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与人文的论争：科学主义与反科学思潮
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争论，集中反映在科学主义与反科学思潮之中。
1.科学主义
（1）“科学主义”的含义和基本特征
“科学主义”，译自英文“scientism”，亦译“惟科学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解说。
据考察，“科学主义”这个词最早见默里于1867年出版的《新英语词典》，意指“科学家的表达习惯和模式”(19)。F·A·哈耶克于1941—1944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长篇论文中用“科学主义”贬义地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20)。J·韦莫斯在1944年发表的《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一书中提出：“‘科学主义’一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惟一手段。”(21)R·G·欧文于1952年出版的《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指出：“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22)卡尔·波普尔则在1957年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用“科学主义”指称“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错误模仿”(23)。郭颖颐在196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指出科学主义是以自然主义的形态出现的，将科学主义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24)E·本顿在1981年由拜纳姆等主编出版的《科学史词典》中写道：“科学主义指谴责这样一种学说、观点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实践形式的术语，即给科学以一种超出其合理范围的权威。”(25)
不过，国内学者有关科学主义的定义引用得更多的是下述两个经典表述。一是1986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二是1991年托姆·索雷撰写出版的《科学主义：哲学与科学崇拜》的定义：“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26)通常，人们认为前者把科学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后者则把科学主义概括为一种关于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信念。实际上，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两种彼此关联的、贯通的、互补的信念，不能完全表征和覆盖科学主义的内涵。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世界和社会意识。在法国，以H·圣西门和A·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尝试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但一般认为，科学主义由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A·孔德初步确立。A·孔德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又名实证）三个阶段。他认为，实证阶段是人类知识的最高阶段。按照他的实证原则，除了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以外，没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哲学只存在于具体的科学之中，应摒弃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他将自然秩序的概念移植于人类社会，提出了社会秩序的概念，并机械地模仿物理学，把他所确立的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将之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部分。据此，他还提出了“统一科学”的设想，试图建立起统一百科的实证哲学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哲学的角度将自然科学及其方法定为至尊的努力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1929年，维也纳学派在其发表的由R·卡尔纳普、O·纽拉特等人执笔的纲领性宣言《科学的世界观》中宣称：“我们将会看到，科学世界观的精神将越来越广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中，渗透到教育、陶冶、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方式中去。”(27)这一著名宣言书的发表，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运动的纲领，正是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和科学观。它表明，科学主义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28)：
①科学是统一的。即认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所有的科学都可以使用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方法，这就是物理学的语言以及在物理学中得以典型体现的自然科学方法。
②科学是无界限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无限的，原则上不存在科学所回答不了的问题，没有科学所永远不可解释的领域。
③科学已在预测、说明和控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④科学方法赋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即认为惟有科学方法最能保证科学认知成果的客观性。
⑤科学是有益于人类的。即认为惟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通过科学及其发展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科学主义的丰富的内涵中，最基本的理念可以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惟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它能够推广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摒弃它们的非科学形态；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通过科学及其发展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
绝对的惟一性、完全的决定性、价值的中立性和狭隘的工具理性是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谓绝对的惟一性，是指科学主义所包含的三个“惟一”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是惟一“有意义”的文化，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惟一正确的方法，自然科学是惟一能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完全的决定性，是指科学主义所包含的科学决定论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不仅没有科学所永远不可解释的领域，而且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通过科学及其发展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价值的中立性，即科学的“价值的中立性”，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的事实判断，与“主观”价值无关，“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29)，科学和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科学是关于事实的，价值是关乎目的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狭隘的工具理性，则是指科学主义所坚持的理性就是一种被限制于对手段工具而非对目的领域的理性、以工具理性支配价值理性的思想，认为科学世界观的精神将越来越广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中，渗透到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方式中去。
（2）科学主义的合理性
科学主义自18世纪形成以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它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反科学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今世界比较盛行的观点之一。G·W·F·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科学主义无疑具有诸多的合理性。
