短暂统一之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汉相争数十年，至汉帝国建立，以黄老学说为国家指导思想，与民休息，历七十余载，武帝时，国力强盛，西汉一代鸿儒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谏武帝，武帝欣然用之，董生遂以毕生之精力致力于礼乐经学化，将礼仪升华至三纲五常，又一次使礼乐制度成为中华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魏晋南北朝，佛学传入，道学兴盛，礼乐面临重大考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等将礼推上神圣宝座，奉若神明，礼乐至此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历史，王朝兴亡处在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之中，每当天下大乱，必有“礼坏乐崩”，而后必有堪当大任者，以再造礼乐为己任，将礼乐制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礼乐制度虽屡遭破坏，但它仿佛如凤凰涅槃一般，经千年而尤具生命活力，不断盘桓上升。

三、礼乐制度对于构建伦理文化的重要作用

儒家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基本而恒定的伦理关系，称为“五伦”。怎样处理才能使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呢？怎样做才能使这五种关系纳入一个和谐有序的系统呢？于是儒家的先贤们找到了使这“五伦”关系和谐有序的“礼”和“乐”，并将它们上升到礼乐制度的高度，同时关注如何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使礼乐制度更具有操作性。

在处理“五伦”关系的过程中，“礼”和“乐”因其特点不同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礼”与人犹如衡、绳墨、规矩之于轻重、曲直、方圆一样不可须臾离开，所以，“礼”首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以“礼”来区别人类与动物、区分文明与野蛮，“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因此，人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认识“礼”之重要意义。其次，“礼”是维系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使人知道谦让、礼让和尊敬长辈和其他人，人人君子风度，社会井然有序。其三，“礼”更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指引人们积极向善，自觉自律，使人能区分是非，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文明社会正是通过“礼”之规则内化、实施与遵守，使人们个个知礼、守礼，彬彬有礼，达到各安其位，实现“和谐”之目的，但儒家也是很讲原则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不能单纯为追求“和谐”而“和谐”，甚至是牺牲原则换取“和谐”，这都是不可取的，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守礼。同时，儒家也深刻认识到，人性是不完美的，没有“礼”的指导，纵有天然美德也会犯错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因为没有“礼”的指引，恭敬者可能劳而无功，谨慎者可能畏缩不前，勇敢者可能失之鲁莽，率直者可能出口伤人。由此可见“礼”之重要。

而“乐”则是以其和美之声，辅助“礼”实现其目的。首先，“乐”是通过音符触动人们的感觉器官，在人的情感里产生“和谐”之感，培育“和谐”精神。“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音乐具有和合各种社会关系、协调宇宙万物的功效。当“乐”作用于人们的情感，人们必然为之震撼，内心的情感闸门将被打开，产生“乐”所欲达到的效果。其次，先贤们赋予“乐”更多的伦理内容，“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礼记・乐记》）他们以“五音”比喻各种人物，强调秩序之协调，以及各种社会角色须各安其位，则社会必然和美协调。其三，“乐”在陶冶人们情操，培养昂扬向上精神，以及移风易俗、改变民风等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礼记・乐记》）由于音乐有如此之强而持久作用，孔子特别重视人们对音乐的选择，他要人们多听雅乐，远离淫音。

在伦理构建中，“礼”与“乐”是同等重要而有相辅相成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礼”是关乎“天地秩序”和“人伦秩序”，而“乐”则是和合“人伦关系”和“天人关系”，这就是礼乐文化的主旨。一般而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记・乐记》）“乐”主“上下之协调”，而“礼”定“先后之次序”。“乐”所要达到的“和”正是为了实现“礼”的目的，因此“乐”是辅助、服从“礼”的需要。“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乐记》），先贤们已经注意到由于社会等级固化，“礼”之分在人们心理产生的“不和”倾向，须以“乐”之“和”平衡、调节和弥合，以便达到社会整体和谐之目的。

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首先是从政治实践操作开始，儒家先贤和历代君王都高度重视。周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重要阶段，周人将原始氏族习俗礼法升华为国家政治伦理秩序，开始具有了国家的意识与理念，周公是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人物，他制定了礼乐制度，具有开创意义。第二个重要阶段是东周末年，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再一次把周人的“礼”伦理化、道德化，使礼乐文化更加普及和深入人心。第三个阶段是两汉，在大一统的背景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把“礼”经学化，把“礼仪”提升到“三纲五常”，使之礼教化，对于巩固大一统的汉帝国具有纽带作用。第四个阶段，在魏晋时期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双重挑战下，传统礼学陷入危机，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人通过五伦设计、整体和谐和伦理政治等策略将“礼”提升至神圣的、绝对的“天理”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具有了宗教的“神”的地位。至此，经过这四个重要阶段的发展与提升，“礼”不再停留在政治操作层面上，而且已完全渗透到了中国国民的心理，实现了对整体国民人格和文化心理的重塑，成为了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血缘—伦理—政治”结合、“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孝亲—忠君—爱国”相连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达到了社会伦理化、国家家庭化、伦理政治化这一境界，从而把中国的礼乐文化推向巅峰。

四、礼乐制度与伦理文化评价

中国以礼乐之邦闻名于世，盖其礼乐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贤们早在夏商周，甚至更早，就已经在创造着礼乐制度，并将其与国家管理密切结合起来，令人赞叹，令人仰慕。礼仪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能将乐与之配合，发挥谐和作用则是中华民族先贤的高度智慧和治世能力的体现。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社会，且认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也”。“礼”明确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礼在定位人们的社会地位、使人们安于其位、勿生非分之想，巩固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人心等方面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正所谓“礼节民心”，而那些繁复的礼仪又使古代社会变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音乐则配合礼仪，达到“乐和民声”之目的，使人们沐浴在“正风俗、明人伦”的雅乐之中，精神受到陶冶，心灵得到浸润。然而，这个礼乐制度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儒家历来崇尚繁文缛节，在当时就受到其他学派的抨击，后世不断有人批评。礼仪的繁复和音乐的雅正则从里到外把古代中国人变得亦步亦趋、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给他们思想上设置了许多条条框框。

【注释】

(1)杜佑编《通典・礼志》。

(2)章太炎《检论》，转引自《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王力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04页。

(3)《汉书・礼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