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

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论哲学与逻辑学的主题在于“什么是认识客体”，而认识“怎样才能把握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个时候，“人类的目光是向外，偏重于回答主体把握到的、或偏重于把握到的是什么，即偏重于客体规定性的研究”。^[2]因此，一般把古代哲学称为“本体论哲学”，因为其体现了一种向外探索的特征。要追求外于我的世界的“Arche”（本原、开端、始基），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对这一“Arche”有多种回答，如“水”“火”“土”“气”“数”“种子”“原子”“理念”“实体”等，但它们事实上都是指向一个外于人的客体性的本原，因此“本体论哲学”就是要追问“Arche是什么、有什么规定性”等外向的问题。而几乎也是同时，对这些外在本原的认识途径和方式的问题也出现了。巴门尼德至柏拉图，他们都对世界进行二重化的区分，将真理（科学）与意见严格区分开来，并把真理性认识设定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以此高扬理性、思维与贬斥感性、知觉。这种观点固定下来并一直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其可以被视为西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基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概念事实上是指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理性，其“本质乃是精神的统一性、观念性、普遍性、无限性，它实现在普遍的哲学里”^[3]。这种理性在哲学之上的体现就是：哲学是高于一般自然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的依据。而这种源初的理性精神也是丰满的、普遍的、无限的，它可以在很多个面向中得到体现，如自然学科、伦理学、政治学等等，它就像尚未物化为存在者的巴门尼德式的遍及、充盈一切的“纯存在”一样。

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个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处，一套系统的关于我们的理性（知性）、思维如何去把握外在的真理性（科学）知识的逻辑学诞生了，它是对我们在追求世界本原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规律等）与思维规律的总结，是一种知性的运用的规律的揭示。康德说“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学当做工具来讲授”，并且“亚里士多德没有漏掉知性的任何一个要素”^[4]，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告诉我们把我们的知性当做工具一样熟练地运用以获得外部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的基本命题形式就是“S是P”。在这个命题之中，实际上包含了一种知识论的含义，一种“符合论”的含义，亦即包含了一种主体认识如何“是”（等同于）客观自在的客体本身的意涵在内。因此，这一时期的逻辑学的实质，事实上就是一种教导人类在进行知识探求活动中获得真理的“工具论”与“方法论”，是指引认知者通向科学的真理知识的路标。因此，利奥塔这么评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一位最具现代性的哲学家，他是最先对以下两种不同规则进行区分的人。第一种规则是科学性知识一定要前后一致而有机。第二种规则是在存在的形而上学说法中探求合法性。”^[5]这事实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西方的系统化的“理论理性”（科学理性）的开端，因为那种纯粹的、普遍的、无限的“理性”已经开始逐渐地在各个领域中独立发展，从而开始发生分野。科学理性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即具体自然科学中具备其日后的基本特征，即操作性、实证性与经验性。

因此，逻辑学自诞生以来事实上就可以被认为是与哲学及其科学的、真理的“知识论”紧密相连的。这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事实上与他的形而上学是紧密相连的——词项逻辑中的变项都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实体”“第二实体”“偶性”相对应——因此逻辑不是独立的，而是哲学知识论的一部分，其任务在于帮助认知者去运用自己的知性和理性来把握和追求那个作为绝对真理的本原。逻辑学自其创生之始就与知识论哲学（知识论）本身联系在一起，即都是作为关于科学的真理性知识的获得手段与途径。因此，逻辑学始终被视为帮助认知者获取真理性与科学性知识的手段与工具。

到了中世纪哲学，本体（即上帝）得到了确定，于是认识论—知识论与逻辑学的任务便主要在论证上帝这一“神圣实体”的合法性，驳斥那些怀疑甚至反对上帝的观点。教父哲学家或经院哲学家“把逻辑标准应用于圣经或神学问题的论战”^[6]，“作为古典哲学的一部分的古典逻辑，基本上是通过基督教教义的论辩发展的，无论是对三位一体、上帝的存在、上帝的预知与全能等教义的证明还是论辩，逻辑学都是重要的工具……中世纪的神学还是主要建立在思辨理性的基础之上”。^[7]因此，这时候的神学其实还是要依靠理论理性为自己证明，想将自己建构为“作为科学的神学”，而且这一神学也颇多地具有后世科学主义的特质，或者反过来说，后世的科学主义颇多地继承了这种神学的独断论或教条主义的特质。

在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时代以及中世纪神学神圣实体本体论哲学时代，外于人的自然或神圣实体处于本体地位，个体力图“符合”之，使自己的认识尽可能地趋近这一外在的客体或对象，从而达到绝对的、客观的、普遍的真理，而逻辑学正是通向这一真理的通途。因此，此时的逻辑实际上充当了一座桥梁的作用，亦即作为有限者与无限者的桥梁。

中世纪以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兴起，近代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并且伴随着人文主义兴起与“主体主义”的出现，在自然科学与主体主义的双重推进之下，哲学开始发生变革，发展出一种近代哲学特有的形态。“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在于……古代哲学中尚以不自觉的方式潜存着人类认识的本质”，因而尚未达到一种“自觉”的认识的状态，而近代哲学则自觉地意识到了，“自笛卡儿以来，人们开始把主体自我从盲目和混沌中分离出来，把它与对象区分开来，把自我主体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的第一原则”^[8]。

除了主体成为第一原则以外，当时如日中天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基本公理也被当成是自明的法则移入近代哲学，并且作为哲学论证的基础定理使用。近代自然科学最先的做法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念进行改造，“伽利略在从几何学的观点和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就是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做具体的实在的对象，他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9]。这样的世界是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魅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个波德里亚所说的“物体系”，即去除了一切神圣性、精神性的简单的物堆积的世界。笛卡儿、斯宾诺莎这些近代早期的哲学家都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哲学建构的，他们“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一样，凭理性能力从最初几个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论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其中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书就是用‘几何学的方法’写成的……他写作《伦理学》时，就把人的思想、情感、欲望等等也当做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来研究，先提出定义和公理，然后加以证明，进而作出演绎”^[10]。这可以说是哲学的科学主义的真正诞生，即原本原始的浑然一体的“理性”的其中一个面向开始压倒其他的面向，并开始僭妄地独占“理性”这个概念。从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本伦理学领域应该独有的理性面被自然科学的科学理性所取代，而笛卡儿的二元论则把人本身实体化（物化）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结合，因此连作为主体的人也成为“物件世界”的一件“物”。从中能看到，近代哲学的两大基本原理的张力，即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内在矛盾。

这样，一方面“由于近代哲学从笛卡儿开始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树立起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笛卡儿的科学主义倾向则使得近代哲学更加“注重认识论问题的研究”^[11]，而不是实践问题。因此，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核心，即外于人的客体与对象，就转移到了认识主体自身处，康德以其先验哲学的“先验的转向”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哲学核心的转换，即不再追问我们“能够认识什么”，而是追问“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这事实上是将主客关系颠倒并且重新规定的过程，从而使认识论哲学取代本体论—知识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这一过程中，主体不再需要“符合”客体，而是反过来，客体必须符合主体，主体以其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因此这时候，逻辑学的作用就不再是主体趋近于客体的工具或手段，而是理论理性的主体如何统摄、联结客体的“律法”，这就是康德的“先验逻辑”。康德之后的费希特更是将个人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但与他们差不多同时期的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走向了另一面，他们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走向了“人是机器”的极端。要理解为什么启蒙运动会发展出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就必须对启蒙运动的主要观念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