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科学观形态的形成

一、思想变动的前奏：器物科学观形态的形成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¹⁾它发端于鸦片战争。为抵抗侵略，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当首批知识分子睁眼看到的世界，正是自己所缺乏的科学技术这一物质事实，从而开始了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认识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贯穿在林则徐、魏源和冯桂芬等首批知识分于的活动中，也渗透在洋务派的实践中。

林则徐、魏源是最早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当一般士子还在埋首于故纸堆孜孜爬梳时，他们即已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早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即已编撰了《四洲志》。后来魏源则“嵬集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编成著名的《海国图志》。与此同时，汪文泰、杨炳、萧令裕、徐继畲等相继编成了介绍西方的著作。在这些介绍中，人们依稀窥见了一些西方的近代文明，但是对其认识基本上还处于浅表层。在他们看来，西方近代文明之长，主要在于物质形态的“器”。林则徐督粤时，就认为英军“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因而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而此“长技”即是“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²⁾在遣戌伊犁途中，他又提出“器良、技热、胆壮心齐”，虽然考虑到人的因素，但着重的仍在“物”的阐明。魏源同样在对西方科技文化价值的认识上，着重于经验形态的物质事实，他的《海国图志》可谓“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然他成书之本意乃在于使人们知“夷事”、“夷情”、“夷形”，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所看重的是夷之“长技”。他所谓夷之“长技”，也仍在于物质事实。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³⁾在此，“技”完全与“器”混而为一。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全部就是它的物化形态。这种将“技”等同于“器”的观点，表明林、魏等人对科学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内在价值还不甚了了，可以说是一种器物科学观。

60年代初，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发挥并推进了魏源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变法”、“自强”的主张。但这些主张多及于局部的经济事实和非根本的行政管理事实，而整个“抗议”之重心仍在于“采西学”、“制洋器”和“善驭夷”上，未脱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畴。对“长技”的认识，认为中国“坚船利炮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才健壮未必不如夷”。而且“有进无退”和“人材健壮”两方面“亦道在求，而无待于夷”，真正“有待于夷者，独坚船利炮一事耳。”可见，冯桂芬在进行中西事体比较中，其认识高度仍在“技”的层面和“器物”的事宜上。至于他提出的“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一变法主张仍属封建传统秩序本身的调整，要“变法”，也“当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⁴⁾可见，他的“法”虽系于“政”，却根于“技”。他对西方科技文化的认识仍在器物科学观范围内转圈子。

继起的洋务思潮是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和一些知识者思想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洋务运动进一步注目于西方之“技”。在创办新式工业过程中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实业建设并未走出“器”的范围，可谓是魏源、冯桂芬的师夷长技理论的实践运动。左宗棠于1875年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的叙中说：“书成，魏子殁二十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之也。”虽然洋务的经营从一开始即同魏、冯的所求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差异，办洋务兴技艺的目的在于“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但是，对“技”的宠用和对器物的引进并未超出了魏、冯的认识之上。同光时期“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⁵⁾尤其是“器则取诸诸国，道则备自当躬”⁽⁶⁾的“中体西用”观，则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当时整整一代思想家及洋务实践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停留在器物之用层次上，未能走出器物科学观的范围。

当然，洋务时期翻译引进了一批自然科学、工程学、制造学、医学著作，西方近代数学、微积分、力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开始传入中国。1874年还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场所——格致书院，同时发行我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格致汇编》。而且洋务派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式学堂，又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从多种渠道汲取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从这些翻译、介绍和学习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中国开始逐渐摆脱单独为“器”的束缚，并作为各种具体的“学”有了某种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从科学观演变过程看，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虽然不能妄说洋务运动时期科学的传播对于中国形成完整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有多大的作用，但是西学中的科学技术毕竟开始在中国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具有“学”的价值。当然，在“中体西用”的框架里，当时的“学”也仍只有“用”的功能，科学技术的地位仍是中学的附庸，它对人们思维方式、观念体系等并没有产生深入的影响。在文化的较高层面，作为西学的科技没有获得立足之地。传播科学的目的是创办实业和抵御外侮，因而仍不能走出器物科学观的范围。

器物科学观的首先形成，涉及文化结构的变化问题。关于文化结构，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庞朴说：“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形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⁷⁾余英时也曾有文化变迁四层次说，他指出：“非常粗疏地说，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⁸⁾近人则早已结合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对文化变迁进行了阐述，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念》（1922年4月）中说，近50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认识“第一期，先以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陈独秀还从历史推动者的主体角度在1918年指出：在中西文化冲突情况下，中国国民不断受到觉悟，“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按：指‘西教西器’、‘火器历法’、‘制械练兵’之类），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按：指‘行政制度问题’与‘政治根本问题’），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刻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按：指‘自由平等独立’）。”⁽⁹⁾由此可见，无论持文化的三层面说，还是四层面说，文化的物质层乃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受冲击一方最先易于自觉的方面。因为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并发生冲突时，最容易互相发现的，就是器物的或外在的东西，它虽然最活跃，变动不居，但却交流方便。而内在的理论、制度和心理，则需要对异质文化的不断认识方能暴露出来，这是文化冲突的某种规律。实际上整体文化冲突是这样，专门的科技文化发展也同样如此。中西在科技文化上的冲突，也不可能一下就进入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内部，必然也只能是从作为器物状态的技术层面开始。因此，近代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认识上首先形成了器物科学观，虽然肤浅，但却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这不仅符合了异质文化接触始于物质的规律，同时又顺应其时中国学术趋于务实的潮流。当时，只要真正关心和操持国家大事者，一般都不会去抗拒学习西之器物长技这一热潮的，此所谓“天下高图之以渐，舍却形器，亦断无悟入之方。”据统计，仅1821—1861年40年间，至少有66名人物赞成中国必须采办军舰和枪炮，其中包括道光皇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¹⁰⁾此后洋务时期就更多了。器物科学观是近代中国科技文化逻辑展开并深入的起点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