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运动

二、科学主义运动

英文词是Scientism一般译为“科学主义”，也译为“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3]。我国倡导科学的个别学者则把科学主义当作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4]。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界说和评价。科学主义这个词最早见于1867年默里（Muttay）出版的《新英语词典》，意指“科学家的表达习惯和模式”^[5]。这一定义是描述性的，并无贬义。韦莫斯（Johe Wellmuth）在1944年发表的《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一书中提出：“‘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6]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于1941年至1944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长篇文中用“科学主义”贬义地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7]。欧文（R.G.Owen）于1952年出版的《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指出：“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8]波普尔则在1957年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用“科学主义”指称“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错误模仿”^[9]。郭颖颐在196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指出科学主义是以自然主义的形态出现的，将科学主义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10]

国内学者对有关科学主义的定义引用得更多的是下述两个经典表述。一是1986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二是托姆·索雷（Tom Sorell）的定义：“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11]前者把科学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后者则把科学主义概括为一种关于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信念。总之，科学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1）只有自然科学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获取知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用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2）自然科学知识不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是必然正确的，而且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实质上说，科学主义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思潮。和理性主义一样，科学主义把世界万物都看作遵循自然规律的存在，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获得知识和真理。和理性主义不同的是，科学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给以特别的重视，它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和知识的典范，可以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科学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推广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当中，并规范这些学科的内容，从而提高这些学科的“科学”水平。在科学主义者看来，在描述和解释世界方面，科学是万物的尺度，即判定什么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因此，也有人把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称为唯科学主义。

一般认为，科学主义完成于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又名实证）三个阶段。他认为，实证阶段是人类知识的最高阶段。孔德强调，必须将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等用于社会研究，并排除那些不能解决（即不能被证实）也不能推翻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哲学的角度将科学及其方法定为至尊的努力，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1929年，维也纳学派在其发表的由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纽拉特（Otto Neurath）等人执笔的纲领性宣言《科学的世界观》中宣称：“我们将会看到，科学世界观的精神将越来越广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中，渗透到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方式中去。”^[12]这一著名宣言书的发表，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运动的纲领，正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它包含如下五个基本点^[13]：

（1）科学是统一的。即认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所有的科学都可以使用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方法，这就是物理学的语言以及在物理学中得以典型体现的自然科学方法。

（2）科学是无界限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无限的，原则上不存在科学所回答不了的问题，没有科学所永远不可解释的领域。

（3）科学已在预测、说明和控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4）科学方法赋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即认为唯有科学方法最能保证科学认知成果的客观性。

（5）科学是有益于人类的。即认为唯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通过科学及其发展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

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渊源于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强调归纳、实证、逻辑、实用，关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第一代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流行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是孔德实证主义的后裔，是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第二代；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理论联系，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是马赫主义的直接后裔，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代；从20世纪50—60年代，一度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而兴起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逐渐衰落，代之而兴的是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历史主义或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

科学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的鼻祖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孔德提出，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初阶段是神学阶段，一切因果关系被归结为神的意志，比如，雷鸣电闪被解释为神的愤怒或恫吓；其次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抽象观念代替神的意志来解释因果关系，自然物内部的抽象力或属性被认为是运动和变化的原因所在；最后是科学阶段，科学对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描述，而不进行主观想象和抽象解释，因此是实证的。孔德持历史进步观，认为这三个阶段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理性的前进过程。实证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认识过去被歪曲了的实在。因此，一切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科学的任务就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即发现它们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

孔德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现象论的观点为出发点。他主张现象即实在，是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因此，实证主义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哲学。可以认为，实证主义哲学是按照技术理性的理想建造起来的。按照实证原则，除了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以外，没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哲学只存在于具体的科学之中，应摈弃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孔德将自然秩序的概念移植于人类社会，提出了社会秩序概念，并机械地模仿物理学，把他所确立的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据此，他还提出了“统一科学”的设想，试图建立起统一百科的实证哲学体系。孔德的这一尝试开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对哲学进行改造之先河，给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以至最终在20世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运动。由此而造成哲学传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异：哲学家开始摈弃以理论理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代之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传统，哲学活动由关心本体界、追求认识的思辨性和非功利性转向关心现象界、追求认识的实证性和实用，并且把精确性、可计量性和可检验性作为衡量哲学认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

