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对受众话语权的重新分配

网络传播对受众话语权的重新分配

郑小琼，女，现就职于法制日报社。善于掌握最新的传媒资讯，并加以深入学习，擅长事件性报道、撰写评论。有较强的组稿能力，曾多次在国内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

摘　要：网络使每一位受众都平等地获得了发言和被倾听的权力，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使得社会弱势群体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普通民众与政治、经济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直接；而更重要的是，网络传播使“娱乐至死”的受众逐渐恢复了应有的理性思考能力。本文以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为切入口，描述受众在网络传播中的角色转变，并阐述受众在转变过程中对理性主义和思辨精神的呼唤。

关键词：电视传播　网络传播　受众

一、对电视媒体的反思和批判

当尼尔·波兹曼在其重量级理论著作《娱乐至死》中，将现代人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的衰退归咎于电视时，每天花几个钟头盯着电视屏幕已经成为受众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而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对这位“羞怯的巨人”的种种惊奇、感叹也都在受众的习惯之下稀释殆尽。在波兹曼看来，麦克卢汉的错误在于“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于是在电视媒体在它的时代里，摧毁了受众在印刷媒体时代建起的“明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的话语结构。

（一）浅薄的读图时代

电视给受众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貌取人”，其根本目的来自于对收视率的保障。当越来越多的情节相仿、套路相似、制作粗糙的电视剧挤满了受众的休息时间时，演员时尚、靓丽的外表总能将受众的一部分注意力从剧情和表演转移到俊男靓女身上来，以缓解拙劣的剧情给收视率带来的压力。最近的趋势似乎有所改变，缺乏姣好的面貌和身材的人也可以借由电视媒体红透一时，譬如时下人们都在谈论的“凤姐”，最开始就是从一档地方台情感谈话节目进入受众的视野。但这并不能说明电视时代受众的审美观有所宽容，而只能更清晰地表明受众对电视的依赖来自于围观心理。对于以收视率为身家性命的电视媒体而言，高收视率仅仅来自于电视节目内容的争议性和爆炸性，与出镜人的相貌、学识无关，也与受众所持的道德立场无关。于是，潜在的多重供销关系（媒体与受众、媒体与赞助商、赞助商与受众）使电视节目逐渐趋于哗众取宠和媚俗。

在电视节目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形象表现力的刺激之下，受众越来越习惯接受图像呈现，而非语言陈述。电视通过图像、声音，而非文字传递信息，因而电视媒体所产生的受众是单一的，“无论（受众，笔者加）自身社会地位如何，所有的公众都能够接受媒体的信息”。巨大的潜在受众规模，使得电视媒体必须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这就要求电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是平实、简短、易懂的说明性口语，而排斥带有专业色彩的阐释性论述。就算电视台中各档讲座类节目的选题，也大都局限在对某一历史阶段或历史人物史实的罗列，或者针对特定文学作品进行表面化的解读。电视媒体对阐释语言的拒斥，意味着理性、思辨在受众思维方式中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直接、表面的图像思维。

谈话节目的戏剧化、采访节目的窥视化以及电视剧剧情的荒诞化，单纯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向其推销戏剧性的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都市情感题材的电视剧或谈话节目，对受众有极为强大的心理暗示。它们使受众将虚构的剧情或经过策划重构的名人经历，与自身的生活经历进行比对，将电视节目刻意制造的戏剧性情节理解为生活常态。于是，戏剧性就变成了“一种联想方式，使产品（电视节目，笔者加）本身表现出一种特定信息或起到一种通货的作用，用于其他交易，如获取成功、爱情或幸福等”。也就是说，受众会不自觉地将表层化的戏剧模式认同为现实经验，将偶然事件与社会名望、物质财富联系起来，忽略了奋斗、坎坷的发展过程，而造成了社会整体性的浮躁和功利。

（二）节目单元背后的冷漠

现在的综艺节目，尤其是在传统节日举行的晚会，大都将整台晚会分割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各自的主题。我们熟悉的模式是：主持人先对现场嘉宾或观众的采访，其后串联若干文艺节目，然后进入下一个节目单元。两个节目单元之间的串联词往往是“好……现在”，或者干脆取消串联词。它所表示的是强行中断，继之以另外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这就使上一个节目单元中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变成单纯的娱乐节目，哪怕前一个单元的主题是沉重的、悲剧性的，也不妨碍演员在之后的单元里插科打诨、作态搞笑。众所周知，一台大型晚会需要多次彩排，确保人员、时间、配合上的万无一失，因而对现场的操控就显得重要且必须。在此，现场的观众也成为了演员，他们被要求在安排好的时间鼓掌、欢呼，并适时停止。于是当一台晚会最终通过电视到达受众时，无论晚会主题是什么、基调如何、节目如何衔接，其中所包含的任何严肃主题或事件都已经被彻底的娱乐化。

