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思潮

二、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日益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科学主义也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激烈批判了传统主流的科学文化。从文化产生的背景来看，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面临一系列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核危机、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与科学技术有关，甚至可以认为是由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面对这些危机，人们意识到科学主义过于乐观地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光明的科学前景，把科学看成是推动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性力量。

1.科学主义的实质

从词源上看，“科学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77年，它的原意是指“作为科学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等等”，按巴伯的说法，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或者如Roger Trigg所言，科学是我们唯一接近实在的手段，这是科学主义的最基本和主要的意义。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把科学主义区分为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它不仅是必然正确的，而且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二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被用来追求知识；三是科学精神是一切研究领域都应遵循的。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就是科学对自己的信任，即坚信，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为了事后巩固科学对自身独特价值的信念，而不是为了反思这种信念，以及为了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阐明科学的结构，既使用了经验主义的传统要素，又使用了理性主义传统的要素。”⁽¹²⁾ 所以，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人类唯一拥有的真正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确方法）。这样，任何问题，包括其他研究领域如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和社会科学，每一件事都应当用科学理论来理解和解释，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而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想主义，因为它把宇宙和关于它所说及的托付给一种类型的人类知识” 。

科学以其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面貌，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所具有的绝对的真理性。人们强调知识是对某种人类经验、生活或客观世界的反映，至于科学知识，是科学家在对自然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在这一意义上，正如罗蒂所描述的：人的心灵是一面“自然之镜”，科学知识就是一面映射这种实在的“自然之境”， 它是关于自然的确切描述、真实客观的理性知识。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中，这种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科学家（主体）对自然界（客体）的作用并不干扰客体本身的状态或性质，科学家通过客观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客体的真实知识。而且，科学家所使用的测量仪器也并不干扰客体的状态，可以准确地测量客体的性质。这样一来，在科学家的知识信念与自然界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这也保证了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只有这样的客观知识才是合理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利用它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时的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形式简单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科学真理观的影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心目中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真理的代名词，它要求我们不再把自然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而是把它与真理知识等同起来。

其次，科学主义强调的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万能性。普特南这样写道：“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借助于它，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并且，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那么合理性（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¹³⁾科学的合理性，首先就在于科学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巴伯的说法就是：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从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来看，科学建立在使用精确的观察——实验方法基础上，它在实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因此它与人的主观愿望、个人私利等价值因素无涉，这正是科学合理性的最根本特征，也是我们理解科学主义的最常见视点。

牛顿曾声称，在实验哲学中，科学命题都是从现象中导出，然后通过经验归纳而使之成为一般的定律。并且他还断言，“我们应当力戒假说”，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样一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假说既不是一个现象，也不是从任何现象中推论出来的，只是一种“臆断或猜测”。为了同传统的思辨哲学画清界线，牛顿强调，理论应该完全是由观察到的现象推演出来的，不能包含任何个人的想象或臆断。牛顿通过在主观上排斥从理性出发的假说，试图确保理论成为直接来源于经验世界的终极真理。希斯芒多在《没有神话的科学》中总结说，被赋予“理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它宣称理解科学就是要理解一种由个体科学家们所运用理性方法的过程。理性主义把科学的核心工作看做是统一的方法论，并且这种方法在科学家决定、选择数据资料过程中已被验证了。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并且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¹⁴⁾

再次是对科学精神的推广。哈耶克（Hayek）指出：“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当然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是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的奴性的模仿”⁽¹⁵⁾。一般而言，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精神，科学的理性精神，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重要思想财富。孔德对这种理性精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实证精神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真实，与虚假相反；有用，与无用相对；肯定、确定性，与犹疑相对立；精确，与模糊相对。这些新的科学精神，不仅对科学，即使是对其他学科领域，其意义也是很重大的，科学的价值成为社会职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文认为，科学主义是从由科学原则推出的文化设定中产生的。他分析了科学方法的四个原则——经验原则、数量原则、机械性原则、通过科学而进步的原则——是如何共同形成科学的。

近代科学精神产生于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它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反映。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完成，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来。因此，科学和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两个主要思想主题，并在启蒙运动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它恢复了人类的理性、尊严和科学认识的价值，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宗教的精神的独裁被打破，自由探讨学术的空气高涨起来。古典文化的复兴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中了解到希腊古代十分活跃的学术思想和对自然现象的丰富多彩的见解。这不仅鼓舞了他们摆脱传统观念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而且给他们研究自然现象以丰富的思想营养。古代希腊的重新发现促成了文艺复兴，也给科学解放运动提供了武器。

