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类与采访

第十六章　新闻分类与采访

“红军”必胜观念难变六场对抗胜负无果“蓝军”狡诈难抵“红军”面子^[1]充当假想敌的某装甲旅官兵大声疾呼:一厢情愿的战场喜剧绝不能再演下去了

“瞄准实战练兵”的口号喊得如雷贯耳，然而演习场上“败”字临头，“红军”依然不敢接受，看来面子情绪仍是“打赢”的大敌。1月4日，率部扮演“蓝军”与“红军”部队进行了8场对抗演习的“蓝军司令”、某装甲旅副旅长李启发，面对记者采访语惊四座:“‘红军’必胜的观念根深蒂固，‘蓝军’施威阻力重重，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在演习场上战胜对手，而是难破‘红军’面子的重围!”

从去年6月开始，这个装甲旅受命扮演“蓝军”，与8支部队轮番进行实兵实装对抗演习。上级要求，“蓝军”部队不许当“配角”，不许作“陪练”，要放开手脚，真打实抗硬碰硬。演习场上，该旅集中精锐，毫不留情，把强敌的战术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对手接二连三地逼入绝境，没想到这下可刺痛了“红军”部队的面子。

“红军”方面要么托人通融，要么干脆求“蓝军”手下留情。有的发现此招不灵，索性开始报复:有的演习场上奈何不了“蓝军”，演习场下扣押对方的送饭车;有的遭干扰指挥屡屡中断后，偷偷给“蓝军”电子干扰车油箱加水;有的对抗场内吃了败仗，对抗场外不依不饶，盯住“蓝军”穷追不放。说起面子，“蓝军”官兵满腹无奈:一支部队为挽回面子，在演习规则面前失去理智，驾车轧着“雷区”扑向“蓝军”阵地;一个屡遭重创的步兵分队，本已被裁决出局，但不愿接受失败的事实，始终“活跃”在对抗场上。

“红军”面子捆住了“蓝军”手脚，在演习场外“人人喊打”声中，他们不得不扔掉电子干扰这把屡屡奏效的“撒手锏”。明知“红军”侦察兵在自己眼皮底下晃，就是不敢再抓。明知对手已被置于绝境，还是不敢放手围歼。按常理，游离于两个对抗实体外的导演部应显得超脱自如。其实不然，只要判定“红军”失败，便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万般无奈，只可“分阶段讲评，背对背裁决”，8场对抗中的6场，实质上最终无法确定输赢。

扮演“蓝军”的该装甲旅旅长张力、政委张瑞祥回顾半年来部队遭“红军”面子围攻的处境，痛心疾首:“我们处处节衣缩食，为扮演‘蓝军’却不惜耗资60万元。为什么?为的是硬碰硬地摔打‘红军’部队。我们宁愿对抗场上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也不愿在皆大欢喜中愚弄自己，贻害部队。”他们喊出了埋在全旅官兵心底的一句话:对抗训练还要进行一次革命，要革“红军”面子的命，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战场喜剧绝不能再演下去了。

这条获得2001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是一条军事新闻。在这条军事新闻中，几乎没有什么普通读者看不懂的军事专业术语，而是着重采写了因为观念问题军事演习双方不能按实力分胜负、真正的军事对抗演习变成战场“喜剧”这样一种矛盾冲突，这是对部队沿袭多年的固定思维和做法的否定。这种矛盾冲突和对部队训练中的揭短亮丑是普通读者关注和感兴趣的新闻。

专业领域如何采访，专业新闻如何报道，一直是困扰记者的一个难题。如果避开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而趋向通俗，虽然普通读者能看懂，但专业色彩就被冲淡了;如果保持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专业色彩浓了，又会失去读者，因为他们看不懂而失去阅读兴趣。上面所举的《“蓝军”狡诈难抵“红军”面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由此引出关于新闻的专业性分类和采访问题。

一、新闻的专业性分类与专业性采访

新闻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按内容分类，可分为党政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教育新闻、卫生新闻、文化新闻、军事新闻、体育新闻等，每一类新闻中又可以再进行细分，如经济新闻中又可分为工业新闻、农业新闻、商业新闻、财经新闻等。翻开今天的报纸，许多已将新闻版面按内容分类，直接将经济新闻、财经新闻、教育新闻、卫生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等直接标明在每一版的报眉上。

新闻单位采访部门的划分也根据报道战线、领域的不同，分为要闻部(党政新闻部)、经济部(更细的有工交部、市场部、农村部等)、科教部、体育部等。

与此相关，记者的采访也有了专业分工。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条战线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每一条战线都实行“分兵把守”，因此，记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由于记者采访一个领域、一条战线的时间较长，岗位较为固定，这些专门采访报道某一特定领域的记者，被称为专业记者。如专门采访农业的记者被称为农业记者，专门采访商业的记者被称为商业记者，专门采访科技的记者被称为科技记者等。

(一)专业新闻采访的共性

虽然按照社会分工的不同，按照反映这种分工的报道内容不同，新闻可分为不同的专业新闻，但是我们必须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新闻所传播的是什么?是专业知识还是新闻?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专业新闻的采访特点。

有些新闻专业的学生到报社实习之前提出一个问题:我不是学经济学专业的，甚至在学校里还没有学过经济学课程，如果我实习时被分到经济新闻部怎么办?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被派去跑公、检、法，跑体育等。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没有弄清新闻要报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曾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杰克·富勒给新闻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新闻就是一个报社最近了解到的对所服务的社区有重要意义的或他们感兴趣的某一问题的报道。”^[2]徐宝璜先生在《新闻学》一书中这样写道:“新闻之精彩者，乃足引起多数人注意某事实之物也。”^[3]这两种说法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新闻传播的内容是信息的公共价值而非专业价值。

新闻的内涵在于其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于其内容的生活化。经济、科技、考古等领域的学术文章之所以不能直接当做新闻来传播，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内容过于专业，与百姓生活相距太远。新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接近性，这种接近性不仅包括空间距离的接近性，更主要地是指心理距离的接近性。只有当客观信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其有普遍兴趣时，它才可能有新闻价值。

