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概说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概说

1972年6月17日深夜,美国华盛顿。在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大厦,警察捕获了5名盗窃犯。事发当天上午,《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即去采访,发现两名盗窃犯的地址本有“亨利,白宫”的字样,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盗窃案。于是,伍德沃德与另一名记者伯恩斯坦开始了艰苦的调查,终于发现：民主党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在水门大厦安装了窃听器。面对这一政治丑闻,全美国都感到震惊。共和党人,包括尼克松总统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压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两名记者的采访遇到重重阻力。但他们没有放弃,不断发表有关报道。经过长期调查和连续报道,“水门事件”终于水落石出。1974年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这个历时26个月的、搜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的、访问400余人的大型报道被称为调查性报道的最成功之作。

调查性报道源自美国的黑幕揭发传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进入巅峰时期,此后就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深度报道形式见诸各种媒介,被称为“报纸的希望”。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调查性报道奖,目前,调查性报道的比重约占整个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三成左右,与解释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三足鼎立。

上世纪80年代,调查性报道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当时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导致72人死亡的重大事故的真相。这个报道刊发后,两报又连续发表评论跟进,导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受到记过处分、石油部部长被撤职、国务院公开做检讨。这一力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之后,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方兴未艾,成为深度报道的一支生力军。

调查性报道最突出的是鲜明的“调查”特色,一般报道只报道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表面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挖掘新闻事件内在的、隐蔽的关系,并向公众分析、揭示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一般新闻报道常常受制和听命于突发性新闻事件,强调时效性；而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揭开那些被有意隐蔽、不欲为人所知的内幕,它主动性更强,而对时效性则不过分苛求；调查性报道的调查难度比一般报道大得多,费时费力,有不少调查报道所涉及的事件,一开始甚至没有任何线索,全要靠记者的独立调查来完成这一过程。

如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艾西考夫从1994年起,先后爆出克林顿与波拉·琼斯的性骚扰纠葛、克林顿对凯瑟琳·威利的性骚扰,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风流情史,从而被传媒界公认为“率先揭露克林顿行为不端和渎职丑闻,震动世界的卓越的记者”。但他为这一切所做的求证核实工作同样堪称一绝。1994年2月11日,艾西考夫就参加了一群政治保守派在华盛顿召开的公布波拉·琼斯对克林顿指控的记者招待会,但因为白宫的干涉,文章不能发表。分管此事的主编一再要求他“继续调查核实”,艾西考夫也就一日没有停止过求证采访活动。他差不多找遍了知情人,对琼斯案的调查在深度和进度上丝毫不亚于专业侦探,连琼斯本人的律师有时都要请他帮忙找寻和约谈重要证人。一些当事人本不愿公开卷入,但在他锲而不舍的要求下大都向他提供了重要的情况。为了核实知情人所谈的情况,他有时要向更多的人求证,有时要查阅数年前总统电话往来和收受礼品的记录,甚至说动不相识的人为他查阅内阁部长未解密的私人文书资料。艾西考夫的偶像——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这两个调查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认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善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到所有的材料……他会把两个人的话加以核对,并用已知的事实来验证,在确信自己充分掌握了一切可靠情况以后才动笔。

调查性报道的选题范围非常宽,只要是与老百姓关系密切,和公民生活息息相关,具备以下三个特征就可以进入调查性报道的视野：

1.所报道的事实或行为损害了公众利益；

2.这种事实或行为被掩盖；

3.记者有可能实行独立调查。

比如说,社保漏洞、腐败、渎职、司法不公等就常常是调查性报道关注的选题。2007年1月《中国经营报》刊发了一篇引起震动的文章《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线人“张先生”——江苏一家金融机构主管经营业务的负责人所披露的大量惊心动魄的内幕事实,成就了这篇出色的调查报道。

我国常见的调查性报道一般包括官员的违法和违规行为、司法腐败、有组织的犯罪与黑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环境问题、财经内幕、消费纠纷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