但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科学主义的独断地位。科学规范、科学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乃至科学精神无条件地渗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使历史、艺术、文学等人文科学所倡导的普遍价值观受到排斥，由此在某些方面引起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普遍的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中，人们感到焦虑、躁动、迷惘，经济技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科学主义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上的片面性，导致了与科学主义相对峙的人本主义的产生，进而造成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应当肯定，科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唯科学主义对科学提出了过于广泛的期望，这同科学自身的精神气质是相违背的。这种唯科学主义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科学和科学精神遭到了破坏；二是科学泛化，宗教、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失去了正常生长的环境，同时为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它以科学的视域和技术的手段改造世界，支配和统治自然与社会。由此，科学文化内部蕴含的重功利的技术传统得到极大的发扬，科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大的彰显。中立论的科学价值观开始消退并被社会的功利主义色彩涂抹和侵占，科学披上功利主义的外衣横行于自然与社会之中，成为人们满足需要、实现目标的最有效工具。也正因为科学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它迅速获得了工具理性的支持。工具理性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色彩，也使社会更加重视科学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卢梭

如果把科学主义看做是对科学过分肯定的话，那么这种思想的反面就是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当科学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当地球正被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改造的时候，出现一股强烈的反科学反正统文化思潮。对于反科学的思想我们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划分。唯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做万能的天使，反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做万恶的魔鬼。而绝大部分人则都位于广阔的中间地带。大多数反科学主义者并不反对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只是反对把科学视为最高的唯一的知识模式；反对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反对向自然的无限扩张；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和极端的反科学主义都是错误的，但这种对科学审慎的反思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们主要在这样的层面来讨论反科学的思想。

反科学主义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而从西方文化内部来看，反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反动，更是对传统科学文化的一种极端形式的反思。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早在18世纪，卢梭就开始怀疑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由于科学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所直接改造的是物质世界，改造力量越强，人对物质的依赖就越高；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对精神世界的培养转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同时，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灵被技术化、机械化。20世纪初，欧洲一些有识之士就敏锐地洞察到欧洲存在严重社会危机，并把这种社会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异化或极度片面发展。所以科学及其技术并不必然为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使人失去了人的本性。美国的罗斯札克（T. Roszak）于1965年发表了《对抗文化的思想》，日本生物学家柴书咚法于1973年发表了《反科学论》。

在哲学方面，从库恩（Kuhn）到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的，范式转换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见解的客观方法这一早先信念是错误的。另外，海德格尔（Heidegger）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和莱昂塔（Lyotard）等人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海德格尔抱怨科学和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则指出，科学往往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指斥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向度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则认为，科学只是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一员，没有理由比艺术、宗教等更为优越，反对“规划科学”，或认为科学技术成果的迅速应用会打乱原有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些观点都可以视为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而文学家和艺术家最初并没有系统的反科学思想，但是对科学及科学家群体持漠视、嘲讽乃至批评态度者一直不乏其人， C. P. 斯诺曾对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敌意进行了充分的描述 。自20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原子弹的爆炸、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能源危机使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究竟是在给人类造福还是在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在本质上就必然是进步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剥夺？科学是否真的能够中立？一批科学家首先意识到了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后来“广岛和其他试验性的原子弹爆炸的附带结果，就是使处于休眠状态的不关心科学的公众也觉醒了”⁽¹⁶⁾。这种觉醒一下子走到了科学主义的反面。之后发展起来的多种文化论认为，科学不具有普适性的或跨文化的特殊权利，它只是人类的普通文化的一种。

20世纪最大的反科学主义思想来自于绿色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抛开极端的绿色主义者不谈，大部分的绿色环保人士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而是反对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反对对现代科学技术不加节制地盲目滥用。唯科学主义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模式的科学之上的，它把自然看成一架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也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无限地剖析、索取。现代的反科学主义思想则认为，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老的自然哲学应该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中得到延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科学——生态学或者环境科学。反科学主义思想将新的价值观引入科学，开辟了未来科学的方向。