专业信息要变成新闻，最有效的途径是运用侧向思维。即从另一个侧面——社会化、生活化的侧面看专业信息，从而使其变得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只有将专业领域的深层信息生活化、通俗化，新闻才得以顺利传播，才有影响力。近些年来，经济报道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报道、农业经济报道、科技报道等之所以路越走越窄，其原因就在于报道者总在专业领域里打转转，未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比如报道农业结构调整，有的报纸总也跳不出就农业谈农业的局限，选题总限定在诸如“增收，关键在品种”、“增效，重点在三化(小麦品种专用化、油菜实现双低化、水稻生产无公害化)”、“果农要因地制宜选品种”、“选择名优是方向，利用野生资源潜力大”等等，由于没有根本跳出农业的圈子，没有找到与百姓生活的“链接点”，这种农业报道的导向性、前瞻性再强，都未能转化成公众关注的新闻信息，因而都无助于这类信息的有效传播。这些报道表面上抓住了农业问题的关键，分析也很透彻，甚至把握住了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它忽略一个事实——报纸的读者主要是城市读者，城市读者不关心农业生产，他们关心的是与市场消费相关的农产品供应。只有在与城市市场、城市生活相连接中寻找农业经济中的新闻，才可能赢得城市读者。同样是农业结构调整的报道，有的报纸找到了农业与城市人生活的密切关联，选择了诸如“市民餐桌为农民种植定位”、“本地花市上有几多地产花”等等，就从中找准了公共话题，因而传播效果高出一筹。同样是农业产业化的报道，有的报纸注重探讨其中存在的令城乡读者都关注的新闻，即其中蕴藏的共同的社会准则。比如:前面已提及的某郊区农委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引进了一家从事农产品销售的专业公司，公司与农民签订了白瓜的销售合同:无论市场价格高低，公司都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白瓜，农民不能因市场价格高而自己把产品拉到市场上卖，公司也不能因市场价格低而拒收农民手中的产品。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许多贪图小利的农户见市场行情好就把瓜偷偷拖到市场卖了，行情不好时就强行要公司保护价收购。最终把这家销售公司“逼”走了。这件事反映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但贯穿其中的是任何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会遇到的诚信问题。趋利避害、两利相权取其大是人之常情，但当一个人的利益与一份自己认可并签字的合同紧密相连时，就不单是眼看到手的利益的取舍问题，而是诚实守信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长远利益的保障问题。虽然贪一时之利看似自己占了便宜，就像这篇新闻提及的农产品好卖时自己到市场上卖，不好卖时甩给政府和企业，但政府或者企业也不能做亏本的生意，时间一久，自以为占了便宜的农民还是自吞苦果。以这种视角报道农业，即使城里的读者，也能找到兴趣点。

诚然，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对新闻信息的深度开掘是提高新闻质量的内在要求。无论是事件新闻还是非事件新闻，媒体已不满足单纯报道事件或现象本身，而是转向提出问题，增加解释，从深层次上增加新闻的信息含量。但是，这些增加的信息含量首先必须是新闻含量，而不是专业领域知识的含量。如今报纸电视新增的“新闻观察”、“热点透视”等深度分析报道，注入的不是新闻现象所涉及领域里的专业学问，而是新闻现象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些社会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并不依赖多么艰深的专业知识背景，而是需要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作支撑。毕竟新闻是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集中关注，即使涉及某一学科的专业问题，新闻关注的仍是这一专业问题与社会的联系。要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新闻传播，关键在于必须改变“传播立场”，要关注的是专业领域里蕴藏着的公共新闻而非专业本身。

当然，专业领域里出现的新技术、新做法、新成就，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不过，即使这些内容本身，也应抓住公众感兴趣的那些部分予以报道。这不仅要求记者把专业术语通俗化为普通读者看得懂的词语，而且要求记者找准专业成果与读者兴趣的结合点，把那些既是读者关注又是专业领域最突出的内容报道出来。如——

我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亮相^[4]国防科技大学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在中国第一台两足机器人10周岁时，中国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呱呱落地。今天，这个高1.4米、重20公斤的“新生儿”在国防科技大学首次亮相。有关专家称，类人型机器人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记者在实验现场看到，与10年前通过鉴定的两足步行机器人相比，这台我国独立研制的名为“先行者”的类人型机器人，如今不仅“长”出了身躯、脖子、头部与双臂，还具备了简单的语言功能，其行走功能更是今非昔比:行走频率从每6秒1步，到每秒2步;从只能平地稳态步行，到能转弯上坡自如的动态步行;从只能在已知环境步行，到可在小偏差、不确定环境行走。

据有关专家介绍，类人型机器人适用于广泛的应用领域，不仅可以在有辐射、有粉尘、有毒等环境中代替人们作业，而且可以在康复医学上形成一种动力型假肢，协助截瘫病人实现行走的梦想。

与此同时，机器人相关课题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机器人神经网络系统、生理视觉系统、双手直协调系统等成果，先后获得国家或军队科技成果进步奖。在国家2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随着相关研究课题不断深入，中国类人型机器人将更加聪明伶俐。

机器人基础研究的“水涨”，带动了应用机器人的“船高”——全自主无人驾驶汽车、核化侦察机器人、地面移动智能机器人等相继问世，形成了军用机器人系列。

在军用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一群类似大螃蟹的爬行物，引起记者浓厚兴趣。实验室主任马宏绪博士告诉记者，这就是当今国际间普遍重视发展的微型机器人，又叫昆虫机器人。随着纳米技术发展，其体积可制成昆虫大小，能完成许多特殊环境中人类难以从事的工作，军事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报纸是一种大众文化的载体，其受众消费的内容呈现出突出的大众化色彩。虽然由于人们在地域、职业、文化、视野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而对信息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但其消费类型仍是通俗易读的文化产品，只不过各自关注的话题类型和深度不同罢了。正因如此，媒介的大众化特征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受众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报纸等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受众易于接受的新闻，而不是精深的专业内容。有的报纸试图介绍一些专业知识，往往因为要关照大多数受众的需求特点，其内容总在专业与通俗之间游离，结果反而闹得“里外不是人”:专业人士看了觉得太浅了，有些专业知识甚至由于表述得肤浅而显得庸俗，而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却觉得太艰深晦涩，往往看不懂。

(二)专业性采访对记者的要求

专业性采访对记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必须拥有丰富的相关专业的知识，更清楚地懂得所采访专业领域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种把握和了解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越具体。因此，专业性采访中，记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对所采访的领域要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尽快地成为那个专业的内行。如果跑农村的记者对农产品的种植季节、程序、术语、亩产多少收入几何等都不了解，是无法写出优秀的农业新闻的。同样，跑科技的记者对科技产品的性能、功用、应用范围等一无所知，对科学家的活动特点和规律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写出优秀的科技新闻来。

