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动机

4.1.1　盈余管理动机

由于我国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与国外企业有所区别，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此，本部分在介绍国外学者有关盈余管理动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总结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1）盈余管理动机的类别

每一个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尽相同，或者说，盈余管理对每个公司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这些动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资本市场动机

出于在资本市场筹资等原因，上市公司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这些动机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具体类别：

①股票发行与盈余管理

股票发行过程中管理当局具有提升股票发行前报告盈余的强烈动机，向投资者和其他财务信息使用者传递虚假信息，以提升股票价格和获得更多的股权资本。这是因为企业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较高的报告盈余能够带来相对较高的股票价格（Bernard和Thomas，1990^［170］；Chaney和Lewis，1995^［171］）。当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过分依赖报告盈余时，企业控制者就可能通过增加应计利润实施盈余管理，以更加有效地提升股票发行价格（Frankel等，1995^［134］）。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企业股票发行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造成了股票发行后企业业绩和股票长期收益的下降，外部投资者可能因为盈余管理而遭到损失^{［172～173］}。

②企业并购与盈余管理

企业并购过程中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收购和换股并购两个领域。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公司价值是依据普通股市值或采取盈余资本化（Earnings Capitalization）方法确定的，普通股市值反映了公司的历史盈余信息，但无法反映管理人员的内部信息；而盈余资本化又是根据公司历史报告盈余来评估公司价值的。因此管理层在收购前具有低估盈余的动机，从而达到降低收购价格的目的。而在收购成功后，公司就没有义务对外公开披露信息，所以收购前的盈余管理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降低。而在换股并购过程中，收购方企业的股票价值越高，购买目标企业所需要发行的股票就越少，因此收购方试图通过盈余管理来提升报告盈余以增加其并购前的股票价格，降低收购成本^{［174～176］}。

③财务预期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通常被用来迎合市场投资者、财务分析师和管理部门对企业盈余的预期，企业盈余恰恰达到或刚刚超过预期结果的比例不断上升，而不一致的比例则不断下降。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盈余将可能带来股票价格的负效应，降低企业的声誉，导致企业在业务经营中遭受损失。许多研究文献发现盈余轻微下降和轻微亏损的频率异常低，而盈余稍微盈利和轻微增长的频率则异常高（Burgstahler和Dichev，1997^［9］；Degeorge等，1999^［177］），从而证明管理者为了避免盈余亏损和盈余下降而进行了盈余管理。很多研究还发现公司管理盈余是为了迎合分析师的预测，或者利用分析师关于股票交易的建议（如买、持有或卖）来预期盈余管理的方向^{［178～180］}。

（2）契约动机

契约的不完备性容易导致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研究者试图寻找基于显性契约的盈余管理，如报酬契约、管理层更迭、债务契约和股利契约等，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契约成本和信息成本比资本市场高得多，使得盈余管理的财富效应也特别显著。

①报酬契约与盈余管理

在代理理论下，管理层的报酬常常会受到企业盈利情况的影响，管理当局往往在法律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各种会计政策，通过控制和采用适当的编报方法，以达到管理层报酬最大化的目的。大量的文献考察了经理层的奖金计划对盈余管理的激励效应，提供了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来增加奖金报酬的证据^{［144，181～184］}。

②管理层更迭与盈余管理

管理人员对自己工作安全的关注也是造成其权衡当期和未来相对业绩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经营业绩的低下增加了管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因此，当公司当前业绩较差时，管理人员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就会把未来的盈余转移到当期，从而减少当前被解雇的可能性；而当公司未来的预期收益较差时，管理人员会将当期的盈余转移到未来，减少未来被解雇的可能性^{［139，146，185］}。

③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

很多研究发现那些违反债务契约或即将有可能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将会作出调增收益的会计选择，来减轻或逃避负债契约的限制，或者试图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外部融资^{［128，146，147］}。

④股利契约与盈余管理

面临执行股利契约的企业同样具有通过改变会计方法、会计估计或应计项目来避免削减股利。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当公司未经管理的盈余不足以支付大股东期望的目标股利时，管理人员就有调增收益的动机，来满足大股东隐含的股利契约的要求或者股利契约所要求的目标盈余^［186］。

（3）政治成本动机

在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中，政治环境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政治环境的改变可能为企业运营带来一定的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企业盈余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增加运营成本。政治成本理论认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将可能造成潜在的财富转移问题，企业管理者将采取会计程序或实施会计选择来减少财富转移，以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获利能力。而对另一些希望寻求政府帮助和保护的公司，他们也有动力进行盈余管理来降低报告盈余，以达到政府扶持和保护的目的。

①反垄断监管与盈余管理

许多巨型企业、战略性生产企业（如石油和化工企业）和垄断或接近垄断的企业（如电信和能源电力公司）由于自身特点会受到明显的政治关注，在其报告盈余较高时容易引起媒体和消费者的注意，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往往会对其开征新税、进行管制或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通常实施限制垄断和竞争管制的手段，一方面通过限制个别垄断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打破垄断企业造成的“进入壁垒”，鼓励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价格管制、营业许可证管制、产量管制以及进出口管制等方式实现政府的经济行为目标，从而为企业带来不可忽视的政治成本。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和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行为，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以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大，管理者越有可能降低当期报告盈余。在企业前景光明的时候，他们往往利用会计程序和方法的选择使企业净收益最小化，以避免出现由于社会公众压力而使得政府通过加强管制或其他方法来降低企业盈利能力^{［147，187，188］}。