“反科学”，从字面意义来看就是对科学及其相关事物的反对，但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反科学”并不笼统地反对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一切文化成就，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科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某些正统观念，它只是对传统科学观念、方法、模式的怀疑、抵制和反抗。反科学主义，则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的，科学毕竟是人类智慧在某一特定领域的最高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同意反科学的主张。我们所反对的只是科学主义的盲目自信与绝对化。

科学技术成果的无控制的、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甚至惨绝人寰的滥用，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生存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其中较为极端的是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技术悲观派主张停止技术的增长，认为“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¹⁷⁾。但持相反观点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则认为,只要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保持技术和经济增长，就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技术理性毕竟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的理性，迄今为止在技术上所作的各种努力，至多是使那些已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全球性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而非真正的解决。

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毁灭性的力量，其进一步发展造成三个可怕的后果：第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蹂躏导致了人类周围生存空间的急剧恶化。人类现在面临的生态问题就其哲学根源来说，是与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分不开的。第二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技术虽然延伸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同人的某些生理机制相适应，但人的很多生理的与心理的机能却遭到了可怕的压抑。第三是造成人与社会的单面化。无怪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凭借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器物层面上蒙蔽了民众意识。“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¹⁸⁾

2.科学技术决定论

科学技术决定论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盛行于科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领域的一种以科技理性统辖一切、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之决定力量的思想倾向。它把世界单纯地“强求”为人类的“持存物”，把自然仅仅当做攫取和利用的对象；它使世间的一切，甚至包括主体本身，均被剥夺了“存在”的地位，而沦为“被存在者”，沦为技术意志控制和支配的单纯的手段。“技术的发展不依赖于外部的因素，技术进步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决定着人类精神和社会状况。”⁽¹⁹⁾科学技术决定论主要有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它的基本内核是强调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只承认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和动力，否认生产关系的作用，而认为科学技术直接决定社会发展。

（1）技术悲观主义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技术悲观主义是这样定义的：“指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种观点，又称反技术主义。它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²⁰⁾

马尔萨斯

技术悲观主义通过对技术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动机、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揭露，来表明当代世界的危机状态，他们的结论往往具有较浓厚的悲观色彩。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对地球的过度开发与消耗以及对周遭环境的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抨击了当时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它的奴隶，其代表人物法国的马尔库塞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成了压抑和摧残人性、干预人的自然生活的主要力量，正是技术的操纵，使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批判性，只满足于物质追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潮的“单面社会”，“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²¹⁾

随着全球性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恶化、能源、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技术悲观主义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特别是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发表，以及1979 年和1992年，以技术悲观主义为主题的《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的发表，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未来充满黑暗”，有人甚至干脆打出反技术的旗帜。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会造成人类文明的衰落，人性的毁灭。为了挽救人类，消除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主张复归中世纪和古代的田园般的生活。

（2）技术乐观主义

就思想和学术渊源而言，技术乐观主义可以追溯至认识论乐观主义。历史步入近代以后，接踵而至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共同构建起新型的观念结构，不仅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且也为科技革命的产生扫清了障碍。其中,文艺复兴提倡科学、人权和人性,推崇人力、人生与现世的意义；宗教改革反对垄断文化教育的罗马天主教会，追求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解放；启蒙运动鞭挞愚昧与无知,用平等和自由否定教权、王权及特权。在此背景下，崇尚知识和理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尔以及莱布尼茨是典型代表。作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勾画出一个技术活动兴旺发达、由技术专家负责行政管理的理想国。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由于受技术乐观主义的激励,也由于启蒙运动对宗教力量的消解，技术革命得以大规模展开。他们盛赞技术革新所释放出来的惊人生产力,陶醉于早期工业市镇的繁荣和曼彻斯特装饰华美的酒店,但对工人低廉的工资和痛苦的处境却视而不见。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抨击当时盛行的乐观主义思想的产物。