采访实践中，一个学经济出身的记者往往比非经济专业的记者能更快地适应采访经济战线，因为他拥有较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能以专业知识分析相应领域的问题，深谙其中的内在规律，对问题看得准，能分析到点子上，也就是说是以内行的眼光在看问题。当然，一个非经济专业出身的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之后，加上自己对专业知识的补充，也能较快地适应这一专业领域的采访，这同样说明专业知识对于专业性采访的重要性。专业领域的问题所涉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普通读者来说有一个解读的问题，要求从事专业性采访的记者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地解读专业信息。“深入浅出”首先要求能够做到“深入”，其次才变得上“浅出”。没有“深入”，没有对专业信息的熟练掌握，融会贯通，就无法做到把艰深的专业信息作通俗化的解读。如同一些大科学家能够把非常专业化的自然科学理论写成科普化的读物，而未到达那一层次的学者们却总强调其专业性太强而难以把高科技成果介绍给普通大众。

因此，从事专业性采访的记者首要的是必须掌握所采访领域的专业知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种专业化的知识也越来越要求专而精。

然而，分工的细化并不意味着记者这一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无论什么专业记者，首先必须弄清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传播新闻的人是究竟是记者还是某个行业、某个领域的专家。

新闻实践一再证明，与专业类杂志的记者编辑不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必须是一个先懂新闻的人，然后才是懂得所跑分工战线的知识。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新闻传播者是记者而不是专家。

记者的职责是从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发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向大众传播具有公众兴趣点的信息，而不是传播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本身。一个跑国有企业的经济记者，不必是学经济的专业出身，只要他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知识，即可看出国有企业里成功的管理高招或有违常理的败笔，进而写出经济新闻的精品来。比如，获得1997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长篇通讯《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反映的是武汉袜厂仓库里积存着两火车皮袜子，躺在仓库里睡大觉，最长的竟睡了10年，面对众多商家的订单，厂里却不肯吐货。记者针对这一怪现象采访了解到，这些袜子按入库时的价格进入企业“产成品”资金账户，作为各年的生产业绩，年年照算;一旦按现价卖出，账面上就亏了，谁卖了谁就成了企业的“败家子”。所以这140万双袜子就一直躺在仓库里。这篇反映国企经营和管理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稿子，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而作者不是学经济的。这篇新闻稿所涉及的经济专业知识并不艰深，而是探究经济领域一些违背“生活常理”的现象。同样，跑科技战线被认为是记者最难采访的专业性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科技领域里的学问更艰深，与百姓的距离更远，其通俗程度较低。然而，如果记者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采写科技事件、科技现象中的新闻而不是介绍科技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做科技记者就不再高深莫测了。

有人用两个专业背景不同的记者写科技新闻的极端事例，说明懂得专业知识越多并不等于新闻就写得越好。北京某研究机构宣布将建立一个新型的核反应实验室，一位记者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知识准备，提出了几个很专业的问题:这座实验室在哪些方面有突破，对我国的核能利用将发挥什么作用。写稿时，他还颇费心思地通过比喻、拟人等读者最易理解的形式，把这些突破和作用表达出来，结果读者看不明白，而专家认为表述不够准确。另一个记者没有关注专业问题，而是关注另一个“通俗”的问题:人们谈核色变，而北京是全国的首都，任何敏感性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全国的稳定。他把采访的主题定为这个实验室会不会给北京带来安全上的隐患。相比之下，前一个记者掌握的专业材料远远多于后一个记者，而后一个记者的报道反响更好。“这个事例提醒我们:跑科技新闻的记者，首先应是一个懂新闻的人。也就是说，许多摆在记者面前的专业性障碍，是可以绕开的。”“分析这两个记者的成败，不难看出，前者写的是科技，而后者写的是新闻。写新闻的成功了，写科技的失败了。”^[5]

可见，新闻实际是个通俗的东西，它寻找的是普通读者感兴趣、能读懂的大众化内涵，一些艰深的专业性障碍，是记者可以避开而且必须避开的。记者要具备的不是专家水平的专业性知识，而是把各领域、各行业中百姓最关注的内容表达出来。况且，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领域的专业知识越来越精深，如若新闻反映社会全貌时都强调记者专业化出身，那么任何一家媒体就必须集中所有专业的毕业生，而且记者经常轮换岗位的现实需求势必落空。

当然，对专业领域的现象必须进行深入的专业性的分析，以增加对新闻事实、新闻现象的更深入、更透彻、更准确的判断和认识，进而更多更好地满足读者对深层信息的需求。即使如此，新闻采访对记者的要求亦非专家。因为，新闻事实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由记者自己作答，而必须由记者请他人作答。记者采访中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从专业的角度予以阐释，比如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解读，对一种婚姻现象的分析，对一项科技成果的评价、说明，都必须请相关专业的权威人士出面，而不必由记者自问自答。这既是提高新闻信息权威性的需要，也是增强新闻客观性的需要。当然，专家的解释必须是普通读者能够明白而且易于明白，才能顺利得以传播。

在呼唤专家型记者的问题上，有人一方面认为记者应“对本行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有接近学者的专业知识层次”，但同时又认为“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知道得比普通人多一点的人”。如果把记者从采访中获得了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或是因为看了两本相关领域的书籍而比普通人多一些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就把记者称之为“专家”型记者，那么专家就大为贬值了，“专家型”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任何记者只要对某一领域有了一定时间的采访，就会对其“专业的特殊性”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对记者的超码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新闻传播者应当是记者而不是专家，记者应当是通才而不是专才。即使是从事专业性采访，也是如此。

二、新闻的事件形态分类与采访

根据新闻报道对象的事件形态，新闻可分为事件新闻和非事件新闻。事件新闻是对独立事件的报道，非事件新闻则是对某种社会现象或问题的综合报道，二者分别涵盖了社会生活的“点”和“面”，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在新闻传播中都很重要。

(一)事件新闻

顾名思义，事件新闻所报道的对象是一个个完整的事件，有明确的起止时间，有具体事实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这类新闻在新闻报道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因为，新闻的本义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这种事实主要表现为现时发生的事件。