新闻节目中，“好……现在”的这种强行打断更为频繁，也更为隐蔽。新闻节目本身就要求在短时间内及时传递大量真实信息，因此，新闻媒体需对发生的事件进行高度概括，至于事件的后继进展、最终结果，则很有可能“悄悄地”进行，也就是说新闻节目很难保证事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波兹曼认为“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只要新闻播报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报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先问的关注事件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90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于是，呈现在电视受众面前的新闻节目，所传递出的是大量破碎、孤立的信息，以及其背后对新闻事件冷漠的态度。

当电视节目的声音变成我们生活的背景音乐时，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这种媒体用它直接、形象的视觉信息和结构方式改变了受众的话语结构，使人们逐渐远离理性的思考方式和相互感染的情感沟通。就在受众与电视媒体的“蜜月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网络进入的人们的生活，并迅速占领了重要位置。

二、网络对话语权的重新分配

表面上看，网络似乎只是能力更为强大的电视，它能容纳更多、更及时的新闻，为懒于阅读文字的受众提供更多的事件的直观图解。但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话语权的归属问题。电视媒体用以满足受众观看需求的种种逢迎手段，实际表现出是敷衍和应付，信息的单向传递更是表明受众只负责“看”，而电视媒体负责“说”，受众没有权力选择“看什么”，而只能选择“看”或“不看”。相比之下，网络媒介将隶属于媒体机构的话语权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受众，从而实现了对言论自由这一个体权力的尊重。同电视媒介一样，网络媒体也改变的受众的话语结构。

（一）“技术帖”和博客

网络论坛和个人博客早已不是什么新事物，尤其是论坛，在网络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存在、并被受众广泛接受和利用。网络论坛虚拟了一个公共区域，在那里人们可以进行平等、自由的讨论。发言者的虚拟身份不接受现实社会等级地位的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权利而彰显了人本身的言论权利。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网络论坛的管理日趋完备，与此同时，讨论过程中的语言暴力现象也得到了改善。发言从简单、武断的价值判断，逐渐转变成经过理性思考后的论述和阐释，这表明广大受众的理性思考能力正在恢复之中。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技术帖”在论坛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所谓技术帖，具备某一学科专业素质的人，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对所讨论问题进行细且专业的分析。例如，2009年10月，论坛上就有网友以电视导播的专业角度出发，从摄像、采光等方面对国庆游行的电视转播进行了全面分析，他的专业身份的论述语言经过网友的检验后得到了广泛认可。此外，诸如豆瓣、新摄影等门户网站都吸引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网友，他们专业化的视角为讨论提供了坚固的理论基础。这与直接阅读专业书籍不同，因为“印刷媒体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因解读专门化词语编码的能力不同而彼此有别”，在“专业性”的头衔之下，普通爱好者往往退避三舍，刚入门的初学者更是不敢轻易染指，因而“专业性”成为学科在大众传播中的壁垒和障碍。相较之下，网络论坛是一个更为开放、也更为轻松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点击进入他所感兴趣的话题、事件，参与发言。技术贴的作者将严肃的专业知识在讨论中加以运用，而隐去高高在上的学科架子，显得更为平易近人。在专业的分析、理性思考、严谨讨论之下，无论是发言者，还是阅读者，都更新了自身的知识储备。

此外，相对年轻的博客也由私人的网络空间逐步转变成博主讨论社会问题，网友读他的意见、看法并可以参与讨论的公共领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寒在新浪上开设的博客，他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对狭隘易怒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层批判。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亲赴抗震一线参与救援工作，之后不但将救援期间的见闻整理成博文，还针对万科捐款等一系列社会焦点事件、问题进行了理性分析，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前不久，他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两百个影响全球的人物”之一，加之长久以来他所坚持的“永远的反对派”的社会观察视角和理性批判态度，韩寒所代表的不是年少成名的社会现象，他摆脱了少年作家短暂的创作生命和狭窄的创作主题的命运，以日渐成熟的观点和独特的视角，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越来越多的技术帖，还是拥有特定群体的门户，抑或是名人博客对公众事件的理性评论，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受众广泛地参与到网络传播中来；公平的话语权，意味着受众地位的转变，和对他人发言的尊重。在这样的网路环境下，人们不自觉地首先对所讨论问题进行学科定位，然后从专业的角度将论述语言条理化、逻辑化，这一举动所包含的是对自己和他人言论的强烈责任感。