②避税动机与盈余管理

避税是短期盈余管理最明显的动机，因为就短期来说通过调节企业当期盈余的高低能够影响到当期的应纳税额，或者达到延缓支付税款的目的，从而节约公司当期的现金支出和增加营运资金，对提高公司当期的盈利水平和改善财务状况具有很大帮助。而在长期盈余管理中并不存在避税的动因，因为就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公司的盈余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公司的总纳税额也是相对固定的，无法通过操纵应计利润进行调节。Boynton等（1992）^［189］也对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的账面条款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盈余管理的避税动机。

③行业监管与盈余管理

一些行业，如银行、保险和公用事业，容易受到严格的行业监管。银行业的规范要求银行必须达到以会计数字衡量的一定资本充足率，保险业的规范要求保险公司要符合最低财务质量标准，而公用事业有史以来一直被规定收益率并且只允许赚取正常回报，这些监管政策可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和费用。行业监管通常直接与会计数据相联系，从而激发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促使通过管理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来应对监管。因此，许多针对这些特定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规避严格的行业监管是这些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162，190～192］}。

2）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

（1）获得融资资格

企业上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从证券市场上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许多企业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的愿望十分强烈。根据有关证券法规的规定，发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须具备三年盈利的条件，于是一些本不符上市条件的企业，为了能上市，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甚至造假。股票已上市的公司可以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在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由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股东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现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较低，配股或增发新股的意愿也十分强烈。

中国证监会对发行新股要求中规定净资产收益发展变化是：1996年中国证监会《关于1996年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也不得低于9%；1999年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配股，在其申请配股的前三个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也不得低于9%，上述指标计算期间内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规定经注册会计师核验，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其中重新规定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

从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证监会在对申请配股的公司在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上有了较大的灵活性。既然配股是一种“稀缺资源”，上市公司就会创造条件争取达到实行配股的愿望。一些经营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就想方设法进行盈余操纵，以抬高净资产收益率。于是在配股或增发新股动机的驱使下，更会采取各种手段操纵盈余，以期获得配股资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控股股东能从上市公司获得大量的资金。当上市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配股或增发新股融资时，控股股东往往具有很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蒋义宏和魏刚（1998）^［193］就中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配股条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11%］}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密集，其中，1996年和1997年最为明显。由此推论，在1996年和1997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0%左右的公司存在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现象，这一现象在1997年达到了最高峰。这种操纵利润的行为显然是为了达到净资产收益率10%的配股资格线。陈小悦等（2000）^［157］就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关于1999年以前上市公司对证监会有关配股资格的“净资产收益率10%”规定的反映。研究结果与蒋义宏等人的结果基本一致，认为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为了获得配股权，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利润进行操纵，从而达到获取配股权的目的。

（2）提高首次公开发行IPO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从证券市场筹集到资金。公司所能够募集资金的数额取决于股票发行数量和每股发行价格两个因素。前期，我国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严格管制。尽管几乎每年中国证监会都发文修订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但其基本的公式一直没有改变，即“发行价＝每股收益×适用的发行市盈率”。其中，发行市盈率通常由证监会掌握在12～15倍之间，在发行市盈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欲上市融资的公司为提高每股发行价格惟有在每股收益这个会计数据上做文章。1996年以前，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是：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市盈率×盈利预测的每股盈利。稍后，又将发行价格改为：发行价格＝（报告期实际每股净利润＋预测每股净利润）÷2×市盈率。于是，1996年底以前发行新股的公司很多高估盈利预测，其中少数公司盈利预测数远远低于实际完成数。1997年初，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改为以公司过去三年实际完成的税后利润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于是，稍后发行新股的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对历史数据的财务处理上，选择最有利于提高发行价格的会计程序。只不过，在这个会计选择的过程中，许多公司的行为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会计选择应该坚持的“合法守规”原则。为完善发行定价，中国证监会又于1997年9月10日发布了证监97第13号文，规定了新的发行价格计算办法：发行价格＝每股净利润×市盈率，其中：每股净利润＝发行前一年每股净利润×70%＋发行当年摊薄预测净利润×30%。即便如此，发行公司欲提高发行价格，依然有对盈利预测数据施加影响的动机。我国的很多研究者通过对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盈利预测的预测误差大，说明上市公司在一级市场招股上市时，公司管理当局存在操纵盈余预测行为^{［155，156，194］}。

（3）为了避免被摘牌或被特别处理

按照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或当年每股净资产低于面值，就要被实施有别于其他股票的交易制度，在股票名称之前冠以“ST”（或^*ST^[1]）符号以示区别；如果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即被“摘牌退市”。为了避免公司股票被戴上ST，一些公司会竭力操纵粉饰其经营业绩，尽可能避免连续亏损情况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出现的上一年巨额亏损，第二年扭亏，第三年又亏损等奇怪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上市公司如果已被戴上ST帽子，为了不被退市，这些带帽公司一般都表现出强烈扭亏为盈的欲望以达到摘帽的目的。如果正常的经营不能保证上市公司摆脱困境，相关的利益关系人必然会进行利润操纵借以扭亏。蒋义宏（1999）^［195］和陆建桥（1999）^［142］等就上市公司是否会采用盈余管理手段来避免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蒋义宏（1999）论证了每收益略高于盈亏临界点的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利润操纵的行为。陆建桥（1999）以在上交所上市的22家亏损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行业相同、规模相同的22家盈利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采用四个模型：①应计利润总额的随机游走预期模型；②考虑成长因素的应计利润预期模型；③考虑规模和行业因素的应计利润预期模型；④扩展的Jones模型，多角度、系统性地对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经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了亏损公司首次出现亏损年份，存在显著的非正常调减盈余的应计会计处理，首次出现亏损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又明显存在着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表明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及其前后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这些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的，其中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等有可能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盈余管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