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之性的教育运行原则

第四节　因人之性的教育运行原则

汉初比较明确，思想道德教育要“因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心”为思想依据、为教育原则。

一、推行“因循为用”的教育原则

汉初思想道德教育中以“因”为纲，“因循应变”（《十六经·雌雄节》），“以因循为用”，“‘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也”（《太史公自序》）。“因”是为君治国教民之纲。“因”则功，“弗因则不成”（《十六经·观》）。禹之功在于因水之力，舜之能在于因人之心，汤之成在于因民之欲，“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也”（《淮南子·泰族训》）。

要因道而教。“因”即“因道”，遵循规律，顺应自然，尊重客体，舍己随物，各因其宜。道有天道、人道，不管天道、人道，都以自然之道为依归，“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原道训》）。因自然即道法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即老子所说的不要“以人易天”，避免教育的强制性、思想的强加性。

要因人之性而教。人的善性不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而是人的自然性、原始性，即人的天性，是十分可贵的，因人之性即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要因性而教、顺性而行。《淮南子·泰族训》明确指出，要因人之性而教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³⁾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施教行政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悬而不用。思想道德教育要因循人性，尊重人的天性，不要轻易拂逆人的天性，任意改变人的天性，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逆其性而教则易于出现反效果。刘安认为：“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诵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淮南子·泰族训》）从历史经验来看，儒家所主张的禁其所欲的思想教育是有缺陷的，思想教育是为了人之性的提升，而不是为了人之性的改变，只能是因人之性而教之，“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淮南子·泰族训》）。

要因物与合。教之道在于“物任其性”（《经法·道法》），因物与合。刘安说过，“三代之所道者，因也。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淮南子·诠言训》）。“因”即“各用其之所适，施之于其所宜”（《淮南子·主术训》）。因则功，“因”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教育则应因俗化教，“胡人弹骨，越人啮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虽然形式上有“弹骨”、“啮臂”、“歃血”的不同，而以诚信为盟则是共同的。要像尧舜那样，“其导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要因物为导。要“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淮南子·齐俗训》）。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只能在“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的“因物与合”中实现。

二、实施以静制动的教育思路

汉初的思想道德教育善于柔性运行，以无为求主动，坚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教育思路。道德教育要建立在教育道德的基础上，这一点汉初统治者还是比较清醒的，思想道德教育宜以静待动，后发制人，坚持柔性，避免强制性，这本身就是道德。所以，汉初思想道德教育中没有太强的经典、权威宣示，没有太强的“以我为主”心态，没有太强的组织教育活动意识。

确立教为政本的价值定位。贾谊认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陆贾认为，即使治罪也应以教化为本。他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百姓的孝廉德尚、社会的治理有序，都只能靠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去实现。汉的统治层还认识到，思想道德教育可以解决许多社会性思想矛盾与人的心理困惑，以至“可以救败”，“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淮南子·本经训》）。这也就是说，仁义礼乐的教育虽然不能解决治国中的所有问题，但对于化解人的思想矛盾、心理困扰，还是很有作用的。

确立教在宁人的目标定位。汉初思想道德教育尊重客体，“务在宁人”的目标意识清晰，“位高者事不可烦，民众者教不可苛”，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事不烦”、“教不苛”。思想道德教育宜粗放性，不宜过细计较，“求多难赡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淮南子·泰族训》）。思想道德教育忌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要以安人、宁人为务。《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思想道德教育要“清虚以待”，要“应时”“循理”，尊重客体，避免为自己的主观“好恶”“喜怒”感情所左右。

确立简约易操的方法定位。思想道德教育宜低调、务实，厚重少文，力求“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不是把思想道德教育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加以张扬，追求声势效应，而是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讲究民生价值。这是有历史教训为基础的，秦之失在于操之过急，举措太多，民难以承受，因而导致全面思想冲突，政治矛盾激化，对于身负思想道德教育责任的人来说，这是余悸犹在，不能不警觉的。当时普遍认可的思想是，“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赡也”。“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淮南子·泰族训》）教育越是平实简约，就越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