一起灾祸、一次活动、一场比赛、一个事件等，因为有完整的有形的情节，都是一个完整的事件。对于它的报道就是事件新闻。这类新闻，新闻的几大要素非常具体、单一，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起因、结果，非常明确，在新闻作品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其动态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如:

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6]

昨天，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宝洋产业制品厂的56名女工不满工厂管理人员“公然强行搜身”，向龙岗区人民法院坑梓法庭递交诉状，状告工厂严重侵犯她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要求工厂公开赔礼道歉，并向她们赔偿精神损失费。

向法庭提交诉状的56名女工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才19岁，她们均在以生产假发为主业的韩资企业宝洋厂人毛部从事原毛整毛工作。

女工在诉状中提及的“搜身事件”发生于今年7月30日。据一位姓吴的原告女工称:当天下午5时50分，宝洋厂因怀疑工人偷盗原材料，6名女管理员及5名男管理员闯入车间，对原告们进行搜身，时间超过1个小时。原告女工认为，她们在雇佣期间，认真完成工作任务，遵守厂规厂纪，而宝洋厂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她们的人格尊严，给她们造成了重大的精神损害。

对实施集体搜身行为，宝洋厂有关负责人予以否认。记者为此采访了龙岗区坑梓镇劳动站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经了解，宝洋厂并未对56名女工实施集体搜身行为，7月30日，宝洋厂管理人员在检查时确实“对其中三四位工人的衣服口袋进行了检查”。次日，劳动站曾就这起纠纷在工厂和工人间进行了调解，工厂负责人也当面和工人道歉。不料矛盾进一步激化。

地处龙岗区坑梓镇龙田村的宝洋产业制品厂，是一家韩资企业，设立于1991年，年出口额在坑梓镇居前几名，现有工人2000多人。

这篇获得2001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就是一篇事件新闻。它报道的对象是一个有始有末的完整的事件，记者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采访就算完成了。

1.突发性事件新闻和预发性事件新闻

根据事件的发生能否被预料，事件新闻又可分为突发性事件新闻和预发性事件新闻。

自然和社会各领域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属突发事件，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属突发性事件新闻。自然界的山洪暴发、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社会生活的飞机坠毁、轮船翻沉、火车相撞、工程塌方、矿井透水等事故，还有各个行业、各个场所发生的意外事件等，由于事先都无法预料，都是突发事件。按照2007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记者所报道的新闻大多是这样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报道。

而有些事件的发生事先有计划、有准备，如战争爆发、一场选举、一次活动等，都属预发性事件。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有哪些人物参加，主要涉及哪些内容等，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这类事件的预知性也使记者的采访有了预备性。预发性事件新闻，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突发性事件新闻还是预发性事件新闻，其共同的事件特征，要求记者的采访集中围绕事件的基本要素进行采访，首要的是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即新闻的几大要素弄清楚，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内容。我们说新闻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事件新闻的故事性特征就更为明显和突出。既是故事，就要求讲述者既把事件的梗概讲清楚，也要求挖掘出一些他人未捕捉到、未挖掘到的细节等更具体的内容，从而全面准确地反映事件的特征。

2.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对记者的要求

事件的突发性要求记者具有快速反应能力。“9·11”事件事发突然，除了恐怖分子自己事先预谋筹划外，谁都没有料想到。然而，事件一发生，新闻媒体迅即做出反应。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2分钟过后，美联社即发出了第一条快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CNN等美国各大媒体记者几分钟内即赶到现场，开始了现场直播式的同步报道。从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大楼轰然坍塌，民众惊恐奔逃，曼哈顿上空浓烟滚滚，五角大楼一片狼藉，到美国上下及世界各国的反应，几乎是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均即时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美国的数千万人、世界的数十亿人，通过电视，亲眼目睹了这一突发事件的悲惨景象。比起网络和电视，报纸虽然因为出版周期在新闻传播时效上总显得晚半拍，但对突发事件的采访仍要求记者具有很强的快速反应能力，要在第一时间起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对事件全过程进行观察和采访。只不过因为它的周期相对长些，记者的采访可以更周密，更细致，更深入。这里记者的快速反应能力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迅速赶到现场的意识和能力。突发事件的偶然性，决定了记者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已位于事件现场，常常是在事件发生后赶往现场(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记者恰好当时正在事件现场，如2003年2月25日，清华大学荷园餐厅和北京大学农园餐厅内先后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新华社记者正在清华大学荷园餐厅二楼就餐。11时50分左右，记者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整个餐厅出现强烈的摇晃。记者冲到一楼大厅，看到大厅内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烟雾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这就要求记者对突发事件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接到相关信息后想尽一切办法立即赶到事件发生现场。因为只有在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现场，亲历事件发生的过程，才能对事件有及时、准确、深入的采访报道。除了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任何延迟到达事件现场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第二，迅速投入采访的能力。记者到达现场并不意味着就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采访，有时候，对现场的采访可能会受到种种限制，这就要求记者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活动能力，通过种种策略，顺利进入事件核心现场，并能对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采访。第三，快速反应能力和决断能力。面对事件发生后纷繁复杂的场面和因素，记者要迅速地作出反应和判断，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明确采访的顺序、角度、问题、重点、深入的方向等，并能尽快判断出事件的性质，理清头绪，以便既能满足事件新闻报道的时效要求，又能确保新闻采访的广度和深度。

有的突发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记者才获知相关信息，也应有快速反应能力。如:

沙市奶农见识市场残酷5万公斤鲜牛奶倒进农田^[7]谁来助农走“有效供给”之路

沙市区城郊奶农见识了市场的残酷。由于少人收购，他们不得不将5万公斤鲜奶倒进农田。

25日，记者接到沙市窑湾农场奶农打来的求助电话，反映他们养的奶牛每天产奶1000多公斤，由于少人收购，一半牛奶只能倒进农田作肥料。

记者赶到现场。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刺鼻的酸腐味，奶农们正把一桶桶豆腐脑似的变质牛奶倒进田里。一位满脸愁容的奶农告诉记者，鲜奶仅能保存3天，由于收购的人少，3个月来他们已倒掉5万多公斤，实在可惜。为减少损失，他们只好克扣奶牛的“口粮”，许多牛饿得皮包骨头。

