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思潮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主张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权威、最严密和最有益的知识的倾向。唯科学主义作为发端于近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唯科学主义一般有强弱之分，强的唯科学主义是指“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弱的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前者可概括为“科学知识至上”的信念，后者可概括为“科学方法万能”的信念。这两个层面的唯科学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不仅有着丰富的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唯科学主义的特质。新文化时期的唯科学主义主要是沿着以下两个路向演进和展开的：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张“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的路向，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极力倡导“科学方法论”的路向[1]。
按照美籍华裔学者郭颖熙的观点，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想肇始于1907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该刊第一期《新世纪之革命》一文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而“新世纪之革命”即“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这表明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正式形成，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2]。实际上，这种“科学公理”之发明和应用、科学公理之决定社会人生的思想，已存在于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之中，并用以实践。可以说，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可上溯到戊戌时期[3]。
康有为宣扬科学、倡导变法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提倡“物用科学”以救国；另一方面宣扬以科学方法改造传统。康有为在宣扬科学时，对西方科学的威力深信不已。1884年，他购得一个三百倍的显微镜，视一瓣菊花，长竟丈余，视蚁，长五尺许。惊愕之余，写下杂文《显微》，大发其想象：“由三百倍之显微镜视蚁，而蚁可为五尺。而推之它日制作日精，则必有三千倍显微镜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丈”，“若有三万倍之显微镜以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十丈”，那么，三兆倍、三京倍……三可倍、三思倍呢？如此下去，“若有三议倍显微镜观蚁，则蚁应百万万兆倍于吾地球”，那就不能用“巧历”计算了[4]。科学威力无穷、科学万能的观念，就这样悄然滋生在康有为思想中。1885年，已经深知西方科学威力的康有为，即自谓“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翌年撰成《实理公法全书》，由此开创了科学方法论的先声。段治文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康氏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康有为完全以“科学公理”为判断标准，凡符合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公理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管是实用技术的，还是人文心理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还是主观世界的，都是如此。连章太炎也反对说：在康有为看来，甚至连“道德、礼俗也要合于科学公理”。这样，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人界的非定理与物界的定理混为一谈，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主观世界被康有为设计为一个个所谓科学的几何公式，机械地勾画于人们面前。因此，科学在康有为思想中已越出了原来的范畴，而幻化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权威。这无疑是中国唯科学主义的最早体现。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界最早将科学作为价值体系接受的代表。郭颖颐认为：“在介绍西方科学概念、哲学及政治思想方面起作用最大的是严复。……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严格说，严复并不能算是中国新思想的开山，因为他后来从自己90年代的进步思想倒退了，而且一直用文言文来表达新概念。所以，无论是从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中国是从20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5]严复后来固然出现思想倒退，但他在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力则不容忽视，而且还久远地发生着影响。在西方科学的传播上，严复在译介赫胥黎《天演论》的同时，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是位有成就的动物学家，他并不主张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相反，他甚至还认为进化论对人类道德、伦理问题，是无能的。他在《天演论》一书中宣传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但竭力反对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规律硬搬到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庸俗进化论，表现了一位科学家对待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态度。但严复在译该书时，却多方面非难赫胥黎，而对赫胥黎的论敌斯宾塞的学说则备加推崇。严复通过大量按语，堂而皇之地打出斯宾塞的旗号，表现出他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严复极为推崇斯宾塞的主要方面，正在于斯宾塞将科学进化论广泛地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观点。在哲学上，严复主张解构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结合，把能够做经验证实的宇宙论与不能够做经验证实的本体论分离开来，并由此而引入经典力学和生物进化论的框架，加以变形和放大，建构起科学宇宙论。严复的科学宇宙论，不仅是一种自然图景及其解释系统，而且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唤起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从而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严复第一次把中国哲学置于近代科学基础上和框架内，使哲学沿着实证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总之，严复有着明确的“科学主义”思想体系，不仅融铸成其现代文化人格，而且内化为一种“科学精神”，形成了他的“科学方法”。严复不仅是现代中国科学思想的开山者，而且科学主义思想在他那里成熟。
如果说康有为从方法论上运用并肇始了唯科学主义，那么，严复则是从内容上为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奠定了又一重要基础。其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几乎无不是在科学方法论上和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这两方面展开的。因此可以说，正是严复和康有为早在近代科学刚刚在中国产生之初，即已肇始了唯科学主义。
1915年，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科学》和《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的旗帜，并将其作为价值信仰的对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科学主义思潮得到空前的发展，席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新文化的倡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曾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们对科学的推崇与提倡，比清末先贤严复、康有为要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指导人们认识宇宙人生、进行健全思维的框架，而且是成了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最重要的旗帜和武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他们分别沿着“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和“科学方法至上”的思想路向演进，由此形成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两个维度。
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即将其与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的《当代二大科学家的思想》一文，并不关注梅奇尼可夫和奥斯特瓦尔德在自然科学上的创见，却大力阐发其关于人生、道德问题的见解。他和马君武分别摘译海克尔《宇宙之谜》上的《科学与基督教》和《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宣扬进化论的同时，也宣扬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将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概念。在陈独秀那里，科学完全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问题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那德、赛两先生，闹了不少事，流了不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陈独秀以一种勇猛激进的革命精神，揭示着科学与社会人生发展之间的联系。他全面接受了孔德的人类精神进化经历三个时代的理论，即“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且认定欧美社会已进入科学实证时代，而中国则是宗教迷信和玄学幻想时代的混合体。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必须批判宗教迷信和玄学，而自然科学及依托于其中的理性精神就是最有力的武器。他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7]。显然，陈独秀是一位“科学价值万能论”的拥护者和推动者。
与陈独秀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领域的同时，胡适则竭力倡导和推进“科学方法万能论”。胡适在治学上主要是吸取了20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精神，他曾经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是“目的热、方法盲”。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胡适极为推崇科学方法，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发展，全在于新方法论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打开局面，同样要选择一条“求知”的捷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8]他将达尔文的演化论、赫胥黎的怀疑论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胶糅掺杂后，成为他进行问题研究的信条，以至认为对任何问题都要求在“为什么”之中进行三步论研究：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再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应有何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最满意的解决。应该指出，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热衷，原本是他谋求以理性再塑思想的内在需求。但他这一思想的发展却走入另一极端，即认为科学方法万能，一切都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认为：“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9]他甚至更具体地用唯科学主义的所谓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要求研究学术的人：“学者似乎应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抛弃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10]这就使他陷入一张方法的网络之中，导致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这是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强化和文化理想的自身价值及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弱化。特别是在这种盲目的公式化的方法论下，胡适一味宣扬推翻旧权威，丧失了自我判断标准，认为凡属推翻原来权威的就是“革命”。这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宣传所带来的认识结果。
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追求和崇尚，主要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将科学作为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进而上升为思想上的一面旗帜；二是把科学不仅仅理解为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极端化发展，就演变为宣扬科学决定社会人生和宣扬科学方法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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