阿尔温·托夫勒与《第三次浪潮》

技术乐观主义学者针对技术悲观主义思想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夸大科技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认为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类能够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也足以制止危机的发生。他们在面临新科技革命挑战时，表现出乐观的情绪，认为科技能挽救一切。美国的物理学家、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1922—1983）对《增长的极限》中的一些观点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各种增长因素实际上很少长期按指数增长，而是按“8”形增长，即在增长曲线到达某一转折点后，将转为下降。而朱利安林肯的《没有极限的增长》论证得出资源没有尽头，生态环境会日益好转。丹尼尔·贝尔则对工业社会的前途作了分析和探索，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的“后工业社会论”作为一种历史观，是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典型表现。在他看来，当前西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根源都出自科学技术，它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与科技知识占据社会中心地位这一观点相适应，贝尔认为：知识阶级将日益取代工人阶级而起到社会先锋的作用，他们不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也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人类迄今已经历了两次文明的浪潮。阿尔温·托夫勒把今天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遇到的一切困惑归结为第三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文明之间的冲突。他采纳贝尔的观点，把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看做是第三次浪潮文明开始的标志。他认为，在第三次浪潮时代，微电子技术工业、宇宙工业、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这些低能耗工业将取代浪费能源的第二次浪潮工业，并最终将改变“工业化就是征服自然、就是社会进步”的思潮，走上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道路，根除以往的对抗状态。美国社会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研究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信息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把工业化社会之后的美国未来发展趋势归纳成十个方面，其中他肯定了新技术革命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强调了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知识更新在信息社会中的第一重要性地位。

奈斯比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技术悲观主义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都抛开了特定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这两种思想观点往往是对立的，但其前提则是一致的：一切都仅仅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而从实际来看，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带来灾难；既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且要改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等。我们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还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

而关于技术批判问题，我们必须从技术本身的结构和性质作一剖析。从技术本身的结构来看，它包括自然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现代技术的基本结构是由技术活动者、科学基础以及技术—科学方法构成其特性的。”一方面，技术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方式，“人实施技术产品的成形”，“技术的形式赋予是由人类使用工具的技能决定的”，简言之，技术的社会属性即是指技术目的和程序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技术是按人的目的和要求而创造发明的；另一方面，“它们还具有一种技术归宿。让我们把人们进入技术并进而构成它的那种关系叫做‘客体化关系’”，任何技术都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我们一般也称之为技术的自然属性。二者共同构成技术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技术的主要属性，“物理功能是技术客体最后的主体功能。它们是潜在的，只有在与人类活动联系时才会实现出来”。而“主体和客体功能也可以被看做是与技术事实相对应的”⁽²²⁾。对技术异化的理解和分析，也必须着眼于这一基本结构。

首先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作为一种自律的力量，存在自己的逻辑和基本属性。我们先从词源学角度看：“技术”（technology）一词，我们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e”，有时我们也可翻译成“art”，它本身的基本意义是“技艺”或“技巧”⁽²³⁾。舒尔曼也曾在这个意义上把技术界定为“人们利用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尤其是在技术发展的古典时期，“早期技术仍受到人类自然潜能，即直接由人的肉体给予的力量和能力的限制……这叫做前现代技术的自然性”⁽²⁴⁾。舒尔曼揭示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人类技术的自然属性在于把自在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以利用的有用之物，为自然规律发生作用创造的先决条件；拉普所谓“技术是对自然力的利用过程”⁽²⁵⁾正是此意。

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知道，把从单一热源吸收到的热量完全转变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机器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技术的效率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即没有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和绝对安全的技术存在。从技术的自然本性来看，任何技术在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都将造成对自然和周围环境的某种破坏，进而危及人类自身。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²⁶⁾杰里米·里夫金进一步指出，包括以“消解”自然界报复为目标的技术在内的一切技术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所使然，是技术无法摆脱的弊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异化是具有必然性的，并且是不可消除的。

其次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拉普在谈及技术时说：“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²⁷⁾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离不开人的活动和社会，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离开人类社会来讨论技术，就不能真正理解完整意义上的技术内涵。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的社会属性更加突出，从现代技术的结构来看，它无不体现技术的社会性质。首先，技术活动者更加社会化，甚至技术“设计”和活动者本身都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技术的个体化已经在现代技术中极少出现。其次，技术的“准备”和“实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技术“准备”和“设计”中，“人类的责任和决策转移到准备阶段，人类设计活动因而就占有较高地位”⁽²⁸⁾。既然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我们对技术异化根源的探究就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只有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来谈技术异化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总之，从技术的自然与社会二重属性来说，中性的技术是不存在的，技术具有价值负载属性。现代技术既要服从自然规律（自然属性决定），又要服从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社会规律（社会属性决定）。因此，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这是技术异化的根源。