19世纪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按照实证主义精神，提出了感觉主义标准，以此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感觉要素所组成的，任何概念如果不能被还原为感觉要素，或者说，如果它指示的东西不可被感觉所观察，那么它就是心灵的虚构。根据经验标准，马赫认为，哲学中讨论的“神”、“自由意志”、“灵魂”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即使是科学中“原子”、“物质”、“以太”等概念，由于没有经验基础，也必须从科学中清除出去。

（二）逻辑实证主义

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科学哲学中兴起了统一科学运动，其主要代表就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如卡尔纳普、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等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能够超出科学的范围或者不能从其方法中获得益处，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从而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一。

1922年，石里克（Moritz Schlick）接替马赫担任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教授，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科学家，在科学界形成了一个哲学团体，这就是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14]。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和核心，但不等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部，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还包括与维也纳学派同时的柏林学派、里沃夫—华沙学派以及布拉格学派等；逻辑实证主义也不等于逻辑经验主义，前者主要指二三十年代在欧洲流行的早期分析哲学的流派，后者的范围更广，逻辑经验主义贯穿分析哲学的全过程，除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外，还包括它在美国的发展。

以石里克为领袖的维也纳学派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其学术主张，一是坚持“归纳主义的科学观”，二是强调“证实原则”，三是坚守“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

归纳主义科学观源于培根，这种科学观有三个要点：（1）“科学发现开始于观察”；（2）“归纳既是发现的方法又是证明的方法”；（3）“科学发展是累进式的”。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开始于观察，科学来源于经验，经验是全部科学的基础。科学理论是从观察和实验中得来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已经被经验证实了的知识。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科学理论靠的是归纳，归纳法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归纳逻辑既是“发现的逻辑”，又是“论证的逻辑”。就是说，科学发现靠归纳，科学论证也是靠归纳，科学理论只不过是对观察和实验的材料进行归纳的结果。用培根的话说，只要“及时采集无数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而来。归纳主义科学观的“累进原则”主张，科学的发展是积累的、渐进的，科学的历史就是得到经验证实的理论不断增加积累的历史。随着观察和实验技术的改进，获得经验事实材料的增多，通过归纳而获得的科学定律和理论数目也越来越多，更加具有普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科学知识将越来越多，而且永无止境。

“证实原则”的提出源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维也纳学派接受了休谟的观点：一切命题或者是先天的分析命题，或者是后天的综合命题；数学和逻辑命题属于分析命题，一切经验科学的命题属于综合命题。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非经验的综合命题，认为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完全是一个过时的概念。非欧几何证明了时间和空间不是先验的，相对论证明了牛顿力学的前提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经验条件下才适用的。按照证实原则，证实分析命题的方法是演绎推理，分析命题只要其词句意思不相互矛盾，就是有意义的；证实综合命题的方法是经验检验，一个综合命题只有在能够被经验检验其真假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证实原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可证实性”可以看成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按照这一划界标准，宗教和哲学理论中命题都是“伪命题”，因为它们是不可证实的，因而必须排除在科学之外。因此，证实原则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论证自然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分清科学与非科学。依照证实原则，形而上学即哲学的命题既不属于分析命题，也不属于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因而是“伪命题”，即表面上好像陈述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对应。因而没有任何意义。卡尔纳普在早年写作的《哲学中的伪问题》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等文章中，对形而上学持激烈的批判立场。他指出，形而上学的伪命题有两种：一种是所运用的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非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它们所组成的句子也不能经受经验的检验；另一种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卡尔纳普列举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一书中的一些句子，说明对“无”的发问，以“无”为认识对象，对“无”的存在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是对“无”（Nothing）这个词的普通用法的误用，结果出现了“无是何样”、“我知道无”、“无不是任何东西”、“无存在”这样一些违反逻辑、因而无意义的命题。一般说来，分析哲学与现代欧陆哲学很少正面交锋，但卡尔纳普等人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却不禁将海德格尔拉出来“陪斩”，表现出对形而上学语言难以忍受的态度。