窑湾奶农是去年9月开始养奶牛的。当时，牛奶市场价格高达每公斤2元，还供不应求。附近的一家乳品企业也鼓励他们多养奶牛，并口头承诺收购。他们引进黑白花和俄罗斯奶牛，每头单价高达1万多元，加上饲料、人工和冰柜等配套设备，大户投入10万多元，小户也投了二三万元。他们非常后悔当初没和那家乳品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当时鼓励农民养牛的力能达公司也有苦衷。经理助理杨妙林告诉记者，去年市场行情十分看好，他们就鼓励农民多养奶牛，一来农民可以增加收入，二来也可多给公司提供鲜奶原料。但今年以来，大量私人作坊生产的假冒伪劣奶制品涌入市场，加上向周边学生供奶的计划搁浅，市场对鲜奶的需求大幅下降，他们也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

奶农们说，他们曾推车沿街叫卖，但收效甚微。也曾想过组织人员将牛奶送到武汉、宜昌等地，可租一辆冷冻罐车来回成本至少3000多元，实在难以承受。按现在的情形，今年至少还得倒掉10万公斤牛奶。

采访中，不少干部和奶农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加入WTO，市场变化系数更多，农产品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帮助农民走“有效供给”之路，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这篇获得2002年湖北新闻奖一等奖的新闻，是一篇突发事件新闻，事先无法预料。它看起来不像一起事件，是对几个月来沙市窑湾农场奶农因少人购奶而不得不将原奶倒进农田的事实进行归纳而得出的综合事实，但细究起来，它是奶农把牛奶倒进农田这一突发事件的一个阶段的发展，有完整的事件起因、过程、结果等事件要素。

突发事件传播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复杂性要求记者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识见。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立即会吸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共同目光，这类突发性事件的新闻传播范围便越来越广泛。这种传播的广泛性对记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受众广泛，便呈现多层次的信息需求。首先，了解突发事件本身是受众的共同信息需求，什么时候发生的，具体情节如何，结果如何等，这是关于突发事件的最基本信息，任何记者报道突发事件首要的是采访到这类信息，满足受众最起码的信息需求。当然这种最基本的信息也是记者采访的核心内容。其次，突发事件的延伸信息越来越成为受众欲知的内容，或者说这些延伸信息的受众越来越多。随着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数量的成倍增加，受众对新闻信息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再满足于对事件的动态报道，而希望在了解事件本身的基础上，弄清楚事件背后的东西，即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本质意义、内在规律、深远影响等。也就是说，随着受众对新闻信息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关事件的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在《新闻写作》中指出:“记者只是简单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事实，只是简单地交待传统报道中的五个W已不合时宜，而‘为什么’的问题突然成为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在电子时代，新闻报道中需要意义与背景，而提供这些内容的工作便获得一个特别的称谓:解释(interpretation)。”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突发事件时，要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同样一起突发事件，现场记者云集，不同媒体争相报道，媒体、记者间除了事件细节的较量外，真正体现新闻水平高下的是记者挖掘事件延伸性新闻的意识和能力。而要挖掘事件的延伸性新闻，要求记者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识见。宽广的视野要求记者不能就事论事，要尽可能关照到与事件相关的丰富的侧面和因素;深刻的识见要求记者不能停留于对事实进行表面化的认识，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内在联系的本质内涵。《湖北日报》记者刘畅在报道沙市发生奶农把鲜奶倒进农田事件的同时，没有停留于事件本身，而是由此进行探讨，相继采写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亟等研究的“有效供给”》、《冲破小农经济的“樊篱”》、《面对无序市场的困惑》等系列分析新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要采取切实有效地措施，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有效供给之路，避免社会的损失。

突发事件的延续性要求记者有跟踪采访、连续作战的意识。突发事件暴发的突然性并不意味着其结束的及时。有的突发事件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采访自然不可能迅即结束。如2003年暴发于我国许多省份的非典型性肺炎是一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它起初发现于广东，然后在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相继发现，时间长达数月。对这类突发事件的采访就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不仅这类事件的继发性需要连续不断地予以报道，各地每天新增“非典”病人多少例，“非典”疑似病人多少例，病亡多少人，多少人治愈出院等，这种事件的最新动态是公众时时关注的信息，而且各地采取了什么措施，出台了什么规定，取得了什么效果，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因为麻痹大意形式主义而被撤了官职，直至“非典”病因、传播源的寻找等，也是这起突发事件本身的基础性信息。同时，这起突发事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对社会生活习惯的改变等，都是一个较长时间内连续报道的重要内容。有的突发事件虽然从发生到结束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其涉及值得关注的方方面面问题也要求记者作跟踪采访。如2002年9月14日发生在南京汤山的食物中毒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从案发到投毒者被抓被判，这起事件便告一段落。但是，新闻报道却不能止于此。因为，对这起案件，人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为什么近年来动不动就会出现用鼠药毒死无辜人员的恶性案件?为什么剧毒鼠药害死那么多人却从未被禁止销售?同类案件频频发生，为何未触及管理者的神经?如此等等的问题都需要在事件过后继续追踪采访。

前已提及，突发事件的采访也要求记者作采访准备，拟定采访计划。只不过因为突发事件时间紧迫，记者不可能有一段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在接到线索和到达现场进行采访时，尽快拟出从哪几个方面采访，采访哪些部位哪些人，问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向什么方向深入等。不然，对突发事件的采访就可能陷入忙乱的境地。

3.预发性事件新闻报道对记者的要求

与突发性事件不同，预发性事件是事先有计划或可以预知的事件。与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相比，对这类可以预知的事件的采访，记者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进行充分的准备。因为获知事件将发生的信息离事件实际发生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记者对事件的采访就有充足的时间作准备，拟定采访计划，以提高采访的质量。因为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对预发性事件的报道可以进行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背景资料的准备，在此基础上，详细考虑与事件相关的报道可能涉及哪些方面，报道可以向哪个方向深入等。一个大的预发性事件发生之前，媒体可能进行周密的报道策划，一组报道或者出一张特刊等，都表明预发性事件的采访要求记者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采访计划。