首先，科学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前提。16世纪、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后，科学作为人类理性的鲜艳花朵日益光彩夺目，特别是I·牛顿的力学理论在实践上获得了一系列光辉的确证，如预见哈雷彗星的回归、天王星的发现等，使得P·S·拉普拉斯作出了科学可以完全预测的狂想。R·罗蒂指出：“到了17世纪、18世纪，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了思想生活的中心。由于思想生活世俗化了，一门称作‘哲学’的世俗学科的观念开始处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想设定条件。”(30)19世纪被称为文化史上的科学世纪。人类凭借科学在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使得人们以为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惟有借助于科学才能解决。正如H·普特南所指出的：“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31)19世纪初，由于科学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也得到反映，人们甚至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词主要地（而且经常是惟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32)。
第二，科学主义有着以F·培根、D·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哲学渊源。F·培根认为一切认识都求之于感官，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只有将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他提出科学是实验科学的看法，认为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D·休谟提出两种知识说：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自经验，只有或然性；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是由理性思维活动获得的，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真理的标准就是感觉本身。他给自己写于1739—1740年的著作《人性论》取了“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样的副标题，鲜明地表达了他要在哲学领域清除形而上学的意图。
第三，科学主义形成之后，它反过来成为推动科学的重要力量。科学主义促进科学进步的一个有力事实是，由于科学主义的推动作用，法国在18世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J·Ben·戴维指出这一事实：“科学主义运动在法国继续坚持下去，并且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对力量日益增强的科学主义运动来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科学是进步的象征。因此，在法国，科学继续保持了它对科学主义运动的象征性的重要性，对那些在智力上有创造性的人来说，科学也继续保持了作为可进行自由和安全的智力活动的惟一领域的特权地位。……这种解释既说明了科学在英国的兴起和相对下降，也解释了18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向法国的转移。”(33)
第四，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竞相模仿、移植、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从19世纪中叶科学主义形成以来，这方面就表现得较为充分。著名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写道：“在最近100年或150年中，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34)人文、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吸取概念、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纷纷走上了定量化、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如把自然科学中的“熵”、“信息”、“反馈”等概念引入经济学，把电学中的“阈”的概念引入感觉、知觉范畴，把生物学的“进化”概念引入社会学，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用于现代管理、人口研究、货币控制等。自然科学中的假说、类比、模拟、思想实验等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方法。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广泛应用，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涌现出了一系列综合学科，如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
第五，科学主义的“统一科学”的思想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与科学之别。那时，哲学包含了所有科学知识。到了15世纪下半叶，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也逐渐发达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分离。前已述及，早在18世纪80年代，I·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由此构成了科学与道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立。科学主义者指出，在最终意义上不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并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抗衡。尽管这个纲领最终未能实现，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汇流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们注意到，差不多在A·孔德提出“统一科学”的同时，马克思也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5)
（3）科学主义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科学主义具有诸多的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是，科学主义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36)。正因为此，科学主义的信仰已令人怀疑和动摇。“科学主义与科学世界观——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再是普遍的决定意识的东西，也不再是事物的准则与世界观标准。”(37)
首先，“科学主义”自觉与不自觉地忽视了I·康德提出的关于科学之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先验条件问题。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说它“自觉地”，是它明确宣布摒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提出以可证实性原则作为意义标准来排除形而上学。讲它“不自觉地”，是它没有意识到科学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科学主体的前见、主旨、意向以及生活世界等要素不仅参与了科学创造，而且是科学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
其次，“科学主义”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把科学当作神圣的偶像来崇拜，企图以科学垄断全部人类文化，并以君临一切的傲慢姿态对待非科学，陷入P·K·费耶阿本德所抨击的科学沙文主义。
应当肯定，科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的一切具有真理性的光辉成就，都有其永恒的、持久的价值。然而，这绝不是说科学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观念、方法、模式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和时代。科学主义只是一般地提出科学化的要求，忽视或否定非自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领域应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条件。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有限原则加以不适当的推广和转换，将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外推搬用并规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凡是严肃的科学家都不会赞同，科学至上、科学方法万能的主张，绝不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
科学主义似乎没有意识到理性是有限的，科学也有负面的效应，倘使科学的发展丧失了人的目的和价值，迷失了方向，甚至可能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
