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唯科学主义观形态的形成
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关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出现，我认为还要回到维新思想家那里去。
首先，关于康有为的科学观，我们前面已经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意义层面，即一是宣扬物用科学以救国；二是倡导科学方法以改造传统。但在我看来，它还有更深层的意涵有待揭示。康有为从显微、千里镜中所看到的西方科技世界令他对科学之威力深信不已。1884年，他购得一个三百倍显微镜，用以视一瓣菊花，长竟丈余，视蚁，长五尺许，“适适然惊”之余，他立即写了杂文《显微》，大发其想象：“由三百倍之显微镜视蚁，而蚁可为五尺。而推之它日制作日精，则必有三千倍之显微镜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丈”，“若有三万倍之显微镜以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十丈”，那么“三十万倍”、“三兆倍”、“三京倍”、“三陔倍”、“三秭倍”、“三壤培”、……“三不倍”、“三可倍”、“三思倍”呢？如此下去，“若有三议倍显微镜观蚁，则蚁应百万万兆倍于吾地球。”那就不能用“巧历”计算了。(114)科学威力无穷以及科学万能的观念，将科学视为宗教偶像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就这样悄然滋生在康有为的思想之中。
1885年，已经深知西方科学威力的康有为，即自谓“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翌年又撰《康子内外篇》有谓：“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此“公理书”即《实理公法全书》。关于《实理公法全书》我们已经提到它的两层意义，一方面阐述康有为之变法思想；另一方面是开创科学方法论的先声。而同样是这部书，集中显示了康有为唯科学主义观的苗头。几何公理是康氏写作此书及其阐发整个理论思想的基础。如在《总论人类门》中说：“人有自主之权”乃“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在《夫妇门》中认为男女“倘有分毫不相悦，而无庸相聚”，也是按“几何公理所出之法”；在《刑罚门》中说：“无故杀人者偿其命，有所违者重则加罪，轻则减罪。按此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从中可见，凡符合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公理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管是实用技术的，还是人文心理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还是主观世界的都是如此。康有为全然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人文与自然各自不同的特质，也忘记了夷夏之界，以中华政教与近代西方文明相比附。连章太炎也反对说：在康有为看来，甚至连“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115)这样，在康有为那里，“人界的非定理与物界的定理混为一堂”，“以主观的公理为客观的公理，以为不可移”，“又将相对的真理视作绝对的真理，以为天地间公共之理。”(116)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主观世界被康有为设计为一个一个的几何公式，机械地构画于人们面前。
康有为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思想趋势。当时正值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之后，自然科学威震一时，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衡量事物的准则。流风所及，人们争相以科学诠释人文现象，浑忘心物之异，认为属心之哲学问题，也可赖经验与观察来解决。而康有为此时“所最关切者，乃顺应公理法则，进中国于长治久安”。他深信文化是“普及的”，各种文化都相通相适，毫无限制。加上他受其所读西书之限，更具此偏见。他全然不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间的界限，更不认为有守此界限之必要，就这样在中国思想界肇始着唯科学主义观。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表面上是一种从据乱世经过升平世到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但深一层看，据学者汪荣祖分析，公羊家和康本人都并不重视历史，三世进化也不是根据正确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发展的法则，而是圣人的制作。而这圣人之言在康有为那里是由科学所引申出的一个真理的公式。圣人之言是真理，而由此所得的公式当然是公理。康氏在《孔子改制考》序言中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物之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进而指出“公理不明”则“文明不进”。不难看出，在康有为那里，历史的发展是能被真理的取舍所决定的，真理犹如一个数学公式，或是一个公理。只有按此真理，社会才会臻于完满。从中显现出，科学在康有为那里早已越出了它原来的范围，溶入了康有为的思想中，而幻化成为一种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权威，指导着他的主观世界，分割着人文主观，这无疑是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之最初体现。
目前，对中国唯科学主义的研究还没有溯及康有为的，一般认为唯科学主义的真正初始是1907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该刊第一期上说：“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19、20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而“新世纪之革命”即“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前人幸福之革命。”(117)殊不知，这种“科学公理”之发明和应用，科学公理决定人文主观、决定变法的思想早已存在在康有为的思想之中，并用以实践。所以，可以说正是康有为最早将科学作为其思想的最高价值，从而肇始了唯科学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严复。严复是最早将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来接受的代表。他经过中西学对比，认为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从而被美国学者郭颖熙肯定为正是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但是，郭先生紧接着又认为“严复并不能算是中国新思想的开山，因为他后来从自己在90年代的进步思想上倒退了，而且一直用文言文来表达新概念。所以，无论是从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中国是从20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118)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严复的思想在后来固然出现了倒退，但他在90年代对中国唯科学主义产生中的推动力则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还久远地发生着影响。我们不说别的，就拿他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扬上即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赫胥黎是位有成就的动物学家，他并不善于将生物进化理论运用进人类社会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相反，“他还甚至认为进化论对人类道德、伦理问题，是无能的”，他在并不能算是他的成功之作，也非西方较突出的学术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之中，宣传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但却竭力反对斯宾塞将生物进化的规律硬搬到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庸俗进化论，应该说表现了一位科学家对待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态度；但极为奇怪的是，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却多方面的非难赫胥黎，而对赫氏的主要论敌斯宾塞的学说则倍加推崇。他通过大量的按语，堂而皇之地打出斯宾塞的旗号，利用赫胥黎的书籍贩运斯宾塞的思想，又正面否定赫胥黎，表现出了严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明显倾向。如对“进化”一词的界说，在《天演论》一书中，竟不是赫胥黎自己的定义，反而是斯宾塞的观点；“天演者，翁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昼，质力杂揉，相剂改变也。”(119)
严复推崇斯宾塞的主要方面，正在于斯氏将科学进化论广泛地用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观点。严复指出：
天演出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与此同时，他还对比了赫氏斯氏的观点，并毫不含糊地站在了斯宾塞一方，他说：“赫胥黎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尺道必成于郅治。”(120)
而这“郅治”的基本理论保证，又正是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他紧接着指出：
