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年的经济建设与经济新闻评论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经济建设与经济新闻评论

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政策宣传均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经济宣传包括经济评论日益重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宣传多半停留在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所谓指导生产、催促完成计划产量和产值上面，引不起众多读者的兴趣。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的过程被人为简化，从生产、销售到分配以及扩大再生产，都是在既定的轨道上进行，因而经济报道的新闻性很弱。这是因为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不需要额外的信息，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就曾指出：“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经济宣传所占的篇幅，不应少于报纸版面的40％。”这就是说，中央对经济新闻一贯是十分重视的。但到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新闻也陷于“崩溃”的状态。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的抽样统计，1974年，《人民日报》的经济新闻，仅占全部新闻的13％，比之100年前的《申报》还少一个百分点。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终确立的“十年”（1947～1956）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开始大规模推进，由此引导了自1927年以来一直局限于局部地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面拓展，1949年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这一经济形态在全国的确立。到1952年，中国出现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突出表现在，全国出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互相促进的格局。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随即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恢复，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这种经济形态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充分地发挥这种推动力。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社会化程度十分低下，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不完备，不充分，这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历史原因。这十年定下了接下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总基调。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完善，给中国人民提出了探索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严重失误，蕴含着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严重失误的隐患。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起步的“十年”（1956～1965）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新闻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基本上与社会发展相同步，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翻开当时的报纸，许多经济新闻都写得具体，生动而质朴，充满了新生共和国特有的朝气。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对156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宣传很有声势，鞍钢、宝成铁路、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一汽、拖拉机制造厂、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等重点建设工程，几乎是家喻户晓。爱厂如家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新纺织工作法的发明者郝建秀、革新能手马学礼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星光灿烂，成了全国人民精神的楷模。1956年4月，毛泽东题为《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始。这一阶段探索的内容与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其二，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下放经济权力、改变中央过多集权体制的总原则，陈云提出了“三主”、“三补”的经济体制构想，邓小平提出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工业经济微观管理体制的主张，邓子恢提出建立严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思想。其三，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在理论上认识到必须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发展生产与增加消费之间等关系。1957年，根据这些认识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使当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8～1960年，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在指导思想上，建设速度和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的“左”的错误上升为主体错误。在经济体制方面，一方面，将本来是为了纠正原有体制弊病的权力下放措施纳入“大跃进”的轨道，导致经济运行与经济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在农村进行了一次建设纯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向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错误探索。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进行了一次所谓“大跃进”的错误实践，包括企图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增长，企图用个别部门的超前增长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试图依靠群体动员方式，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过剩劳动力向资本转化；等等。1958年，在“大跃进”的狂热中，经济新闻同样忘记了科学，忘记了经济规律和经济效益，对“浮夸风”、“共产风”推波助澜，结果把“壮歌”唱成了“悲歌”，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经过总结调整和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社会继续进步，经济新闻也走出了新的步伐，出现了《西行纪谈》（载1960年9月～10月《南方日报》）这样一些实事求是文风清新自然的新闻作品。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封锁与国内暂时的困难，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记者们写出了《大庆精神大庆人》（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这样的好通讯，文中表现出的发奋图强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概，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后来发表的报道领导干部带领群众战胜灾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既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又成了时代精神的生动记录。

1961～1965年，是逐渐回到原有轨道从而开始取得新的成就的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逐渐回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轨道上来，它的实施则使经济发展开始走上比例较协调、结构较合理，效益较好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一方面继续进行“大跃进”以前开始的改革，如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另一方面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等。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倒退和逆转的“十年”（1966～1976）

在这十年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在动乱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进行，“左”的错误支配着探索的指导思想。因而，这是一次根本错误的探索过程；是对第二个“十年”中正确路线的逆转。这十年间，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与措施遭到批判，错误观点逐渐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例如，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生产责任制等被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等微观经济体制改革被批为“修正主义管、卡、压”，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尊重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核算批判为“利润挂帅”、“唯利是图”等等。同时，“大跃进”时期，企图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五七指示”和“文革”后期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上。在这两个指示中，毛泽东在理论上设计了一整套企图废除商品经济、货币关系、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试图建立一个由若干互相分割、相对独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拼凑起来的宏观经济体制。例如，在整个国民经济层次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在地区经济层次强调各大协作区，省乃至市、县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工业经济内部，要求各部门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而对市场的限制则客观上使企业趋向于变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万能工厂”。由此形成的经济体制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性质，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专业化协作水平的提高。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倒退。

以报纸、杂志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新闻评论以报纸评论，尤其是党的机关报新闻评论为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意见教导者，党报的新闻评论以单向灌输为主，强调新闻评论的权威性，强调其代表编辑部和同级党组织发言的职责。评论员在这种不署名的评论模式下写作，隐抑个性，传达训导式意见，缺乏与受众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