逻辑经验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持续最长久的哲学流派之一，它代表了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已成为现代哲学摆脱不掉的“幽灵”。唯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潮：它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切真理的尺度，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人类其他知识，包括哲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的楷模。逻辑经验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拒形而上学，但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和命题所做的分析性批判却使人们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了，他们提倡的澄清问题和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批判方法，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

（三）批判理性主义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有接触，但没有参加学派的活动。他在科学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猜想与反驳》（1963年）、《客观知识》（1972年）、《自我及其大脑》（与艾克尔合作，1977年）等。1919年是波普尔思想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带领的一支日食观测远征队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那些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追随者们所要求的大量的不容易证实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如此艰苦，它给予波普尔极其深刻的印象。波普尔开始理解到他所称为的“划界问题”，即真正的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的划界问题。波普尔的回答是，这两种理论间的界限在于，不是是否能由经验证实，而是是否能由实验对它们证伪，或者说它们是否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理论比牛顿理论有那么多的证实材料和可靠性，但是现在它被爱因斯坦的理论代替了。

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源于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波普尔针对归纳主义科学观的两个基本观点——“科学发现开始于观察”和“归纳既是发现的方法又是证明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批判。波普尔认为，纯粹的或中性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观察具有目的性、意向性，观察需要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要带着问题去观察。他说，只有出现了问题，我们才会去观察、去实验。从理论发展的总体过程上看，只有发现了原有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才会修正旧理论或建立新理论；从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看，人们总是以问题为框架有选择地搜集资料，问题对观察具有定向作用。基于这种分析，波普尔提出了“科学发现开始于问题”的观点。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波普尔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归纳法的基础是归纳逻辑，即归纳法的合理性仍然需要用归纳法来说明，因此归纳法的合理性是成问题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错法，即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尝试的假说。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全称判断的证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一个全称判断所演绎出的接受检验的结论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其中部分结论与观测事实相符，只是为该假说提供了辩护和支持，还不能说完全证实了这一假说。另外，以全称判断形式出现的科学假说是通过检验蕴涵的方法接受验证的，这是通过证实推论为真，从而证实假设为真的方法；然而在逻辑上，这种方法的保真性是没有保证的。为此，波普尔提出了“证伪原则”。他认为，一个假说虽然不能被完全证实，但可以完全被证伪。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在逻辑学上否定后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一个假说所演绎出的可被直接检验的结论，若与观测事实不符，那么在整体上可以说这个假说已被证伪。波普尔坚持认为，证伪与证实是不对称的，证伪可以做到，而证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他主张用“证伪原则”取代“证实原则”。

在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上，波普尔反对传统的知识积累增长模式，提出了以问题为核心的知识增长模式：P1─→TT─→EE─→P2（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从问题开始，对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提出尝试性的假说，然后是对该假说进行逻辑分析和实验检验，以消除其中的错误，进而完善假说，随着实验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针对新问题再提出新的假说。因此，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转换研究问题的过程。

19世纪末科学主义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逻辑实证主义是第一个科学哲学的学派，又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学派，它通过对科学语言的意义的分析和澄清，提出并解答了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科学语言的统一性、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归纳方法的有效性等科学哲学中的重大问题。波普尔是英美哲学界第一个站出来与分析哲学抗衡并取得成功的人。他自觉地与逻辑实证主义划清界限，他意识到他们的分歧是关于科学哲学的性质的根本分歧；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哲学作为语言哲学对待，波普尔则坚持认为，科学哲学关心的问题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认识的真假；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区别的是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而不是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后者才是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