群而不足，大争起矣！……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
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熔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121)
这一思想的发展表现出，严复臣服于斯宾塞，并把自然界中的进化规律，百分之百地搬用到人类社会之中，期望用奥妙无穷的自然规律——“天演”来“陶熔民生”，并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郅治”。他甚至断言“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乃必然的“天演公例”。这是一种明显的唯科学主义的思想迹象，它为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开辟了又一重要领域。如果说康有为在方法论上运用并肇始了唯科学主义，那么严复则是从内容上为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又一基础。其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几乎无不是在科学方法论上和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这两方面展开的。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唯科学主义的两个重要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严复和康有为早在近代科学几乎刚刚在中国产生之初，即已肇始了唯科学主义。
到“五四”时期，《科学》与《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的旗号，并且将它视为价值信仰的对象。他们沿着康有为、严复等所开创的唯科学主义思想理路进一步发展着唯科学主义。如前所述，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即将其与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倡导科学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他用一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揭示着科学与社会人生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陈独秀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领域的同时，胡适则执中国特色唯科学主义的另一头，即竭力倡导和推进科学方法万能论。他认为中国要打开局面，就要选择出一条‘求知’的捷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22)他将达尔文的演化论、赫胥黎的怀疑论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胶揉掺杂后，成为他进行问题研究的信条。他说，“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他极为信奉杜威方法论的三步法，从而对任何思想都要求在“为什么”之中进行三步论的研究：“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良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证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的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123)
应该指出，胡适对科学方法论的热衷原本是谋求理性再塑思想的内在需求，而且确实为科学理性的发扬以及科学启蒙的深入做出了极大贡献。但胡适这一思想的发展却走入另一极端，即认为科学方法万能，一切都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认为“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盈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124)。他多次提出须用科学方法去“一点一滴的寻求真理”，“这是求真理的不二法门”(125)。他甚至更具体地运用唯科学主义所谓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要求研究学术的人：“学者似乎应该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抛弃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126)这就使他陷入了一张方法网络之中，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这是一种理性的无限伸张，是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同时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强化和文化理想的自身价值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弱化。胡适甚至说“研究发现一个字和发现一颗星有同等价值”。特别是在这种盲目的公式化方法论下，胡适一味宣扬推翻旧权威，丧失了自我判断标准，指出凡属推翻后来权威的就是“革命”“解放”。以致认为“陈炯明这一次推翻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也是一种革命。(127)这显然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宣传所带来的认识结果。
可以说，“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科学主义大多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激进者都宣扬科学决定社会人生各方面事宜；稍为严谨者则更多地宣扬科学方法万能论。如果说这一时期唯科学主义还有新的发展的话，那就是广大自然科学家的认识，丁文江是其中代表。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黄桥，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去英国，专心攻读科学，特别是地质学。他接受了当时英国流行的两种思想，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18世纪后在英国盛行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将皮尔生的现象学、哥尔登（FucwcisGaetan）的优生学和达尔文、赫胥黎的一般理论融合起来，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思想态度，形成并影响着人的人生观。他反对以道德宗教和伦理思想为判断标准，要求以科学作为评判人生及批判传统的基础。实际上，他在科学中找到了世界观、思维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的试金石，这就是科学原则和科学进化理论。这种独特的观点使他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即提出要对社会习俗乃至人生进行理性改革，并从科学理性观念出发认为这一改革必须要有一历史过程。1919年，他为国民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哲嗣学与谱牒》，文章介绍了解释繁殖、遗传、进化基本机制所必需的生物学理论，同时创立了在科学假设之上的优生学，认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有在社会中优等人的后代越来越多，而劣等人越来越少的过程中才能达到。丁文江的优生学主张是要把社会问题束之高阁，等待科学进步的到来，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可以说，这种观点与新文化运动中日益高涨的激情极不相容，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却给过于情绪化的现状输入了理性的药剂。他不是根据传统主义的思想激情，而是凭着科学的理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谨慎，力图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物质力量协调起来，体现了丁文江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唯科学主义的西方理性主义色彩。他对科学理性的极端推崇以致崇拜的倾向，使他最终成为其后“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领袖，其思想也最终向科学决定人生观这一唯科学主义极端方向发展。