（二）连带信息和自发性群体行动

由于网络媒介的便捷和巨大的信息容量，单条新闻的结尾往往带有相关新闻的链接，受众可借此追溯社会事件的始末，也可以通过相关信息的浏览将独立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类思考。这不仅代表更为人性化的设置，以及对事件当事人持续的人文关怀，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链接传递给受众的不再是破碎的新闻摘　要、凌乱纷杂的社会事件及其背后事不关己的冷漠面孔。受众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原本独立的社会现象进行类别划分，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参考系中对具体现象、个人行为进行考量。后继报道则让受众将真实的新闻报道与虚构的故事情节区别开来，以关注而非围观的态度看待社会事件，从而形成客观、严肃的看法，以及对事件中当事人的尊重。

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有网友在网络发起募捐，义务收集善款后购买抗争物资，并负责运送到灾区的各个救助点。很多网友都愿意把善款交给他处理，这样的信任，是来源于该网友将每一笔善款的用途及时发布在网上，并且，利用无线网络，他甚至能时时公布运输途中救灾物资的具体位置。这个人人都在批评网络虚假性的时代里，相互没有见过面的人，能在短时间建立起如此稳固的信任，真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此，我们已经看到，连带信息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网络上，它具备促使人进行实际行动的号召力，和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这种自发的群体行动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闪客”和“人肉搜索”。闪客是指在网络上认识的一群人，相约在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一起做同一件事情，某种情况下，这类似于行为艺术。人肉搜索则具体得多，出于社会正义感和道德基础，依据极为有限的线索（很多时候往往只有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发动网络中的每一个人在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事件的当事人。发生在2006年的“虐猫事件”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人肉搜索的强大力量，全部线索只有一组照片，仅仅7天，当事人的所有个人信息都已经找到并公布。自此开始，每一件触犯道德底线、违背社会良知的事件，其始作俑者都受到人肉搜索。这一自发的群体行动完全基于共有的道德规范，对此进行约束的法律条文尚属空白，而且群体的愤怒极易被个别人利用。即使凡此种种，我们也须看到：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冷淡、虚伪抱怨甚多的都市人，仍旧渴望着人与人的真实接触，呼唤着世间大爱。这些在现实中似乎难以完成的任务，通过虚拟的网络，居然能够完成，除了担当共同的道德责任，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虚拟的网络建构了一种话语模式，它在重新发掘真实、沟通情感、构建普世同情之心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网络在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后，大众由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发送者兼接受者，加之网络本身的开放，各种因素相结合，打破了个体原有的社会等级地位，以兴趣爱好、工作职能、居住区域，甚至星座、血型等多元标准，对群体进行重新划分和身份认同。这使得平日里难以结识的人在网络上可以相互交流，并沟通意见看法，同时，专业化的思考视角、理性主义态度和严谨、尊重的讨论语言也更容易突破学科的界限，传递给更多的人。大众对信息接收、处理、再传递的过程，将自身的观点、看法带入到信息中来，从而打破了电视媒介的话语霸权，使受众本身的思考能力得到恢复，并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电视媒体对自身进行及时且必要的思考和反省。

当然，网络传播中仍旧存在着很多自我炒作和炒作他人的现象，论坛里也并非全是理性、节制的讨论，各种各样的功利目的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我们更需注意，就是在这样嘈杂的网络环境中，依然出现了诸多理性思考的火花，并且在某些网络社区中，形成了信息交流、问题讨论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在改善的过程中，而且对现实单纯地批判和抱怨。

【参考文献】

[1][美]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

[2][美]戴安娜·克兰.文化产生：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林出版社，2001

[3]媒介哲学.王岳川.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美]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网络语言概说.于根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斯拉沃特·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韩晓芳.微博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编辑之友·传媒.2010（2）

[9]朱立志、王岩松.从符号学角度审视“网络语言”.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1）

[10]焦玉玲.论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与公民政治参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