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盈余管理问题

第六节　会计政策选择的延伸性分析：关于盈余管理问题

盈余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同于会计造假，而是企业经理人在既定制度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出发，系统的研究了内外两部分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比较了英美和日德这两种治理结构模式下盈余管理的不同特征；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盈余管理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并提出了4条规范化的对策。

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西方国家会计理论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这一问题也开始出现并日渐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我国目前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盈余管理这一概念，理论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甚至陷入了将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等同视之的误区，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对于盈余管理的产生条件，我国学者主要是借鉴了国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对于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方式，则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另外，这些研究中虽然大多穿插了一些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考虑，但系统从这一角度论述盈余管理的却相当罕见。因此，本文在首先明确盈余管理概念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出发研究了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就盈余管理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以及可行的规范化对策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盈余管理概念存在着“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种不同的看法。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Scott）所持的是最狭义的一种观点，即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斯考特认为只要企业的经理人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那种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因此，这也可称为“会计政策管理”，它主要是针对会计盈余或利润的控制，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收益观”。另一位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rine Schipper）立足于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经济信息这一基础，指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经理人为了获取私人利益，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有意地对财务报告进行的控制。这其实是一种“披露管理”的概念，依该概念，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对损益表中盈余数字的控制，还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告中其他辅助信息的控制。这一概念涉及的盈余管理范围比前者的有所扩大，是“信息观”的集中体现。还有一种最广义的盈余管理概念，它不仅包括通常所指的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应计项目控制，还包括游说准则制定机构和改变公认会计原则、投资和筹资的时机选择，以及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中利润数字的操纵等。

笔者倾向于凯瑟琳·雪珀的盈余管理概念，因为考虑到会计报表数字之间的钩稽关系，对盈余数字的管理也必然会牵涉到其他报表项目，当然关注的焦点最终还是盈余数字。第三个概念中对准则制定机构的游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准则允许范围，因此也就超越了盈余管理的范围。

显然，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企业经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一种长期行为，是合规合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经理人水平的体现；后者则是经理人员蓄意进行的一种欺诈行为，结果往往是恶意歪曲企业财务状况。既然这种欺诈行为触犯了法律，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见好就收，因而大多是短期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其治理对策的选择。

二、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股东通过构建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着重解决二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而形成的，以比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股东与经理人的关系，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如何有效激励和监督经理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给经理人以充分的自由去管理好企业，股东不能对其做过多的干预；二是保证经理人从股东的利益出发，运用这些自由去管理企业，即经理人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前者给经理人创造了盈余管理的条件；后者在压缩经理人盈余管理空间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激发了经理人盈余管理的动机。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内、外两部分治理结构来完成的。

（一）外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治理结构是指股东通过竞争性市场手段对经理人实施的间接约束。这其中最基本的三重约束是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特别是权益性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结合到盈余管理这一具体问题，又数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影响最大。

1．资本市场。会计盈余信息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到企业市场价值的高低。因此，一旦企业市场价值与经理人个人利益发生联系，精明的经理人就会产生强烈的通过操纵盈余信息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动机，而企业价值与经理人的联系则是毋庸置疑的。

（1）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二者利益函数不一致加上自利倾向使得经理人很难尽心尽力地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工作导向，机会主义不可避免，于是产生了监督经理人行为的必要性。但考虑到任何监督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以及监督行为本身高昂的成本，另一种变通的做法是通过迫使经理人承担其行为后果来同化二者的利益函数，即赋予经理人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股权）。这样，企业价值与经理人利益紧密联系了起来，出于自利的考虑，经理人必然会有动力去操纵盈余数字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2）资本市场对经理人的约束主要来自代理权竞争机制。一方面，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股票市场价格低迷，股东为维护自身权益就会对经理人施压或干脆更换经理层。另一方面，股票市价低迷，相当一部分中小投资者则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抛售公司股票，这就给新的投资者创造了低价收购公司股票进而接管公司的机会，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原有经理层的全面调整。这种潜在的威胁，客观上促使了经理人会通过盈余管理来平稳收益从而稳定股票市价。

以上两点讨论的均是权益性资本市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其实，盈余信息在债务性资本市场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在债务契约的签定过程中，债权人大多会对诸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股利发放率等指标做出一系列限制性规定。为获得贷款，经理人往往不得不对这些指标进行一定程度的粉饰。获得贷款后，为避免违约，经理人也会在必要时通过盈余管理将这些指标控制在限制性范围之内。^[37]