（四）社会历史学派

不论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相信科学有一个统一的逻辑，这种统一的逻辑能够划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保证科学知识按照一定的模式不断地增长，并能对科学理论的发展趋向、经验内容和应用条件做出圆满的解释。这种以科学的逻辑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强调科学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科学哲学所取代。首先，社会历史学派否定有适用于一切科学理论的统一的方法论或发现的逻辑，科学研究和发现的方法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其次，他们否认有独立于科学理论的经验检验，认为不同的理论体系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因而也就规定了检验的不同的途径和标准。再次，他们不同意对科学理论的模式做统一的解释，认为科学理论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变化的产物。他们于是注重研究科学史中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历史学派的兴起。库恩认为，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实质是“不断革命论”，它否认或弱化了科学理论的巩固、积累和发展过程，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库恩所谓的范式（Paradigm）。所谓范式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范式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科学史上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伽利略运动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构成特定的范式。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于古代科学，托勒密天文学之于中世纪科学，牛顿力学之于近代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现代科学，都起到了范式的作用。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描述了一幅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即世界观。因此，范式不仅由概念、原理、方法构成，而且还包含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性的选择过程。范式的变动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以范式的改变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库恩基于他的范式理论，提出了科学进步的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积累─→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所谓“前科学”是指还没有形成统一理论范式的各种学说，这一时期各种学说互相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某一学说脱颖而出上升到统治地位，成为具有统一理论范式的“常规科学”。在常规科学的统一范式的旗帜下，科学家共同体主要做的是拓展性研究，扩大常规科学的适用范围。常规科学发展和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其中的一些反常现象可以通过修正常规科学理论而得到解释，而某些反常现象是不能在原有的理论范式下解决的，反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危机”。科学发展的危机时期，为了解释反常现象，就会提出一些新的假说，这些新假说互相竞争最终将促成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即发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结果是形成“新的常规科学”，随后在新的常规科学的指引下，科学家共同体开始了新一轮的拓展性和积累性研究。因此，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新范式不断取代旧范式的过程。那么，范式之间有无优劣之别？新范式取代老范式的科学革命究竟是不是进步？库恩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强调，科学家的心理因素是他们取舍范式的原因。这实际上否认了范式的可比性和科学革命的进步性。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库恩承认，科学家依据实践理性选择范式。实践理性的特点是：它是信仰转变的过程，而不是逻辑上的推演和归纳；它受科学家共同体的社会实践规定；它选择的标准是价值观念而不是理论规则。总之，实践理性以社会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它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以抽象思辨为内容的纯智慧。

美国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是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科学哲学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二是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费耶阿本德接受了库恩的范式理论，但却完全否认范式的可比性，从而彻底排除了库恩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了范式“无公度性”（incommemsurability）的概念，意在说明没有判断范式优劣的客观、中立的标准。任何标准（包括衡量方法、价值观念）都是在范式中建立的。比较范式的活动也不可能摆脱范式的影响，只不过是站在一个范式的立场去评估另一个范式。费耶阿本德持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他认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不是因为新理论新范式更接近真理，范式的改变并不取决于理性的进步，而是依靠理性之外的力量，如伽利略运动学取代亚里士多德运动学，主要依靠的是写作技巧和鼓动宣传。费耶阿本德强调，科学史中的许多事实说明，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所设想的界限。西方科学不是靠理论的说服力，而是靠非科学的力量，如商业的诱惑、传教士的宣传和武力征服来取代其他地区的文化的。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还要切近很多。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察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他还说，在现在社会，科学与国家权力混同一起，科学家已经成为特权阶层^[15]。以上这些极端的论调的矛头所向已不是唯科学主义，而是科学本身。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由此成为不折不扣的“反科学的哲学”。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因而在方法论上，他提倡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信条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沙文主义”，主张在科学研究上放任自流。他认为，因为科学理论不可比，一个理论不能被还原为另一个理论，对待科学理论的正确态度和政策是鼓励理论繁衍，不要用理性的规则和整齐划一的方法阻碍和限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混乱、偏差、机会主义更能促进科学的繁荣。费耶阿本德提出的表达他的这些意见的内容包括：“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一切都行”。费耶阿本德毫不掩饰地宣称，他的理论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费耶阿本德将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推向极端，完全否认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界共有的价值标准。

从科学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科学主义最初是一种为科学辩护的运动，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却是以解构科学而告终。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都强调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强调科学真理的一元性；而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到库恩的历史主义，再到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却在一步一步地否认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否认科学真理的一元性，科学主义的“科学至上”这一信条遭到彻底粉碎。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从有章可循的归纳法，到无所适从的试错法，再到“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使得科学主义的另一信条——“科学方法万能”完全成为一种虚幻的东西。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初，科学主义曾对科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提高了科学家的社会声望，而且也提高了科学的声誉，尤其是促进了科学的体制化。然而在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一开始，主张注重实事求是、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便与主张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运动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