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众持”“殊途”的教育运行活力

第四节　百家“众持”“殊途”的教育运行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对象不仅是下民，更在高层，也在四夷，是全方位的，在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的思考中，形成“百家众持”、“百家殊途”的合理性的共识。

一、“百家众持”的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注重把周朝以前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对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富有理论建树，是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丰硕成果的时代，留下了许多很有科学水平的著作。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有理论深度并有实践价值的，例如如何认识教育对象，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应刚性还是柔性；应该有什么样的教与受的关系，重外灌输还是重内自修；应有什么样的目标定位，是为人的素质提升，还是为社会的和谐、为权力的尊严；应该提倡什么道德，是君王道德、士人道德、平民道德，还是个人道德、社会公德、行政道德；个人道德也有修身、治国、平天下三个层次，着眼点应放在哪里，还有如科学知识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关系如何把握等。不同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反映了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定位的不同理解。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道德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分活跃，其首要目标都是诸侯，而其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苏秦游说大困而归，张仪游说受“掠笞数百”之辱，宋钘、尹文哀叹“天下不取”其说，孔子更是频遭冷遇而陷入困境，更多的说客到处碰壁，士人痛感思想宣传的不易，说服人家的困难。虽然在思想道德意识的宣传教育中仍然具有张仪那样的“舌在”“足矣”的乐观、宋钘那样的“强聒不舍”的顽强，但毕竟也因此滋生“说难”的清醒。韩非子对此曾作了专题的研究，他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³⁾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说难》）这是说，说服教育的困难，不在真理把握的困难，不在语言表达逻辑陈述的困难，不在临机发挥的困难，而在于理解和适应说服对象内在心理的困难。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是谁。韩非子意识到，教育对象才是主体，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施教需要与受教需要的心理融合。韩非子把提升教育效果的注意力从施教者向受教者转移，把理解对方作为教育有效的首因，这是对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化，他揭示了思想教育的基本规律。纵横家很注意说服技巧问题，诸如语言、心理、情态、气势等，以强化思想宣传的征服力。荀子也注意到，“谈说之术，齐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欢欣、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荀子·非相》）。可见当时的思想家在克服说服困难、提升教育效果方面都作过很多研究。

这实际上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负有宣传教育责任的士人的普遍思考，即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的成功，不仅要注重自身的真理性的把握，更应珍重受教者的价值性、愉悦性的感受，应作知、好、乐三度把握，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提出了一个思想道德宣传教育中的真理性、价值性与愉悦性的关系问题。当时的史书上有关说服成败的记载特别多。据《战国策》记载，赵国大臣屡说赵太后以少子为质向齐借兵以却秦，惹恼太后，引起心理逆反，触讋不顾个人安危前去试说，他从关心其病情开始，句句闲语，步步闲情，体贴妇人情性，从生活切入，情感诱导，消解其心理障碍，产生心理愉悦感受，进而危词警动，终于使太后欣然接受劝说。这故事告示人们，说服要成功，就需要对受说者的心理予以理解与尊重。这故事的记录本身也告诉我们，教育方法问题已成为时代的思考。

春秋战国时的思想道德教育还注意到教育力点的定位选择问题。法家主张思想道德教育中应把力点放在对两端的赏罚上，以此推动中间。儒家则主张把力点放在中间层，努力扩大中间层，致力于对中间群体的关注，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中间层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着眼点、着力点，才能拥有最开阔的世界。主张在教育内容上守中，防止极端化，朱熹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朱熹《中庸章句》）。孔子提倡中道而行，既不赞成子张的“过”，也不赞成子夏的“不及”（见《论语·先进》），警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忌狂妄冒险、拘谨无为。

二、“百家殊途”的教育运行多元化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横行天下，竞相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于是天下殊途，办学、著作、游说、游学、谏诤、街谈、啧议，都是思想道德意识传播扩散的有效渠道和有效方式。

1.构建思想道德意识传播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自发形成的思想信息传播的网络体系，以至于“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却是活跃的存在。

一是兴学以开辟思想教育阵地。私学的兴起开辟了直接面对下层的思想道德教育阵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于是出现“士竞于教”的可喜局面，学校是社会上的思想家自我构筑的思想传播基地，思想道德教育因此有了基本阵地与明确对象。稷下学宫是士人集散地、思想研究所、理论争辩场。老师与学生的主要活动是宣传与交流思想理论，重要议题是议政，可以说都热心于以学干政，这也是原始的政治民主的氛围，其政治心理与精神状态的良好具有时代性的特征。二是通过学生组织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网络。“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是那个时代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孔子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就是一张儒家思想的社会宣传网。三是著述。春秋战国时期士人著述丰富，当时士人以隐世著书立说为尚，不求立功，但求立言，这也是立志济世的士人人生价值的时尚选择，使思想扩散有效地突破时空限制。四是游说，是游走式的思想道德意识的社会大交流与大扩散，以影响高层、左右时局为主要目的，以“三寸舌”收“百万师”之效。游学，包括流动性施教、流动性求教，思想家到各地聚徒讲学，向社会开展广泛的思想道德宣传，寻找下层思想道德力量，着意于推动社会舆论。五是会盟，是诸侯的政治集会、高层的思想交流，有调节政治关系、推行道德诚信的作用，主观上是政治军事结盟，客观上是思想文化的大交流，本质上是进行政治信息的交换与政治思想的传播，意在避免军争，建立友善。刘伯骥在《春秋会盟政治》中说，春秋时期诸侯会盟达242次之多。六是通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民间歌谣传播社会底层士人、百姓的心声，以民间口头传播形成社会舆论，辐射面很广，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思想影响力。

