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与哲学的科学化

1.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与哲学的科学化

我们在前文中论证了中国唯科学主义发展的两个起源，这就是科学决定社会人生这一条线在康有为那里的缘起以及科学方法万能在严复那里的开始。到“五四”时期，《科学》与《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旗号，并将它视为价值信仰的对象。他们沿着康有为、严复等所开创的唯科学主义思想理路进一步发展着唯科学主义。如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即将其与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的《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不顾梅特尼廓甫（Metehnikoff）和阿斯特瓦尔特（Ostwart）在自然科学上的创见，相反，却大力阐发两位自然科学家关于人生、道德问题上的见解。他和马君武分别摘译自海克尔《宇宙之谜》的《科学与基督教》和《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宣扬进化论的同时，也宣扬了一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将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概念。可见，在思想启蒙者陈独秀那里，科学完全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那德、赛两先生，闹了不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⁷⁸⁾陈独秀用一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揭示着科学与社会人生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全面接受了孔德的人类进化三时代划分的理论，即“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⁷⁹⁾而且认定欧美社会已进入科学实证时代，而中国则是宗教迷信与玄学幻想时代的混合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必须批判宗教迷信和玄学幻想，自然科学知识和依托于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就是最有力的武器。他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⁸⁰⁾很显然，陈独秀是一位科学万能论的拥护者和推动者。

在陈独秀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领域的同时，胡适则执中国特色唯科学主义的另一头，即竭力倡导和推进科学方法万能论。前面我们已经阐述过胡适倡导科学方法，树立科学理性观念，他认为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所以发展，全在于新方法论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打开局面，同样要选择出一条“求知”的捷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⁸¹⁾他将达尔文的演化论、赫胥黎的怀疑论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胶揉掺杂后，成为他进行问题研究的信条。他说：“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他极为信奉杜威方法论的三步法，从而对任何思想都要求在“为什么”之中进行三步论的研究：“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证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的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并且“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⁸²⁾胡适还曾以此批判“目的热”而“方法盲”。

应该指出，胡适对科学方法论的热衷原本是谋求理性再塑思想的内在需求，而且确实为科学理性的发扬以及科学启蒙的深入做出了极大贡献。但胡适这一思想的发展却走入另一极端，即认为科学方法万能，一切都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认为“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盈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⁸³⁾他多次提出须用科学方法去“一点一滴的寻求真理”，“这是求真理的不二法门”。⁽⁸⁴⁾他甚至更具体地运用唯科学主义所谓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要求研究学术的人：“学者似乎应该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抛弃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⁸⁵⁾这就使他陷入了一张方法网络之中，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这是一种理性的无限申张，是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同时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强化和文化理想的自身价值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弱化。胡适甚至说“研究发现一个字和发现一颗星有同等价值”。特别是在这种盲目的公式化方法论下，胡适一味宣扬推翻旧权威，丧失了自我判断标准，指出凡属推翻后来权威的就是“革命”“解放”。这显然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宣传所带来的认识结果。

科学主义思潮的以上两方面特点和表现，在当时对于中国科学和理性的高扬，对于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于封建蒙昧主义无疑是一种猛烈的冲击，起到了振聋发聩、启迪人心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尽管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但实际上并不能对人的问题的解决起到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终于酿成了科学与玄学论战。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如科学的社会作用、科学的意义范围、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等等。科玄论战当然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决，但却以尖锐的形式把这些问题凸现出来，使之成为此后历次文化问题论争中不断出现、反复探讨的课题。特别是经过科玄论战，科学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哲学问题。胡适基于科学主义立场，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试图直接从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出发建构一种新哲学。沿着这一路向发展，产生了王星拱的科学论、叶青的物质论诸体系。反映了科学渗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同时，哲学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王星拱在科学哲学化过程中很具有代表性。他首先竭力强调的是科学在近代社会中的强力推进作用。他说：“近来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似乎把哲学的领土侵略殆尽了，哲学尚有其本身的范围与否，还是个问题。”⁽⁸⁶⁾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唯一选择便是向科学靠拢，否则，哲学已经不能立足了。而哲学又如何向科学靠拢呢？唯一出路就是在哲学中引入科学方法。他说：“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的，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⁸⁷⁾也即唯有哲学的科学化，哲学才有出路。在他看来，科学注重实证，所以切实而进步，哲学则缺乏实证，因而虚浮紊乱：“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这不是因为科学势力大了，而使哲学屈服于其下，是因为哲学在历史上所制造的虚浮无着的辩论，实在是太多了。拘迫过久，则思解放，紊乱过多，亦思秩序，于是我们渐渐觉得要多在耳闻目见的方面做工作。”⁽⁸⁸⁾这种“解放”与“秩序”的“工作”，无疑就是要走科学化的道路。正如与王星拱同时代的杨伯恺所说：“科学的秩序是以科学之发达为其构成的条件，以科学为其建立的基础，并不能外于科学、超越科学，它只能以其充分的科学性而愈加科学化。”⁽⁸⁹⁾这样，科学化成了哲学的理想化模式。而经过科学化以后，哲学就成了“科学之科学之一个命辞”。⁽⁹⁰⁾

叶青在哲学的科学化方面走得更远。在叶青看来，科学已经独霸知识界，因此，是否科学化，既是评判知识价值的主要依据，也是知识能否立足的决定性因素，哲学、宗教、道德等概莫能外。他说：“一切知识，不带科学味，就不能在智识世界立足，于是宗教、道德、教育等社会现象，也就被研究、被组织成为科学了。”他进而提出“科学的正确性的今日，要求我们把思想科学化。”在叶氏看来，思想的科学化或叫哲学的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自然科学模式的泛化的过程，也即要以因果法则等作为思维科学化的内容。他说：“科学的普及于社会界和意识界，把全部活动领域和思维领域，都作因果法则的研究，而使一切知识科学化，使人无不科学的思想。”而且哲学和科学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科学取代甚至消解哲学的过程。叶青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科学长了，哲学消了。这是今日铁一般的事实。”⁽⁹¹⁾因此，叶青在哲学科学化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叶青的科学主义趋向似乎表现得更为极端：王星拱在科学的旗帜下将哲学引向科学的科学，叶青则在科学的旗帜下进一步以科学消解哲学。”⁽⁹²⁾20世纪的这种哲学的科学化趋向，表明科学在近代中国威力的发挥，科学的领地从史学、文学等具体的知识领域延伸到形而上的观念世界。科学主义再次展示了其深层的理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