第三，“科学主义”的科学价值中立说，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科学价值中立说”提醒自然科学不能越俎代庖地处理自身力所不逮的价值评价问题；把科学和价值严格区别开来，仅研究知识的逻辑，也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科学又决非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荷价值的。这主要体现在：价值是科学追求的根本目标；不仅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脱离不了价值和价值判断，而且在科学体系中也渗透着价值和价值判断。我们说科学价值中立说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是因为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家根本不必要也不应该过问他们工作的道德后果。
第四，“科学主义”强调科学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然而，正如A·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目标本身(38)。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以自然科学的定量化、形式化和逻辑分析为方法论基础，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单纯追求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强调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力求合乎理性地控制所有事物，而对其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则不加反省。倘使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不加批判地扩张，就不可避免地使实质的是为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被一再地用于消极的甚至是邪恶的目的。
伟大的科学家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早在1931年2月，A·爱因斯坦在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就说过：“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39)他在1931年10月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中还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40)在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A·爱因斯坦强调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41)
2.“反科学”思潮：科学在本质上同人类的追求相冲突
所谓“反科学”思潮，系指由于科学的社会控制失当并导致一定的负面效应而引发的“反科学”（anti‐science）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认定科学在本质上同人类的追求相冲突。
需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是“反科学”思潮，而没有使用“反科学主义”一词。通常所谓“某某主义”是指坚持遵循某一原则或论点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反科学”思潮对科学的抵制并不具有明确的认识论基础，尚未提升为系统的哲理、建构严密的逻辑形态，也未组织成一个围绕共同的、概念明确的社会共同体。近30年来，它夹杂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的学术研究之中。
“反科学”思潮是对传统的、广泛流行的“科学主义”的反动。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J·J·卢梭首先对科学提出了道德诘难。他在“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一文中从“反归自然”的观点出发，把科学、技术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人的感情和大自然紧密相连，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使人失去自然天性，灵魂被腐蚀，趣味低劣。他认为，没有科学的古代社会虽是粗犷的，但却是自然的，人们富有安全感，从而避免了罪恶，科学污染了人类的道德，所以并没有导致社会进步(42)。20世纪初，俄国作家L·N·托尔斯泰目睹科学给西方上层社会带来纸醉金迷的生活，与此并肩而行的是道德的堕落，他问道：“人们希望科学教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同家人、邻居和外国人相处，如何在感情交战中把握住应该相信什么和不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但是科学把这一切告诉人们了吗？”(43)德国物理学家K·E·齐门也在“科学与人类文明”一文中写道：“人类的知识和推理能力使得人类达到目前如此非凡的成就，但就人天生的行为方式或人天生的攻击倾向来说，人性的发展却未超过石器时代的人类。同时，由于机械化的结果，人本性中不杀同类的不忍之心也已经消失了。”(44)H·马尔库塞宣称：“现代社会中的非人道乃是纯科学中固有的。”(4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科学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德国哲学家H·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J·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美国学者T·罗斯札克的《对立文化的形成》(46)和日本生物学家柴谷笃弘的《反科学论》(47)等。
以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H·马尔库塞认为，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他说：“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48)他谴责科学方法所创造的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上，使之成了它的附属物，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他抨击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及其高度的生产率在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的过程中，剥夺了人的独立思想、自主性以及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使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J·哈贝马斯指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与群众脱离的、使行政机关的暴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他认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有两重性：既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由于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功能，其工艺的本身及其运用就是对自然和人实施统治；具有辩护的功能，可用来解释统治合法化和维护现行制度。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与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不同，它是一种非政治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性较少”(49)，已没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不仅为某个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护，而且压制了整个人类的解放要求。