2．经理人市场与代理人竞争。会计盈余信息是经理人能力及其价值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评估的前提便是存在着一个完善、健全的经理人市场。在这一市场上，经理人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所经营企业的所有者获利水平，即企业的盈利水平。通过竞争机制，能力强的经理人会得到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往往是被高薪聘用，而那些能力不强的经理人则往往会被替换，从而面临失业的威胁。这样，经理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就和股东利益联系了起来，为提高自身收益，经理人必须努力去提高股东收益。因此，他一方面会努力工作以增加企业实际盈余；另一方面，在实际盈余既定的情况下，他又会采取恰当的手段来影响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以达到平稳股价、减少所得税支出等目的。这最终都会给股东和经理人自己带来有利影响。

就代理人竞争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代理人竞争会影响公司的会计政策和程序，进而影响会计盈余。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处于不同态势时，其选用的会计方法和程序存在较大的差别，等额报告盈利所代表的真正的业绩水平也是不一样的。第二，经理人员也会利用盈余管理影响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影响代理人竞争结果的因素很多，代理人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或获胜可采用的手段也有多种多样，盈余管理就是其中被常用的一种。

在公司外部治理结构中，对盈余管理产生直接影响的要数上述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不过，经理人在对外披露企业财务报告时，往往也会考虑产品市场的因素。例如，过高的盈利水平可能引起潜在竞争者的介入从而增加本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如果是垄断性、战略性行业，那么它还会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对其进行管制。这都使得经理人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设法降低盈余数字而以非暴利的形象出现。

（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治理结构是指股东通过事前监督而实施的对经理人员的直接约束，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这四方之间的关系为：股东会作为所有者掌握着最终的控制权，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公司经营，经理层受聘于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意志代理人统管企业日常经营业务；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最后，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为都要受监事会监督。可见，内部治理结构中对经理人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要责任在于负责选聘经理人，授权其在许可的范围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负责评价经理人的受托管理责任。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使得这种评价很难精确，这客观上就产生了对监事会的需要，由其负责监督经理人行为并负责审计公司财务事项。但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样也不可能做到对经理行为的完全监督。于是，评价经理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标准最终落在了双方均可直接观察到的企业盈余数字上，虽然这其中的道德风险行为难以避免。考虑到经理人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自然控制权，为美化自己的受托责任完成情况，他必然有动力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使盈余数字变得有利于自己。这时，盈余管理完全是作为经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的，这就是著名的“契约摩擦与沟通摩擦”理论，见图5—2：

图5—2　盈余管理激励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法透过法律（不允许）、规则（成本效益原则限制）和人力（技术困难）去完全消除盈余管理问题。因此，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要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另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从社会、企业的角度采取有效对策治理盈余管理问题。

三、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盈余管理的具体特征

盈余管理得以存在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股东与经理人利益不一致广泛存在于各国经济实务中，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要解决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其具体模式安排则以英国、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强调外部市场约束）和日本、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强调公司内部约束）最具代表性。

盈余管理作为经理人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自然会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不同也就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盈余管理模式。

（一）从盈余管理主体来看

英美等国的公司由于董事会和经理层分开运作，加上经理人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自然控制权，盈余管理主体明确就是企业经理人自己。日德等国的公司中由于相关利益者都能参与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因此，盈余管理主体往往是企业管理当局的整体，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等。

（二）从盈余管理目的来看

经济主体的价值取向都是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同盈余管理主体的目的也必然是其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英美等国的公司中，经理人作为盈余管理主体其目的在于获取个人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当然，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相比之下，日德等国的公司中盈余管理主体是由相关利益各方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自利行为的发生，盈余管理往往倾向于提高公司整体的市场价值。

（三）从盈余管理动机来看

盈余管理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各种动因。英美等国的公司中经理人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故驱动其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是和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分红计划动机和CEO变动动机。日德等国的公司中盈余管理立足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他们所考虑的大多是债务契约动机、税务节约动机和政治敏感动机。

