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刚性运行法则

第四节　教育的刚性运行法则

秦朝所推行的是权力主导的、以吏为师的刚性思想道德教育体制，思想道德教育指向明确，是非鲜明，措施果断，这有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也必然因此衍生出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运行法则，从而形成鲜明的刚性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时代色彩，这不仅是法家思想理论的本性决定的，也是秦与“戎狄同族”的民俗心理使然，切合大一统的时代走向，也切中了秦王政的个性特点。

一、以教育的强制性凸现教育的权威性

和儒家强调思想道德教育要以诚使受，相信诚之所致、金石为开不同，秦朝往往以凸现教育的权威性作为寻求教育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商鞅所谓“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以“不和俗”、“不谋众”为高，分明把思想道德教育导向远离俗众的误区，所彰显的是“我即真理”，教育具有无可置疑性。为了凸现教育的权威，往往有意凸现教育的权力化、道德的法制化、思想的政治化，大大地提升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与效果。如果说夏商周时的思想道德教育是有意假天制人，那么秦朝则是存心倚重于以权制人，企图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百姓的思想、道德问题，而且滥用赏、罚两柄以凸现其强制性，这样做难以避免对思想问题的粗暴，反而加剧了社会性的思想矛盾，过分依赖强制性以营建教育权威性易于诱发非道德主义的思想专制，结果是权力迷信，威势错觉，愈演愈烈，把一切有益的建议、忠告、批评都看成是反秦的政治行为予以打击，压抑了民众的思想空间。秦朝本意是从突出教育权威性中去寻求思想凝聚力，其结果则相反。

二、以即时性效果追求满足其速胜心理

秦朝统治者在长期的战乱环境与战争生活中养成了一种习惯于命令手段和速胜追求心理，衍生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即时价值追求，往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追求即时见效的满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锐气和教育风格，但忽视思想道德教育持续性的必要与价值，忽视思想道德教育接受的后发性存在，使教育流于粗放性形态。所以秦朝思想道德教育在方法上注重术与势，工于慑服而疏于说服，震慑有即时性的痛快，而说服却有需要耐心的麻烦；同时注重教育的目标性而疏于接受的过程性，忽视过程合理性的价值，忽视了可接受性的思考，忽视刚性目标与柔性过程的辩证关系。结果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出现“举措太众”，思想控制的弦绷得太紧，陷入民不堪负的现实困境。

三、以求实性追求满足其急功近利性心理需要

秦朝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求实性色彩，务实不务虚，不在理论认同上下太多的工夫，却在耕战事功追求上花很大的力气，在教育风格上质朴无华，以国家富强与否作为衡量思想道德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把一切理论性教育统视之为虚诞而予以蔑视，这种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了“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盐铁论·非鞅》）的价值取向，形成浓重的尚功利心理氛围。但这种功利心切的教育理念易于导向急功近利的偏颇，只关注物质的成效，而忽视精神的价值，把道德导引、理论教育都看成是无用虚言而予排斥，没有正确认识到营建仁义道德的价值指向与富国强兵的目标指向的辩证关系，排斥了精神力量的价值，轻视民心向背的意义，只看到犯上作乱的现实性危害，看不到天下愁怨的严重后果，因而也就低估了思想教育的作用，加剧了秦朝思想道德教育的强制性的浓重色彩。

四、以法纪秩序的单一性追求突出其政治性目标

秦朝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其鲜明的政治目标，把思想教育仅仅作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把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有序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只教政策、法律、政令，商鞅说：“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商君书·君臣》）坚持“一任于法”的政治单一性，把法看成是生活的唯一标准，排斥了法律之外的开阔的思想空间，排斥了《诗》《书》《乐》等的人文内容，忽视了民生关注的教育价值，只注重了政治，而忽视了人文，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忽视思想宽松与中央集权的辩证关系，忽视政治统一与思想丰富的双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一旦缺乏人文性，即疏离了人生，陷入重权力尊严轻民心尊重的认识误区，也就不再受人欢迎。

五、以单向性施教维护其权力至尊的满足

在秦国崛起过程中，其早期思想道德教育比较注意对官对民的双层面教育，强调“治民先治吏”，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从教吏开始，把吏教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法家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无私无畏的直率，因而也容易取信于人。秦始皇因自己的成功而失去了对自身的冷静，淡化了对为官者的思想教育，也不敢有人对为官者提出劝导与告诫，只能阿谀逢迎投其所好，放纵官吏的结果是官民矛盾激化，统治者因此把民乱看成是权力安全的主要威胁，于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从“去官之私”滑向“禁民之邪”，从通过教育凸现权力的清醒向凸现权力的威严演变，结果是二世时把权力腐败推向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