预发性事件正因其可以预料，采访可以提前进入、提前准备。比如，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不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新媒体等，无不组织采访团进驻北京奥运村，对赛事过程、运动员、教练，乃至奥运村的住宿条件、北京的交通甚至天气情况等，事无巨细，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并拿出专版、专刊大规模地进行报道。事实上，对像奥运会这等盛事的报道，在其开幕之前就早已开始了，以国内的媒体为例，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起，对奥运会的关注和期盼就没有停过，奥运场馆的建设，运动员的选拔、训练等，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奥运会作为一个典型的预发性事件，在它发生之前，对它的采访就已经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它发生之后的报道，其实是对之前报道的延续，议题预先早已设置好，这在重大预发性事件报道环节中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等到事件发生的时刻再采访此类相关问题，会因时间紧、相关人员无暇接受采访等原因而致采访难以进行。有时，为了给预发性事件造势(如会议、活动等)，媒体甚至在事件发生前大量地从外围进行报道，或者出专版或号外，甚至比事件发生后的报道篇幅更多，都表明采访可以提前进入。许多预发性事件的报道，真正的事件发生时间只是新闻刊发的由头，新闻的核心内容却是早已采访完毕。

事件的预发性与突发性，有时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对于事先获知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记者来说，事件具有预发性;而对于事先无法知晓相关事件发生与否的记者来说，事件就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以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美英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为例，对于美英政府来说，它肯定是预先计划好的，属预发性事件;对于美英媒体来说，有些事先已知战争何时爆发的详细信息，这场战争对于他们属于预发性事件，有些媒体则并不知情，战争对于他们则属于突发事件;当然对于美英以外的各国媒体的记者来说，这场战争何时爆发，会不会真的爆发，就只能靠分析，战争爆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突发事件。一些中国报纸在这场战争尚未打响之时，筹划出版了战争特刊，从战争涉及的方方面面予以采访报道，只等战争一旦打响，就投放市场。虽然事后证明这些媒体的选择是正确的，具有一定前瞻性，但他们的判断也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虽然各方面分析表明战争一触即发，但其中的变数也很大，有时某一件事可能促使事件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一旦战争不爆发，战争特刊就只能成为“内部收藏品”了。

预发性事件的采访也要求记者必须到事件发生现场。虽然事件的发生发展是预先设计的，但届时现场可能出现的变数无法事先预料。如果记者根据事先安排不到事件现场采访，有时抓不到生动情节，有时可能完全失实，因为事先设计的情节可能不发生，或者节外生枝，出现与事先设计的情节完全相反。前面提及，湖北剧院原定开业典礼那天举行一场大型文艺晚会，这是事先的计划，记者按照这一计划在参加完开业典礼后便离去，并按计划报道了这一预发事件，殊不知节外生枝，计划出现了变化，新闻出现了失实。

(二)非事件新闻

与事件新闻相比，非事件新闻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没有明确的起止时间，没有具体事实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这种新闻没有战线之分，什么专业、什么领域都有这类新闻。甚至连新闻报道使用的体裁也是多样化的，表现为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工作札记、人物通讯等等。

1.非事件新闻常常表现为一类现象、一种综合事实或做法

非事件新闻没有明显的时间性，并不是一起典型的事件，它常常表现为一类现象、一种综合性事实、一种或几种做法等，现象分析、工作报道等都属此类。如:针对高校评估中存在的造假现象，2005年10月8日新华社记者李松采写了《“高校评估”卷起“造假”“贿赂”漩涡》，这篇新闻是记者对许多学校进行采访后对共性问题进行的归纳和综合分析，其中有这样一段:

(许多学校)不惜以“造假”的方式，予以“应付”。

首先，假论文。知情人说，为找到那么多既符合学生实际又有质量的论文，有时候他们就直接从网上下载，稍加改动即成。

其次，假试卷。按有关评估标准，至少要有近3年来各科的考试试卷。有些老师为防止被抽查到不合格的试卷，有些涂改过的试卷或者当时批改得比较松的试卷等，重新打印空白试卷，再做一遍，而且煞费苦心地把每一位考生的“对错”情况设计好。

第三，假教案。为数不少的任课老师并没有讲稿或教案，因为这门课程他已经讲过无数遍，很熟了。现在也得补。

第四，假答辩记录和课程设计。过去学生的论文答辩并不记录答辩过程，现在要求有这一项。于是，老师们就得一个一个地补、一个一个地编:当时提了什么问题、学生的回答、专家意见、现场气氛等等。

第五，假人数。为使教工人数达标，有些学校把已经离开、工作关系也已调走的教师仍然计算在内，甚至仅达成引进意向的也见诸教师名单。

此外，还有一些“造假”项目，比如学生参与教师科研的情况、教师培养方案、实验室活动记录、毕业生签约率及就业情况调查等等。

这篇新闻是典型的非事件新闻。它反映的是许多学校面对教育部门正在推行的教学评估制度，纷纷以造假的手段予以应付这样一种综合事实。

这种反映某种现象、问题和分析社会某种趋势的非事件新闻，越来越成为新闻的重要品种。以往，西方新闻界只承认事件性新闻，不承认非事件新闻。但随着人们对新闻信息量和信息质的要求提高，单纯地反映事件的新闻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要，深度报道渐趋流行，于是西方新闻界也大量报道非事件新闻。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所设的调查性报道、分析性报道等品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获得第83届普利策新闻奖解释性报道奖的《法式炸土豆条生产企业出口受挫》，《波特兰俄勒冈人报》以对当地法式炸土豆条生产企业出口受挫的生动描写反映了亚洲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冲击。这类解释性报道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分析事实和数据，提出作者的观点，表达作者的思想。“1940年代末起，电视夺走了日报的时效优势。面对电子传媒高速传播的挑战，报纸的新闻报道已从时效竞争转向了深度报道，从而在公众中形成了‘在电视上得消息，在报纸上得解释’的视听习惯。从抢第一落点转向打第二落点，追求报道的深度、广度和逻辑性，从事件性报道转向非事件性报道，注重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所谓的‘思想新闻’，报纸新闻报道的这种战略转移在普利策新闻奖评选中充分体现出来。”^[8]普利策新闻奖从1985年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获奖作品必须是“深入的”“全面的”、“富有启发性和洞察力的”等等。

大多数人物消息或人物通讯也不是反映与这个人相关的单一事件，而是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实，也属于非事件新闻。

2.非事件新闻的采访要尽量寻找“事件”——完整的事实

非事件新闻虽然常常表现为现象或综合事实，但它仍然必须用一个个具体的事实说话，新闻的这一特点不会改变。翻开报纸，大量的非事件新闻正在失去读者，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常常流于空泛，没有具体生动的事实。

