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浅析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王　晖

在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中，调查性报道可以说是备受电视新闻工作者所推崇的一种节目形态。目前，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客观性报道鼎足而立，成为主流流派之一。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中增设了“调查性报道”这一奖项。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已为众多记者使用，1972年的“水门事件”则把调查性报道的声誉推上了顶峰。

调查性报道因为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被西方新闻界称为“报纸再生的希望之星”。美国学者大卫·安德森和皮特·本杰明早在1975年就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强调“调查性报道”指的就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需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调查性报道的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戈拉博斯基和波尔·威尔森也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我国学者张威说它是新闻媒体相对独立的、揭秘的、深入的采访活动。它比较费时，篇幅较长，经常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出现。综合发达国家的调查性报道，可以总结出两个普遍特点：一个是报道内容多针对政府以及众多公共组织的弊端；另一个是媒体在这种报道题材中格外彰显了其独特的品格，要求报道的自主性。尽管调查性报道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但在我国尚属于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既积累了一些可贵的报道经验，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在调查和报道方面的问题。那么，对比西方国家的调查性报道的这两个要素，我国的调查性报道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国的调查性报道的本土特色在哪里呢？

一、调查性报道的倾向性更突出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不单纯地等同于西方新闻界所定义的内容：“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并且“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新闻学者就是不承认这种新闻报道的倾向性。他们提出“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提倡“客观主义”。可是他们在极力反对新闻报道的倾向性的同时，又十分强调新闻价值说。然而，按照新闻价值理论，并不是任何事实都能够写成新闻报道的，只有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才是新闻。新闻报道因此是必须加以选择的。既然要选择，那么报道的倾向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实际上，一件新闻事实的价值实现得究竟如何，还取决于新闻传播者的一些主观因素，如政治理论水平、新闻敏感性、写作能力、知识修养等，这些都能影响新闻价值实现的程度。所以，说新闻报道没有倾向性而纯客观，其本身就是不客观的。

在我国，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的新闻报道是有倾向性的。我们选择新闻报道的标准主要有两个：新闻价值和新闻政策。新闻价值决定新闻事实值不值得报道；新闻政策则决定新闻允许不允许报道。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闻选择的“大倾向”。当新闻事实既具有新闻价值又符合新闻政策时，毫无疑问，这条新闻事实将会被采写报道。但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报道，又以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一新闻事实怎样评价，不同的新闻传播者往往又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新闻选择的“小倾向”。不管新闻传播者自己是否意识到了，在新闻事实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传播者自身的立场、观点、知识水平、认识能力都会在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表现着，不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在新闻产生阶段，随着新闻传播者——主要是记者对各种事实信息进行选择、反映和加工制作；在新闻传播阶段，则随着新闻传播者——主要是编辑对种种新闻内容进行筛选、鉴别和修改剔除，新闻传播者的倾向性也就无形地被注入到了他们从社会上所能获取的一切他们愿意广为发布的信息当中，新闻报道因此兼有了新闻传播者的倾向性，而成了反映新闻传播者的倾向性的有形载体。这种倾向性不会因为我们不承认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承认它才存在。

二、取材范围更为广阔

西方媒体所选题材主要涉及公共机构和政府官员、经济机构、犯罪集团这些领域的黑幕和内幕。而我们的报道之所以与西方媒体的报道不同，不仅仅有对“真相”的理解不同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新闻理念、新闻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的原因。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正面的、中性的题材方面同样可以大显身手。在西方，媒体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服务的，它们掌握在大的财团手中，追求商业利润是其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中国，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存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任务。大量正面的、中性的题材需要记者去挖掘。

我们的电视媒体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众传播机构，其主要任务在于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录和反映我们国家、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面貌。我们的电视台公有制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们不会像西方商业电视台那样把获取高额利润放在首位。我们的调查性报道除了调查一些部门和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还要去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与整个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内容。这些内容，有负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中性的和正面的内容。从全面、客观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就不能只做或主要去做那些反映负面问题的报道。这其实也反映着两种不同的受众理念。《新闻调查》前任制片人赛纳认为：“有真相可以探寻的题材，无论是内幕调查还是对复杂问题的深入探究，都可以进入调查性节目的选题范围。”所以不仅要选取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些起初人们不怎么关注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报道的对象。受众作为消费者，媒体可以纯粹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出发选取题材，那么一些潜在的、还未被大多数人关注的内容往往会被媒体遗漏或忽视。我国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也都充分体现了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不同的内容取向。

《新闻调查》早在创办初期的1998年就提出了“广泛的大众关切度”这一衡量事实的指标，直到今天仍然坚持这一选择事实的标准。可以说这也是决定我国调查性报道的内容选择的最重要的标准。当然，《新闻调查》在它的实践过程中对调查性报道的内容也做出过相对明确的界定，同样在1998年，他们提出了三句话理念：重大新闻事件的背景全面深入，国计民生的改革话题难点疑点解惑，大时代新闻背景下的故事一波三折。到了2000年，他们又相对增加了“从人本的角度去透视人物、事件、时代、历史的相互关系，展示事件中的人物命运和心路历程的题材”。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新闻调查》不仅做出了像《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药品回扣内幕》、《南丹矿难内幕》等揭露被人掩盖和遮蔽的内幕、黑幕的节目，同时也做出了像《眼球丢失的背后》、《婚礼后的诉讼》、《打工子弟学校》等揭示事物复杂状态的节目。但是直到目前，《新闻调查》还没有把题材界定到某些具体的领域里面，这种特色实质上是对西方调查性报道内容取向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内容取向不再局限于西方的“揭黑幕”的范围内，它关注的领域更为广泛，这与西方媒体的做法相比可以说是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