纵观从“戊戌”到“五四”唯科学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它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路向。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科学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致一度发展成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但它始终以具体科学本身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人文领域对科学的关注也“只有到了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的时候，对于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社会的相互影响，社会学家们才会严肃地加以对待”(128)。同样，在西方，当“科学被当作一种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价值，并以此为自身存在辩护”。(129)但在中国，它却是逆向行动的，也即当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具体科学有什么实际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科学却径直获得了社会价值包括人生价值的概念意义。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在近代中国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思潮下，对西学不加辨别所导致的，因为，当时在西方盛行的正是机械决定沦的唯科学主义。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需求和社会期望。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进攻以及西学对中学的冲击下，由民族危机进而走上价值失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中国人寻求新的出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树立新的价值规范，愤懑的抗争最初表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反应；后则表现为“中体西用”式的挣扎。而如果说这种抗争还仅停留于表层，尚未直接涉及政体及传统文化深处的话，那么到戊戌和五四时代，一代新知识分子则能够越过“技”的层面，径直直面“政”和“教”，从而开始了对传统政制以及传统文化的全面、激烈的批判了。批判之结果，传统的权威普遍失落，传统的价值和信仰发生危机，由此又引起人们在心理上寻找和认同新权威，塑造新的价值规范的普遍渴求。正如亨廷顿所说：“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心理的解体和紊乱，因而产生对新认同和新效忠的需要”。(130)这种渴求与需要在戊戌时代即已开始，虽然戊戌时代作为政体变革的探索还刚刚开始，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上还表现为旧思想的挣扎，如康有为树起孔子之旗帜进行“托古改制”，但是旧权威毕竟已经难以与西学传播和对旧体制的批判相和谐，于是科学就在这种历史际遇中合乎逻辑地产生，成为与孔学暂时并存的新权威，一切在孔子旗帜下发展又都在科学之下被观照。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树立科学大旗乃至科学权威的开山鼻祖。可见，科学的底蕴一开始就在戊戌一代知识分子对新权威和新价值的渴求之下，超越了科学自身而成为被科学文化冲击下意义失范的中国，进行意义重塑的强力武器。这无疑是唯科学观念在戊戌时代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武昌起义胜利，民国建立，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新制度试验。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代，旧有的封建制度连同支撑这一制度的文化权威终于崩溃，而新制度的试验又不断失败。广大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陷于迷茫、彷徨和对新权威的急迫寻求之中。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和理智上的探索，终于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变成为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价值，受到推崇。新文化运动期望实现以往完整价值系统的整体更换，而科学（和民主一起）即成为新文化系统的价值核心，开始具有一种最高的和本体的意义，并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唯科学主义就在这种价值绝对化以及广泛社会基础上，一时成为时代的主流。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科学作为传统价值崩溃后的一个新权威来接受，并使之具有统领一切的独尊地位。至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意义嬗变，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在这种权威呼声中，形成了它的完整形态，成为取代传统价值体系的新世界观乃至人生观。
【注释】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252页。
(2)道光朝《筹办洋务始末》卷15，第11～12页。
(3)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
(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洋务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杞忧生易言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8)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9)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916.2。
(10)［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11)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12)［美］托马斯·S·库恩：《客观性、价值制定和理论选择》，见《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4)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
(15)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几道先生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6)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0页。
(17)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18)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9页。
(19)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页。
(20)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21)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页。
(22)严复：《.名学浅说》，《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43页
(24)严复：《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25)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26)王栻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0页
(27)《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页。
(28)汤志钧：《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341页。
(29)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日本书目志》卷10按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0)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0～371页。
(31)康有为：《两粤广善堂圣学会缘起》，《知新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4月12日。
(32)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3)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日本书目志》卷10按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请改直隶书院为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中华书局1986年版。
(35)《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186页。
(36)《康有为全集》（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3页。
(37)《康有为全集》（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38)《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5页。
(39)《南海先生说·学术源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1941年版。
(41)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
(42)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43)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44)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45)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46)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47)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5页～816页。