应当肯定，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将科学技术看作是意识形态，将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及其政治效应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客观上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使用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进行开脱；同时，它将意识形态泛化，抹煞了属于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在西方学术界又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思潮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二是知识的权力说。即对科学的客观性、真理与理性的全面解构，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法国的J·F·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和M·福柯的《知识与权力》。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即是指“高科技社会”，J·F·利奥塔说：“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我决定用‘后现代’来描述这一状况。”(50)而这种知识状况则表现为科学是一种语言游戏和一种权力。在他们看来，不可能有中性的观察，人们必须置身于某种语言框架以及某组信念之中才能从事科学研究，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赖于某种语境，因而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与普遍的科学理性；科学知识不再是获得精确知识或对物理领域内提供更好的对事物的解释，而只不过是一种“叙事”，与文学、诗歌类似的范式中叙述感情的知识；在后现代社会中，已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规则来判断和评价理论或范式，而是“根据科学研究者们之间的民主意识和默契程度而被决定的”(51)，真理仅仅是主体之间相互一致的见解；科学已经丧失了其知识论功能，而仅仅变为一种权力，一种服务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的工具；“真理与产生和维持真理的权力有着相互的影响，真理联系着它所引起的和扩大了的权力”(52)。“真理服从于不断的经济与政治刺激”(53)。
现代反科学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没有把科学当作偶像来崇拜，它不像科学主义者那样，企图以科学垄断全部文化的沙文主义理想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它明确地说明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科学都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它重视科学的负面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困境，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又深刻的问题：如何对科学施加良性的社会控制？后现代思潮之反科学，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目标、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出发，把一切传统的“话语”，包括科学知识，都与人类实际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反科学”思潮离开了社会制度来看待科学的社会作用，将一切灾难归咎于科学的不断发展，则是完全错误的。它的问题还在于片面性、极端性，把科学认识的相对性夸大为相对主义，以致最终抛弃科学的客观性、真理与理性。
【注释】
(1)F·培根：《新大西岛》，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页。
(2)G·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页。
(3)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5)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6)M·N·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年版。
(7)智者，希腊原文是σοφιστη （sophistes），复数是σοφιστοι（sophistoi），它是σοφισα名词（sophia，智慧、知识）、形容词σοφο （sophos，聪明的、有智慧的、灵巧的、机智的）的派生词。上古时代的希腊人认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最有智慧的，凡人若是在某一方面特别聪明、灵巧、有才能，他就是sophistes，译为中文就是“有智慧的人”、“贤人”或“智者”，也有译为“哲人”的。古典时期被称为智者的哲学家很多，现在知道的就有20多人，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等。
(8)W·K·C·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页。
(9)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2页。
(10)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1)同上书，第2页。
(12)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页。
(13)I·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
(14)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15)同上书，第4页。
(16)同上书，第5页。
(17)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页。
(18)同上书，第21页。
(19)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0)同上。
(21)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7页。
(22)同上。
(23)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24)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7页。
(25)W·F·拜纳姆、E·J·布朗、罗伊·波特：《科学史词典》，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页。
(26)Tom Sorell.Scientism : Philosophy and the Inf atuation with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1，p.1.
(27)M·W·瓦托夫斯基：“维也纳学派和社会运动”，《哲学译丛》1985年第2期，第69页。
(28)Tom Sorell.Scientism : Philosophy and the Inf atuation with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1，p.4.
(29)B·A·W·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30)理查德·罗蒂：《哲学的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
(31)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32)这一点在英语和拉丁系语言中非常明确，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一词含义比较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33)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0页。
(34)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8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36)Chen Qi‐rong，Chang Chun‐Lan.Scientism ：Characteristics，Rationality，Limitation and Its Transcendence.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Humanities Issue），Vol 3.，Number 2，2006，p.55～66.
(37)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8)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97页。
(39)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40)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41)同上书，第61～62页。
(4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5～150页。
(43)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44)转引自迈尔、莱布尼茨等：《人·科学·技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7页。
(45)转引自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46)T.Roszak.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New York，1968.
(47)柴谷笃弘：《反科学论》，日本みすず书房，第1973页。
(4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4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50)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51)同上书，第135页。
(52)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The Haweester Press，1980，p.133.
(53)Ibid.，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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