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异教的开放性教育体系

第二节　百家异教的开放性教育体系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异说”的思想民主氛围酿就了百家异教的开放性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说者成伍”的盛况是思想道德教育开放性的表征。

一、各种思想自由传播，没有政治压力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思想的价值被发现，社会上出于对士人及其思想的尊重，各种思想理论、道德观念可以畅行无阻地在社会上自由传播与扩散，不会受到权力干扰与政治阻力，这种政治宽松、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各种思想创造与社会传播很活跃，扩散很快；另一方面，着意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思想家与教育家，思想视野开阔，以天下为舞台，以天下为目标，以“横行天下”为时尚，不以一国一地为满足。他们自己一怀“天下士”的心态，那些王侯们也把他们看成天下士，不计较他们的议论与自己的直接关系。庄周痛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猛批社会不公；孟子直指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们批判王侯毫不留情，往往使人难堪，也并未承受什么政治高压，没有开放性的思想氛围这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儒家关注士人价值，法家凸现权力意志，墨家维护平民利益，道家主张远离政治，他们的思想都在社会上传播扩散、畅通无阻，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政治干预。

二、思想道德教育人员全面流通，没有地域的限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者，自由结社，自由流动，其流通量大，流通面广，流通性强，都是空前的，他们可以择主而从，可以朝秦暮楚。孔子曾到过周、齐、卫、匡、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理论，且十分卖力。其弟子也以邹鲁为基地，向卫、陈、楚、齐、鲁等地进行思想传播与扩散。孟子外出游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见其宣传游说活动气势之盛、规模之大。墨家思想起始于鲁，却去齐、使卫、游楚，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道家思想发源于南方，却很快传播到楚、齐、燕等地，迅速扩散开来。法家思想发轫于三晋，却盛行于秦国。可见，思想教育者的流通与思想的传播没有国界的障碍与地域的限制。

三、尊重社会选择，不搞教育强制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勇于思想创造，凭自己思想的真理魅力与逻辑力量，接受社会生活的检验与社会公众的选择。那时虽号称“百家”，但称得上“显学”，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接受的只是儒、墨两家。其实那时杨朱（前395—前335）是个很神秘的人物，他在社会上名声显赫、影响巨大，这可以从多个历史资料中得到佐证。孟子对杨朱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实际上在当时形成儒、墨、杨三分天下的局面，是社会的选择。而且虽然正史几乎都没有提及杨朱其人其事，但《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列子》等学术名著中均有关于杨朱言论与思想的记述，可见其思想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他的思想虽不为政治界所容，却活在历史上。杨朱应为道家之后，是道家思想的极端化的产物。杨朱思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学派，有其同道者、追随者，子华子、詹何等均属杨朱学派。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为我”、“贵生”、“重己”，也就是说有很强的生命至上意识、个人至上观念。以力拒杨墨为己任的孟子说他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是说“为我”意识是杨朱学派思想的本质特征。在杨朱学派的思想中，重生轻物，重生轻利，重生命轻天下，“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吕氏春秋·审为》），“身”比“天下”更重要。《列子·杨朱篇》有段话把杨朱思想表达得比较清楚，“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无羽毛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由此可见，他的道德思想可以概括为“资物为养”、“存我为贵”。至于他的政治思想则可以从《列子·杨朱篇》的另一段话中看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人人都不利天下，也不取天下，天下才会安宁。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朱思想并非是能够用简单的“为我”两字概括得了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氛围中，杨朱张扬个人价值思想、生命至上意识的产生与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是针对追求名利意识的偏颇提出来的，“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尊义利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列子·杨朱篇》）杨朱思想对热衷于名利场中角逐的各式人等是一种抑制、一种批判，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消极、一种自私，但也是一种超越、一种豁达。杨朱思想在社会上从“言盈天下”到销声匿迹的冷热遭遇，说明社会对杨朱思想道德宣传扩散有是非甄辨的自发性选择过程。

四、各种思想分化与相融，门户制约不严

虽然思想家都想独树一帜，希望官方采纳、社会接受，因此往往相互抨击，但各家思想学说不受门户制约，在思想争辩中往往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种思想争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关注国家治乱、社会兴衰，追求的是民族兴旺、国家统一。稷下学宫向各国士大夫敞开大门，不分国籍、学派、门第，融各种思想于一炉，形成一派思想道德意识的教育与扩散的自由民主氛围。《韩非子·显学》中讲到，当时“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思想的分分合合是当时的特殊现象。韩非子就吸收了道家思想，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君无为之功可致臣悚惧之效，这是颇有见地的。《史记》说韩非“归本于黄老”，孔子也曾拜老子为师可见也源于道家。这种学派分化与理论互融促使思想道德意识的时代性的深化与丰富。

五、有思想创造就可施教，没有身份限制

周朝时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基本上控制在统治者手上，没有多少思想道德教育的自由天地，春秋战国时期则不然，谁有思想谁就有资格施行思想教育；周朝官师合，道器一，春秋战国时则官师分，道器离，思想教育不再只是由王侯主导，只要有思想，谁都可以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没有身份的制约。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各种思想理论的创造力，促进了各种思想道德学说不断地在竞争中分化组合。“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是当时的思想家追求学术个性、寻求思想创造力的表征，一种思想个性，就是一面理论旗帜，就是一种教育资格。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中对此情境作了描述：“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轫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奇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理论创造、思想竞争、教育传播之活跃莫甚于此时。

总之，正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开放性导致思想创造力的活跃和思想道德教育影响力的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