（四）从盈余管理类型来看

英美等国的公司中由于股权高度分散，股东一般难以直接控制经理人行为，相比之下，“用脚投票”可能更为便捷，这决定了英美等国公司的股东更注重眼前的股票收益。公司经营行为趋于短期化的同时盈余管理也倾向于提前确认收益，最大化当期盈余数字。日德等国的公司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用手投票”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大股东很难退出企业。这样，他们的考虑是趋于长期化的，更注重规模扩张、市场占有率提高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盈余管理类型多是利润最小化或利润平滑以实现节税、避开潜在竞争者等目的并维护一个稳定发展的企业形象。

（五）从盈余管理的可选择域来看

英美等国公司比日德等国公司盈余管理的可选择域要广得多。理由有两点：第一，英美等国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首要评价标准在于与决策相关，这样不仅提供的信息量较多，为确保相关性，准则中规定的会计政策选择余地也较大。第二，英美等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经理人手中，相关利益各方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这又给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相比之下，日德等国公司的盈余管理可选择域要窄得多。

不同公司治理结构造就的不同盈余管理模式可通过表5—2进行简要归纳：

表5—2　公司治理模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四、我国公司盈余管理的特点与治理对策

（一）我国公司盈余管理的特点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使得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不同于英美以及日德模式，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总的来说，它完全是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表现，具体说来有以下4个方面：

1．由于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它不能对经理人实行有效约束，这就给经理人的盈余管理留下了很大的运作空间。为了一己私利，经理人不仅会将盈余管理用尽极致，会计造假也层出不穷。

2．我国经理人有着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后者才是他们给自己的准确定位。企业在IPO、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存在的大量盈余管理行为也大多是经理人出于政绩的考虑。这种盈余管理动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3．国有股权过度分散于一些主管部门手中导致利益分配机制失衡，经理人报酬普遍与公司规模、经营绩效脱钩，高额在职消费则成为一种变相的补偿。经理人在工作调动以及退休前由于面临在职消费权丧失而产生的失落感则会促使其大量增发红利，然而这都需要较高盈余数字的支持。因此，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类型多为短期利润最大化。

4．我国股票发行的额度与规模控制使得上市资格（包括“壳资源”）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稀缺商品，企业必然会极力争取。而企业融资后规模的扩大最终也会有利于地方就业和财政税收。这样，企业在IPO、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38]这种盈余管理方法也是中国特有的。^[39]

（二）治理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基本对策

盈余管理的存在是经理人在既定制度安排下，采取合法手段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的结果，有利有弊。例如，由于合同刚性和订约成本的存在，适当的盈余管理可以起到有效维护合同的作用，同时，对盈余数字的操纵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资源配置效果。考虑到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大多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出于企业长远利益的考虑，弊多利少，对其进行规范化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中盈余管理不当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使然，因此，规范化治理的对策也应立足于治理结构方面的考虑。

1．资本市场的改革之一：解决委托人缺位问题。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的国有股权“所有者缺位”是外部治理不力最主要的原因。为此，一部分学者提出将国有股权分级明确到县、市、省、中央或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的多级代理构架。表面上看，这样产权有了明确归属，可问题在于，在最终授权机构层次上，所有者依然缺位。另一部分学者干脆主张私有化，经理人与所有者合二为一，可这样的适用范围也仅仅是那些中小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办法也许只能是国有股减持，^[40]改变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局面，形成国有股权适当分散持有、国有股权代理人之间有效竞争、相互制衡的国有股持股结构，并放宽对私人持股的限制，使其因拥有企业盈余而去监督和约束经理人。同时，为避免股权高度分散造成的小股东势单力薄以及“搭便车”心理，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应注重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内社会保障基金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资本市场的改革之二：完善报酬契约。我国企业中经理人收入普遍偏低且与业绩不挂钩，使得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发生背离，从而很难有积极性去真正搞好企业，而是热衷于高额的在职消费，盈余管理也出现了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倾向。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种利益不一致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期权之类的手段以激励经理人致力于提高企业真实绩效。这一做法现在也已被我国的一些企业所采用。但考虑到年薪制还只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一次性博弈，短期行为难以避免。因此，一个改进的做法是将经理人超出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奖励收益留存于企业，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返还。这样，就避免了经理人的短期化盈余管理行为，同时这部分留存于企业的奖励收益还构成了经理人行为不当的风险抵押基金。