综合性的概括往往只能作为静止的背景材料，不生动，生动总是与具体的“故事”相伴随。因此，非事件新闻的采访要求记者有“事件”意识，即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完整的事实表现综合事实和现象。也就是说，即使采访非事件新闻，采访也要学会寻找和讲述故事的能力。请看美国《纽约时报》2002年9月30日的一篇新闻:

一砖一瓦恢复古城的壮观^[9]

晚上在北京城中心僻静的小街上散步时，经常会看见一个头发灰白但动作敏捷的老人，他身穿一件松松垮垮的背心和一条短裤，脚穿一双凉鞋，在拆迁废墟上翻翻拣拣。

每当有新发现时，这位名叫冯宝华的老人都禁不住兴奋地喃喃自语。

“多不可思议啊，”他感慨道:“这些东西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他轻轻地拍着一块巨大的砖，这种砖过去曾用来修建北京的古城墙，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墙被拆毁后，它们被用来建厂房、盖房子、筑防空洞、修厕所和垒猪圈。

“看，这块砖上还写着字!”冯宝华盯着砖上刻的烧制的日期，不知道在和谁说话。16世纪烧制的砖大多刻有日期。

冯宝华小心翼翼地将后来抹上去的水泥刮掉，将两块重达44磅的砖搬到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然后载着这珍贵的物品直奔故宫东南约一英里处的一个建筑工地。

在这里，北京市政府正在重建一段四分之三英里长的雄伟城墙，这段城墙主要建于明朝后期，它不仅发挥着保护紫禁城的作用，还赋予了这个城市一种别样的浪漫。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骆驼商队、商人、外国探险家和征服者都曾从城墙的大门穿过。直到1950年，它仍被称作世界上最壮观的城墙。

几年前，北京官员开始呼吁公众归还他们手中保存的或知道下落的城墙砖石。此后，市民陆续归还了大约12万到40万块砖。

但据工地上的一名负责人说，即便只砌城墙的表面，这些砖的数量仍然不够。

现在，北京城中心的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于是，曾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的冯宝华开始了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使命。随着一间间厂房和民房的倒塌，冯宝华争分夺秒，手拿一把凿子，骑一辆自行车，赶在废墟被当做垃圾运走之前抢出尽可能多的古城墙砖。

“我只是一名普通市民，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一边在一处新推倒的房屋上寻寻觅觅，一边说。

“不过，我总在想，怎么才能让下一代人想象我们城墙的样子?”他说。

这篇非事件新闻着重采写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在一些拆除的建筑废墟中抢出尽可能多的古城墙砖的故事，以反映北京市民为重建城墙贡献一砖一瓦的情怀。它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位叫冯宝华的老人常常在傍晚时分到各拆迁工地捡古城墙砖的故事。如果没有“事件”意味，这篇新闻很可能就会写成概括性的空泛议论。

非事件新闻采访中寻找具体事实的过程，实质上是用个别表现一般的过程。新闻中的“一般”总是通过具体的“个别”来体现的，“一般”是对“个别”的抽象概括。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个别”，难以抽象出概括性的“一般”，也难以很好地表现“一般”。

非事件新闻事件化也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采访方法。人们最喜爱听、喜欢读的内容是什么?是具体事实或故事。把非事件新闻事件化的过程，也是为读者找故事的过程。即使是综合性的工作报道，如果挖掘到具有可读性的事实，也能吸引读者。从一类综合现象中提取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事件，把这些有头有尾、有起有伏的事件故事化地讲述出来，注重人物和细节，这也就是所谓的“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细节化”。

3.非事件新闻事件化可以通过模拟事件方式进入

非事件新闻事件化的过程，有的可以通过询问、观察寻找和发现具体的事例，有的以此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此时，模拟事件便是一种有效的采访方法。

潘堂林在《怎样发现新闻》中对模拟事件下了这样的定义:“模拟事件是指采访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事件新闻素材，依照一例事实的样子，从头至尾做一次，使‘这一次’情节化，使‘这一次’集中多件素材的‘质’，具有代表性地凸现出来，使之拥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生动的过程，让本来难以具备完整始末的事随着采访者的‘亲历’而事件化、显性化。”^[10]可以看出，模拟事件常常是记者通过观察和询问不足以把非事件新闻素材还原成新闻事件的时候采用的一种采访手段，它是把记者的采访过程当成一个完整的事件来表现。

这种模拟事件的做法与隐性采访中的体验型采访类似。大多在弄清报道对象的秘密、黑幕时采用这种方式。如在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药价追踪》^[11]中，记者一次求医买药的经历，使记者有机会透过一种普通眼药水的价格，发现了药价蹿高的过程。文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最近的一天，因为眼睛轻微不适，记者前往北京市方庄第一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结膜炎。她说:“这是小毛病，用点眼药水就行了。”

她在处方上开出的，是江西萍乡制药厂生产的5毫升装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眼药水。这家社区医院划价每支15.7元。

记者随后来到与方庄第一医院相距百米的方庄购物中心，看到药品专柜上一模一样的滴眼液售价仅为6.6元。两个价格相差2.3倍。

几天后，记者又来到堪称国内最高规格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想在这里得到一个放心的药价。几经打听，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病还是那个病，但这种滴眼液又派生出一个新售价——每支12元。

按照环丙沙星滴眼液中的使用说明书，记者按图索骥拨通了江西萍乡制药厂的电话。接通电话后，记者问:如果想经销这种眼药水，按什么价格拿到货?这个厂销售科彭科长报出了出厂价:“一次进货一箱以上，每支价格3.8元。”

记者问:“如果多进货，这个价格还有商量余地吗?”

彭科长回答:“可以，但是优惠不了多少，顶多也就几毛钱。”

记者几经辗转与这个厂负责北京市场的业务员取得了联系。这位业务员说，如果从他那里进货，每支滴眼液的价格可以降到3.5元。

那么，这种商品在北京市场的规定价格是多少呢?