(48)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49)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50)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51)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52)《科学》，中国科学社，1915.1.1（1）。
(53)《科学》，中国科学社，1915.1.1（1）。
(5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1（1）。
(55)刘青峰：《历史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56)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1915.2（2）。
(57)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1916.2（1）。
(58)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科学》，1916.2（7）。
(59)该文见：《新潮》，第1卷第5期。
(6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页。
(6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6页。
(62)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新潮》第1卷第1期。
(6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9页。
(6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8页。
(6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5页。
(6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0页。
(67)鲁迅：《致傅斯年的信》，《新潮》第1卷第5期。
(68)鲁迅：《随感录》，1918.10，《热风·随感录》（33）。
(69)《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期。
(7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4页。
(71)陈独秀：《答皆平》，.1921.6.1.《陈独秀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2)《常乃德致陈独秀》，1916.12.见《陈独秀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1～153页。
(74)周作人：《狗抓地毯》，《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75)鲁迅：《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76)胡适：《胡适文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7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7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2页。
(79)弧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1（30）
(8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4、561页。
(81)陈独秀：《俄国精神》，《新青年》，1922.8（1）。
(82)胡适：《胡适自传》，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7～38页。
(83)胡适：《四十自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5页。
(84)胡适：《胡适自传》，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4页。
(8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1），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7页。
(86)胡适：《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0页。
(87)胡适：《问题与主义·论国故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88)胡适：《胡适文存》，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02～903页。
(89)胡适：《胡适文选·实验主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90)胡适：《胡适文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91)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3）卷二。
(92)《孙中山全集》（2）《上李鸿章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
(93)《孙中山全集》（1）《致郑藻如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
(94)《孙中山全集》（1）《农功》，中华书局1984年版。
(95)《孙中山全集》（1）《上李鸿章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
(96)《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页。
(97)《孙中山全集》（1）《兴中会宣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
(98)《孙中山全集》（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99)《孙中山选集》（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1、74页。
(100)《孙中山全集》（5）《心理建设》，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1)《孙中山全集》（5）《心理建设》，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2)《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103)《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104)《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05)《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106)《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107)《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108)《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214页。
(109)《孙中山全集》（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1页。
(110)《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111)《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385页。
(112)《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9页。
(113)《总理全集》（2），第915页。
(114)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显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5)汪荣祖：《康章合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2页。
(116)汪荣祖：《康章合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9页。
(117)《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期，1907.6。
(118)郭颖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19)吴德译：《科技史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7～148页。
(120)严复译：《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1)严复译：《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2)胡适：《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7页。
(123)胡适：《问题与主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7页。
(124)《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6页。
(125)《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0页。
(126)《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0页。
(127)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128)［美］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29)［美］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130)［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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