3．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也是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为提升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经理人一般会用心经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受益者也是企业整体。可我国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由政府负责，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脱钩，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危害极大。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4．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我国企业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均来自企业内部引发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经理层从而给其留下了巨大的盈余管理空间。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引入外部董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41]以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同时，授权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外部审计师选聘工作，也可保持外部审计的独立性，防止经理人的“意见采购”，从而发挥出外部审计师在揭发企业经理人不当盈余管理方面的效力。

盈余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产生原因绝非仅仅在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会计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会计可控应计项目的存在、外部审计的效率都会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对其进行规范化时，完善会计准则，加强审计监控力度，提高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等也必不可少。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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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徐晓阳、范永武：《会计政策选择：上市公司的会计运作空间——证券市场财务会计问题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22．《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1998～2002年各期有关文章。

【注释】

[1]委权：《试论经济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关系》，《四川会计》2000年第7期。

[2]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问题》，《上海会计》1999年第11期。

[3]刘叔申、王林：《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政策》，《会计研究》1996年第9期。

[4]崔也光等：《会计政策的职业判断与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问题》，《上海会计》1999年第11期。

[6]吴东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起因、效应与评价》，《当代财经》1998年第6期。

[7]王继鹏：《会计政策与会计准则、会计原则、会计方法的关系辨析》，《财会月刊》2000年第20期。

[8]崔也光等：《会计政策的职业判断与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9]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问题》，《上海会计》1999年第11期。

[10]崔也光等：《会计政策的职业判断与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1]Robert Bloom，Pieter T．Elgers Accounting theory ＆Policy A Reader（M）．USA：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81．11．

[12]夏冬林：《初探“稳健主义”》，《会计研究》1992年第4期。

[13]威廉·H·比弗：《财务呈报——会计革命》（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14]瓦茨、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5]同①，第118页。

[16]蒋艳霞：《浅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财会月刊》2001年第18期。

[17]唐有瑜：《上市公司会计选择动机：理论分析与中国实际》，（EB－OL），www．zgjj．net．

[18]范永武等：《试论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域》，《当代财经》1998年第12期。

[19]李瑞生等：《论现代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研究》1996年第6期。

[20]王鹏程等：《会计模式与社会经济环境》，《会计研究》1996年第8期。

[21]吴群：《会计模式的深层思考》，《会计研究》1998年第11期。

[22]Demski，J．，Patell and M．Wolfson：Decentralized Choice of Monitoring Systems The Accounting Review，59 1984：18．

[23]汪洋：《美法会计特征比较分析及其启示》，《广西会计》2000年第9期。

[24]刘大飞等：《论东南亚企业文化的新特点》，《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1期。

[25]叶祥松：《国有公司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6]白云霞：《试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四川会计》2000年第7期。

[27]Christie and Zimmerman，Efficient and Opportunistic Choices of Accounting Procedures：Corporate Control contests．The Accounting Review，October 1994：542．

[28]毕秀玲：《论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四川会计》2000年第3期。

[29]李明辉等：《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治理》，《四川会计》2001年第8期。

[30]田志龙等：《我国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研究》，《管理世界》1998年第2期。

[31]陈少东等：《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调查》，《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4期。

[32]叶祥松：《国有公司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33]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34]陈少东等：《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调查》，《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4期。

[35]蒋义宏等：《会计信息失真：投资者视角与经营者视角》，《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年第6期。

[36]蒋义宏等：《会计信息失真：投资者视角与经营者视角》，《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年第6期。

[37]虽然债务性资本市场和经理人个人利益并不直接相关，但出于企业长远发展及扩大在职控制权这些间接利益的考虑，经理人也有着一定的盈余管理动机。

[38]前文所述的国有股权主体缺位并不排斥地方政府作为企业行政领导的地位，这样，他们必然会“理性的”为其所属企业争取这种宝贵的资格，虽然他们的考虑主要是政绩上的。更何况，这些行政官员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经理人员的升迁。这样，二者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

[39]另两种普遍采用的盈余管理方法是利用关联交易和滥用会计政策。

[40]虽然近期的国有股减持方案给沪深股市带来了剧烈震荡而不得不暂停执行，但减持工作迟早还是会继续的，只是具体减持时应更注重策略安排并处理好相关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41]其实，我国上市公司中也有一部分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但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很可能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并不是真正的独立董事，制度性缺陷可能也制约了其效力的发挥，但这终归不是这一制度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