据北京市物价局主管药品的农副食品价格处副处长安群介绍，江西萍乡制药厂生产的5毫升装环丙沙星滴眼液，属于企业按规定的作价办法自定价格的药品，它必须先到北京市物价局进行登记后才能销售。这种药品在北京市场登记公布的价格是:每支批发价为5.75元，零售价为6.6元。

安群说，在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同一厂家同一品种药规格的药品，无论是在药店还是在医院出售，可以低于北京市物价局公布的药品价格，但决不允许高出。谁高于这个价格，谁就应当受到查处。

药品从生产到批发再到零售都有差价，通俗理解就是加价部分。据安群介绍，一般情况下，厂家按不同的剂型给批发商20%左右的进销差率，批发商再给零售商15%的批零差率。此外，对企业按作价办法定价的药品，可以有5%的工商让利。这些都属正常的经济行为，是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允许的。

如果按厂家报的实际价格进行推算，环丙沙星滴眼液的批发价大体上应为4.75元，零售价应为5.46元。那么，这种眼药水在北京的规定价格，已按市场规律充分照顾到了各个环节的利益，都应该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通过与江西萍乡制药厂负责北京市场的业务员“周旋”，记者了解到，他给批发商的价格为每支4元。

为了问到价格，记者拨通了这种药品在北京的两家批发商——燕京医药公司和燕京第一批发部的电话。接电话的两位女同志都不愿意透露从厂家的进价，但比较爽快地报出“批发价”:规定批发价——每支5.75元的86扣(即打86折)，就是4.95元。

至此，记者了解到，环丙沙星滴眼液进入医院的价格每支不超过5元。而在有的医院却都抬高到十几元。看来，药价蹿高症结在医院。

药品价高是一类现象，但记者的采访过程把这一类现象具体化为一个具体的事实，即记者患病买药——发现医院与药店价格相差很大——以经销商的身份向药厂打听出厂价——向该药品在北京的业务员打听批发价……这一系列的过程信息就把记者探听药价如何蹿高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细节丰富，极具可读性。

由于记者的模拟过程是在经过事先周密策划的基础上进行的，主动性更强，增加的事件要素更多，情节更复杂，矛盾更集中，因而这种事实比一般事实更具典型性。这种集中反映出的典型性事件，更能表现非事件新闻的深刻价值。

4.非事件新闻对记者分析和提炼主题的水平要求更高

非事件新闻因为常常表现为综合事实，它要求记者善于从不同事实或同类事实中发现新闻。这种发现新闻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分析、归纳和提炼的能力上。

同类事实的归纳。同类事实说明相同的问题，凸现相同的主题。对这类事实的采访除了抓住一个个具体的事实外，重要的是对这些类似的事实进行归纳，并提炼出精彩的观点。观点能否涵盖所采访到的所有事实，能否准确体现这些事实的共同指向，直接关系到事实的新闻价值。当然这也是一个新闻角度的选择问题。如前文提到的湖北省郧西县的店子镇、夹河镇等乡镇的植树造林活动演变成“造字运动”，这些事实所涉乡镇做法相同，区别只在于标语的内容不同，花的时间长短有别，但共同点是明显的，即极端的形式主义。反映这一综合事实，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标题是《“造林”还是“造字”》^[12]，《湖北日报》的新闻标题是《一个字两个半篮球场大一条标语长达5公里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13]，《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是《郧西个别乡镇干部带头骗——造林变成造字》^[14]。这三篇新闻稿的标题都直指“造林”变成“造字”的形式主义作风，主题提炼言简意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这条新闻获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湖北日报》的这条新闻获二等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品的社会影响。

对不同事实的对比。反差、冲突往往容易出新闻。但是，这种不同或反差，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反差，而是共同主题下的反差。比如，酷热的夏季，买肉的市民们纷纷选择超市，而集贸市场生意冷清，这是一种反差，这种反差是肉类消费环境这一共同主题下的反差。再如，面对同样一份改制文件，一家原本资源优势明显的企业抱着“守摊”思想，面对市场竞争，勉强度日;另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尽现。这种反差也是针对企业“改制”这一共同主题的不同态度。对这类新闻的采访，要求记者学会找差异，寻找反差较大的事实，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从中进行对比，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同时，要在差异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要求记者有较强的分析能力，从现象中发现深层的本质内涵。

另外，非事件新闻报道中，由于记者的主观介入成分比一般新闻报道更多，记者对事件、人物和细节的选择不但内在地体现着记者的观点和意见倾向，也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意见和态度，这就要求记者对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着更高层次的把握。一方面，记者要相对全面、平衡地选择事件和细节，尽量避免自身观点对报道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以新闻价值、公共利益为标杆，发现问题、选择材料、分析问题，才能做好为受众关注的报道。

新闻的分类还有很多种，比如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不管新闻怎样分类，都是发现新闻和寻找事实的过程。

◎小结

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新闻可以有多种分类。按照专业领域不同，新闻可以分为时政新闻、经济新闻、教育新闻、科技新闻等;按照事实的事件形态，新闻可以分为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虽然专业新闻的报道内容有特殊的要求，但采访报道事实中具有公众关注点的新闻都是共同的，因而采访的要求总体来说是一样的，即寻找各专业领域里吸引公众兴趣的内容，而不是报道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事件性新闻可分为突发性事件和预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要求记者具有快速反应能力、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识见、有跟踪采访连续作战的意识。预发性事件要求事先做好报道策划工作。非事件性新闻常常表现为综合事实，采访时重在寻找完整的事实，可以将非事件类事实事件化，做到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细节化。非事件性新闻对记者分析和提炼新闻主题的水平要求更高。

◎思考题

1.专业性采访的共性要求是什么?

2.结合新闻案例，分析突发性事件的采访对记者的要求。

3.模拟新闻事件的采访方式优势有哪些?

【注释】

[1]《战友报》2001年2月1日，作者黄涛、王希鹏。

[2]杰克·富勒著:《新闻的价值》，新闻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3]徐宝璜著:《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4]《解放军报》2000年11月30日，作者姜宁、王握文。

[5]陈光:《是科技，还是新闻?——浅谈科技新闻的传播立场》，载《应用新闻》2001年第9期。

[6]《深圳特区报》2001年8月3日，作者苏荣才。

[7]《湖北日报》2002年4月26日，作者刘畅。

[8]展江:《普利策新闻奖:“乌鸦嘴”的荣耀与误读》，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67885/，2011-06-22。

[9]《参考消息》2002年10月3日。

[10]潘堂林著:《怎样发现新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11]新华社2000年6月11日，作者冯瑛冰、崔军强、胡晓梦。

[12]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2年12月9日，作者杨宏斌、胡成。

[13]《湖北日报》2002年12月9日，作者胡成、杨宏斌、老包。

[14]《人民日报》2003年1月21日，作者琚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