3.科学理性的危机

虽然传统理想主义科学观的积极价值在于它强调了人类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巨大作用，强调了科学的认识功能及其所反映规律的价值中立性，但是，这种科学观却完全忽略了科学作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与功能。实际上，在理想主义统治科学界的同时，另外一种思潮即功利主义和技术理性至上的思潮则在技术应用领域日益占主导地位。功利主义科学观继承了近代哲学大师笛卡尔提出的主客二分思想以及近代哲学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观点，把客体（自然界）仅仅看成是与主体（人类）对立的纯粹外物，看成是人从外部进行实验操作并使之“招供”的对象，而科学不过是人类把握自然以至征服自然的手段或工具。尽管这种观点确认了主体认识并改造客体的能力，并且使人类“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²⁹⁾，但是在它的影响下，人们仅仅强调科学的物质价值和经济价值，完全忽视它们本来应有的人文价值。由此导致技术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而成为科学理性结构中决定性的、甚至似乎是唯一的要素。这是技术理性批判的深层内因。

20世纪是一个所有知识和技术都迅速膨胀、所有传统观念都急剧更新的时代。在这一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无线电、电视、计算机、太空飞行、原子能利用、遗传工程、新型材料以及无数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赋予人们在几个世纪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便利条件。在一个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然而在这个世纪里,近代科技文化中所潜伏的矛盾尽管在表层得到某种缓解，在深层却日益深化并加剧。正当人类纵情欢呼技术理性的巨大成功、陶醉于伟大科技发明所创造的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认为已经成为自然界主人的时候，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甚至任何伟大的预言家也未曾料及的新的危机，伴随着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的机遇一同到来了!

从宏观上看，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核战争威胁、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日趋恶化、基因重组技术和克隆技术的潜在生物危害，以及由各种因素导致的人类新疾病的出现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一下子摆到了人们的面前。从微观上看,现代科学技术虽然给现代人创造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期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³⁰⁾。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另一方面，现代技术把人引向高消费的享乐生活，特别是它用大规模复制和传播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产品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低层次需要，这不仅否定了以个性、独创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真正艺术，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消耗，更可怕的是会导致一系列反价值现象的产生，并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

上述潜在或现实危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对待科学的形形色色的迷信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神话，动摇了19世纪以来一些科学家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及其对社会采取超然态度的“纯学术”梦想⁽³¹⁾，同时否定了社会集团可以不付出沉重代价而滥用科学的可能性。它还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³²⁾。在发达国家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地统治人的总体性力量,它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于是，近代以来一直十分牢固的对技术理性的文化信念发生了危机。

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之所以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扩展时，不问人生的意义，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卢梭曾经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他还把科学技术看做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早在17世纪,与近代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深切意识到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道德逻辑，如果说唯理主义是重思维的逻辑形式，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

如果我们坚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三个世纪中，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无疑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但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也成为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知识依托；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状况，然而它在当今世界又成为滋生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温床；科学技术的产品、手段及其应用既充当过并且继续充当着进步人类遏制战争贩子的强有力工具，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又正在成为形形色色恐怖主义和战争狂人手中的武器；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第一破坏力。这是技术理性自身内在的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对科学技术缺乏必要的社会控制和公众监督的必然结果。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之所以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扩展时，不问人生的意义，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其实，工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的蔓延与发展，使得人类沉积在精神世界达数千年之久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从梦想一下子变成现实。人类的力量开始变得日益强大。人类终于第一次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自然的主人而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思想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然而近代科技文化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近代两次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与电力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机器体系的诞生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让人类感到十分尴尬的是，作为这种进步的代价则是人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或奴隶！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过的社会史根源之外，从思想史根源上讲，这是技术理性所潜伏的矛盾必然导致的结果。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从一开始就因过分的功利性目的而将人的理性仅仅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不过当时科学技术应用的这种偏向尚处于萌芽状态，它同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尽管卢梭早在18世纪就或多或少地看到了科技发展压制人性的方面，但是他的观点曲高和寡，在日渐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面前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理想主义科学观仅仅关心科学内部的认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仅仅关心科学应用的可能性和效用性问题。这两种观念都把科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所反映规律的价值中立性绝对化，都忘记了科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对于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从而表现出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日益淡化。其结果造成了技术理性的日益膨胀,以及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迅速分离。从此，科学的创造主体和应用主体为了求“真”或求“效用”而不顾其余，没有谁去关心科学创新与应用的社会后果问题，也没有谁去思考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