从《荀子·王制》篇中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已设有思想道德教化的明确职责，“修宪命，审诗商⁽⁴⁾，禁淫声”，是“大师”之责；“劝教化，趋孝悌”，是“乡师”之责；“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是“冢宰”之责；“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是“辟公”之责。由此可见，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官方上下网络也是清晰的。

2.营建上下思想沟通渠道

思想道德教育应双向运行，以通上下之志，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看法，这是一种政治民主意识、人本意识的反映，那时普遍鼓励下议朝政，齐威王公开宣布，“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广开言路，自觉接受平民百姓下吏的言劝，这是一片尊重民意的诚心，结果是“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战国策·齐一》），得到了热烈的社会回应。

“子产不毀乡校”是历史上的千古美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常到乡校议政，有人建议毀乡校，子产不赞成，他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毀之！我闻忠善以损（息）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韩愈很欣赏子产的这一政治识见，在其《子产不毀乡校颂》中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其所申述的是下情上达的重要性，有个民意上达之渠道，让执政者有接受民心教育的机会，有利于上层人保持自身的清醒。而子产执政三年，时人称颂，“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的民主意识是当时社会意识中的一道亮丽色彩，为社会所肯定，为历史所传扬。

为了有利于上下思想沟通，管子建议齐桓公创办“啧议之室”，以了解下情，他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管子·桓公问》）管子意在说明上下思想沟通是历代圣明君主所坚持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应发扬光大。他认为，“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并建议指派“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主持。管子的用心在于，执政者应坚持思想道德教育的民主指向，应主动向百姓提供议政渠道，欢迎下面非议朝政，使君心与民心得以沟通而和谐。

3.注意思想教育内容的理论化、规范化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已注意到提升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理论性与规范性。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那时已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是“上世三皇五帝”时流传下来的，左史倚相能读懂这四部名著受到楚灵王的热情赞扬，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可以推测此四部典籍当时已成为教材性的读物了，已初具内容规范了。《国语·楚语》也记载了当时教育的九种内容教材及其教育功能，“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⁵⁾，其为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⁶⁾，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⁷⁾，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主要是对上层的思想道德教育，其内容是丰富的，用意是深远的，从中可以看出分明在作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化、规范化的努力。《礼记·王制》中讲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进行了删改，“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孔子定《六经》，形成历代所认可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典教材，是对教育内容规范化的时代性探索的总结。

4.普遍重视以史寓教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经验教育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有一个很明确的编写目的，以史为鉴，就是利用历史上留下的教育资源，教育执政者，教育后人，不可轻视历史经验教训，这是上古农业社会所能采用的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所谓六经皆史，即以史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左传》关注民心向背，《国语》张扬民本意识，《战国策》突出重道思想，各有侧重，都志在思想教育。史官实录，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不避安危，坚持信史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后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尧舜的道德楷模，禹、汤、桀、纣的兴亡历史，还有“召公谏厉王弭谤事”、“叔向贺贫”等典型史实，流传广，影响深，都具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当时一些思想家强调以先王之道为教，就是因为意识到历史经验的教育价值。历史经验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可以启示人们从自身经验中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未来。

5.教育者自身人格的教育价值受到普遍的关注

注意教育者的自身道德人格是那个时代的教育特色。一是敢于谏诤，勇于直言，敢讲真话，对天下负责。二是动机纯正。《中庸》讲“自明诚谓之教”，教者的首要品质是诚，对人真诚坦诚，只有心诚才有说服人的人格力量。三是责任自觉。政治宣传、思想教育都应注意慎重。孔子提倡言行一致，反对言过其实，“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管子也认为“言不可不慎”，“言不周密，反伤其身”（《管子·宙合》）。四要言语朴实。孔子反对花言巧语，认为“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老子讲“大辩若讷”（《道德经》45章），善言不辩，辩言不善，是当时一种普遍意识。思想道德教育要防止语言暴力，防止淫辞乱正，防止空洞无物。总之，“正人”必须先从“正己”开始，“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几乎是当时负有一定的思想教育责任的人的道德共识。

6.说人主以正君心，祈求政治运作的文明化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游士以“可以说当世之君”为尚，都把“人主”、“君”作为自己的重点说教对象，掀起士人游说诸侯的热潮，所以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宣传与教育都披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都是一种政治说项，目标是对准权力层，以“说人主”为主要目标，自身的职责是以道正君心，这是思想教育者的共同理念。但都意识到，虽正君心为人君之要，但格君心为大臣所难。从政治视角看，“说人主”有三种情况，一是争宠，二是谏逆，三是推销自我，但从思想道德教育角度上说，主要是因为意识到“人主”是社会思想道德状态的关键。《孟子·离娄上》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荀子·君道》说：“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荀子·正论》中又说：“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嘿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他揭示了楚王好细腰，故朝有饿死人的人心现实，说明正君心之必要。那么谁来正君心之非呢？有四种力量，一是“大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以大人制君。“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二是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民制君，强调民意重于君心。三是天，屈君以伸天，以天制约君，竭力渲染天命意识。四是师，提出“帝必有师”观，提升师的尊严，以知识制约权力，权力是教育的产物，接受教育的制约是权力的健全运行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人治思想是那时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