三、传播机构的相对独立性

一直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我国的调查性报道提出怀疑，认为它没有独立的调查过程，总是在一些部门的配合下进行的。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媒体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要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而党和政府的领导只是政治和思想的领导，是组织的领导，媒体完全可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负责精神，发挥工作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在具体业务上，媒体应该按照大众传播的规律，按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来具体运作。我们提出新闻报道要“忠于事实、忠于真理”，这是实际工作中相对独立性的要求，也是媒体相对独立性的要求。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媒体是独立的报道者，它必须不受干扰地还事实和真理以本来面目，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基本要求。除了身份上的相对独立，我们所提出的调查报道的独立性主要指的是媒体的独立品格，就是媒体在整个报道活动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行动、独立思考和判断，不轻信任何一方，包括与媒体配合的部门，只能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去调查了解。譬如在《新闻调查·与神话较量的人》中，记者王志就对当事人刘姝威提出诸多疑问，媒体必须坚持对事实真相的探寻。需要强调的是，媒体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对事实真相的追问，对事实的准确把握。在这期节目中要做到的就是对“蓝田事件”进行清晰的呈现，这种呈现是建立在事实确证的基础上的。如果刘姝威说的是事实，就可以这样来呈现。所以说，调查报道的独立性主要是表现在节目内容上的不偏听偏信，而不是表现在形式上的中立和平衡。

在西方，媒体的调查很多启用“线人”。以最为典型的《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为例，他们承认自己所获得的材料来自白宫内部的人，那么“线人”的介入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媒体不再独立了呢？西方很多涉及违法、犯罪的调查报道都有赖于警方的配合，这样的调查能算是独立吗？所以完全依靠媒体自身的力量去探寻事实真相是不现实的。我国媒体的多数报道都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才得以正常进行的。《新闻调查·成克杰腐败案》、《中国第一骗税案》、《贪官胡长清》等节目，如果没有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没有公安、检察和法院的配合是很难完成的。新闻报道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是我国媒体的一大特色。所以我们强调调查报道要坚持“独立性”，不是要调查者拒绝与有关部门合作，而是要以调查者为主导，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基础上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媒体作为调查者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具体的实践过程有时可能会是复杂和艰难的，但是媒体主导的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

四、调查性报道的故事性更具表现力

电视调查性新闻节目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节目，其故事性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这种故事性的表现形式越来越明显。调查性新闻节目有时候就像是在侦破一个案件，丝毫的蛛丝马迹都可以让调查得以进行下去，并且让观众觉得是在关注一个案件故事发展的全过程。这种叙事方法，比原先那种简单的画面加解说的新闻表现手法效果要好得多。悬念设置的根本出发点是把握好观众的心理，让观众和记者同时面对一个疑点，用摄像机代表观众的眼睛，记者的采访代表观众的疑惑。尽管根据节目流程，记者在进入采访过程时已经知道了很多观众不知道的内幕，但是记者必须不停地代表观众提出问题，像剥笋一样把调查情况层层展现在观众面前。比如，《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获得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以及《第二次生命》、《监利税费改革》、《香港行政长官推举纪实》、《跨世纪的政府》、《张家港的故事》、《黑脸姜瑞锋》、《厄尔尼诺探密》、《面对分流的公务员》、《保卫荆江》、《恢复高考二十年》、《中国的品牌》等也都是中性或正面题材的代表作。在这些题材中同样有许多事实和新意可以发掘，《新闻调查》从选择切入点和叙述方式入手，使其富有调查意味，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故事表现特色。

《焦点访谈》有一期节目调查揭露一个非法的棉花加工厂，当检查人员到达工厂时，里面空无一人，并且也看不到棉花等大批原材料；正当调查取证无法进行的时候，摄像机及时捕捉到了两个生动的细节：冒着热气的茶杯和空气中星星点点飘浮的棉絮。此时此刻，再多的语言也没有这两个细节那么有说服力，能让观众一目了然。它们大大地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和真实性。精致细微的细节描写，可以成为一篇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亮点，增强故事的张力和感染力，使观众久久难忘。任何一个人都有好奇心，都有探究事实真相的欲望。记者要学会揣摩观众的心理，观众在什么时候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对什么问题提出质疑；记者要根据节目本身的需要和观众的心理，精心设计节目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并把一个个悬念设置进去，在节目中合理地铺垫、合理地建构、合理地渲染，增强节目的悬念性。悬念在质疑中一个个被解开之后，不用记者做出结论，观众自己也会得出答案。故事性因素在非揭露性题材中的合理开掘，可以产生不逊于揭露性报道的震撼力量。尤其是一些“有曲折过程和复杂背景的重大事件；有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遮蔽真相的题材；有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真相的题材”，会在调查性报道中获得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会更加具有中国调查节目的表现特性。

结　语

现代调查性报道的创始人普利策认为，新闻调查报道中最难的是既要保持报道的吸引力，又要使它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

纵观中国调查性报道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微观领域的调查性报道总是和宏观领域的社会大变革紧密相连，而且二者之间约略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单一的电视平台播出，再加上相对“寂寞”的首播时段，无疑限制了其受众范围。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效果，追求终端播出的多样化，可将备受社会关注，揭示社会热点和疑点的节目转化为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介的“播出格式”，并通过有效的回馈机制尽量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体参与”，进而实现传播价值最大化。所以，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壮大只能立足而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调查性报道的进步与发展。无论如何，拥有全球性的视野和国际化的参考背景对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