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过程

调查性报道始于19世纪末。普利策在论及调查性报道的意义时指出，“如果人们想要和世界上的罪行、邪恶和灾难作斗争，他们必须知道这些罪行，因为这些罪行、邪恶和灾难正是在秘密的基础上才得以滋生的。”⁽¹⁾将隐蔽的罪恶揭示出来，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正是调查性报道的主旨所在。19世纪末，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报道形式开始在美国报纸上运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中较为著名的报道有，1870—1871年，《纽约时报》、《纽约导报》、《纽约晚邮报》联合进行的对市府塔曼尼集团的成功讨伐；1896年《世界报》揭露标准石油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行径以及纽约市议员受贿协同承包商谋取特许权；1898年《纽约日报》对布鲁克林电车、电灯特许权的揭露……

进入20世纪初期，调查性报道的主要阵地由报纸转向流行杂志，其中主要刊物有《世界主义者》、《麦克卢尔氏》、《人人》、《竞技场》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调查报道有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依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托马斯·劳森的《疯狂的金融》，戴维·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背叛》等。之后，调查性报道虽然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但未有大的社会影响，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进入兴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复活起来的“丑闻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腐败现象的空前滋长的一种反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担心，社会腐败现象的增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即使那些自认为了解美国商业和政治生活现实的人，当他们不断了解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商业和政府丑闻时，也会瞠目结舌、震惊不已。这一切表明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正日趋腐败。在社会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报纸为了维护大众的利益，有必要采用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充分揭露不为公众所知的种种内幕。改造环境的前提是充分认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丑闻的揭露有助于社会的改良。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也有些报刊刊登调查性报道，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比较小，因而影响也不大。1965年，一家不出名的旧金山月刊《壁垒》，突然成了全美国传媒界注目的中心。该杂志在七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越南问题的文章，将华盛顿越南政策的幕后动机暴露无遗。随后它又揭露了中央情报局插手全国学生协会的事实。这些都引起了公众抗议的浪潮。《壁垒》杂志由于连续刊登揭露性文章，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份主要的揭露政治丑闻的杂志，其发行量从4 000份猛增到25万份。

有人认为，自1880年至1914年那段时期以来，美国报刊就把忠实于“揭露丑闻”——即揭露政府的腐败及其与私人企业间的交易——的传统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因为揭露丑闻往往是很困难的，经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所以不可能很普遍。不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性报道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范围也更广了。在过去，调查性报道一般不越出一个城市或一家公司的范围，现在往往涉及一些引起争议的全国性问题，而且开始转向揭露政府内幕。

继《壁垒》杂志之后，专登调查性报道的报刊相继出现。有些地下新闻简报在报业老板的压力下被迫停刊，有些新闻简报的发行人失去了工作，但另一些却继续存在下来，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著名记者的支持和资助。这方面的许多评论文章为丑闻报道者的调查开辟了道路，后来发行量大的报刊也进行了这种调查。最有名的是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两名青年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揭露这件丑闻把尼克松赶下了台，还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此外，如拉尔夫·纳德、西摩·赫什、林肯·斯蒂芬斯、杰克·安德森、德鲁·皮尔逊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丑闻报道者，对公众有很大影响。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客座新闻学教授N·布卢姆伯格曾在伯克利市号召新闻机构发起一场揭露丑闻的运动。他认为根据当时美国社会的情况，调查性报道可以涉及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私人拥有的大型企业；市、州、联邦政府；法庭、法官、律师及整个司法系统；有色人种问题；黑手党、警察部门和监狱；社会贫困现象；已经封存的谋杀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库姆的案件等等。事实上，随着调查性报道范围的拓展，这种报道形式趋于成熟，并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同。由此，调查性报道进入鼎盛期。

布卢姆伯格教授当时还预言，随着电视网承担揭露丑闻的任务，以及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与出版商争夺对宣传内容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将成为“丑闻揭露”的黄金时代。但所谓“电子丑闻揭露”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三大商业电视网的新闻和纪录片节目本来就不多，揭露丑闻的节目就更寥寥无几了。这方面节目的大多数（如《美国的饥荒》、《美国的健康》、《一个印书商的传记》和一些关于越南战争的纪录片），是在1969年底共和党政府对电视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进行激烈攻击之前摄制的。在共和党政府一系列的威胁和政府宣传机器的暗中活动以后，电视变得驯顺多了。

1971年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了长达一小时、题为《五角大楼的出卖》的节目，一些著名的电视评论员称赞这一节目揭露了国防部宣传机器的内幕，代表了最好的揭露丑闻的传统。然而，电视中的调查性报道还是极少，《五角大楼的出卖》这类新闻片没有再出现。显然，布卢姆伯格教授的预言并未成为现实。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调查性报道确实在美国的新闻媒介尤其是报刊上风行一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美国新闻界在历史上就有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传统，只是以前的范围比较小，目的也都是为了挖掘给政敌抹黑的材料，党派色彩较浓。现在已扩展到许多全国性问题及有争议的事件，目的是揭露政府内幕和腐败现象，让民众了解更多真相。

其二，新闻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复杂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的国家，报纸只有进行广泛而巧妙的调查性报道，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制止社会向腐败方向发展。

其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报纸也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从1969年到1971年，公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从27％下降到18％。除了这将会造成在思想、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后果外，报业大亨们担心公众的不信任会引起报纸利润的下降，经济上的考虑也迫使他们设法去恢复报纸的信誉。于是报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性文章，以示公正。

其四，在电视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报纸为了赢得读者，必须另谋出路。美国人一般从电视上获知新闻，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报纸更重视调查性报道一类的深层次报道。而电视在这方面是难以与报纸竞争的，因为这种报道微妙而复杂，几乎是难以用画面来表达的。显然这只能是报纸的特长。

虽然调查性报道曾风行一时，但时至今日，这种报道形式并未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上。原因是采写调查性报道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间阻力重重，障碍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