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改革的方向

多种声音的媒体：新闻事业改革的方向
——丁钢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丁钢，1953年生，浙江绍兴人。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先后获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普教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教育、中国文化与教育、教育文化与哲学、中外教育关系研究，以及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等。著、编出版著作十余种，在海内外以中英文发表论文百余篇。担任《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集刊）主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八国教育研究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英国《国际教育管理研究杂志》特邀编委等。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11日

采访地点：华东师范大学

采访人：蔡颖

舆论需要监督，环境依靠机制

记：丁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如何，比如说接触时间、方式，或者您常接触的媒体的类别是哪些？

丁：我接触比较多的是电视，其次是报纸，广播相对比较少一些。新闻我是必看的，出于个人兴趣，我对国内的电视剧也比较关心，比如说《橘子红了》我是从头看到尾的。报纸呢，我家里订了《文汇报》、《新闻晚报》。

记：通过跟媒体的接触和了解，您对近年来传媒报道的总体感觉怎么样，特别是新闻这一块做得如何？

丁：新闻这一块我关注得比较多。教育是一个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因为教育牵涉到家家户户，所以，教育也是传媒报道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的非常多，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咨询我们的意见、看法。无论是政府出台新的教育政策，还是基层中小学的教育变革实践，媒体都会跑过来向我们了解意见。

但实际上媒体对专家意见可以说重视，也可以说不重视。虽然大众传媒是一种表层的反映现实的工具，它的反映非常迅速，但传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大众舆论有一种引导能力，对人们的价值、心理、观念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媒体采访专家的主要意图是，从学理上、理论深度上解释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对受众而言，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我想媒体可能认为发表一些专家的意见，会帮助大众去识别、看待新闻事件，培养观众的一种选择能力。但反过来说，专家的意见和言论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是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一般是要录音、录像的，这样还好一点。而报社记者就常常把被采访对象的话作任意的删改，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改过之后，又不拿回来给你看，就当成是这个专家的意见直接登上去了。

记：他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选取你的话里面能够证明他自己观点的东西出来，不尊重被采访者的意见。

丁：对，他的主观意见决定了他的取舍，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教育新闻也常常是这样，我感觉非常明显。尤其是教育方面的种种言论，报纸在登载的时候就会注意专家们的意见跟政策导向有没有什么偏差。

记：那也就是说，媒体在进行教育新闻报道时，欠缺全面、准确。

丁：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能听到不同声音的媒体环境。比如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减负问题，这成了重点。当然大家觉得减负很有必要，但是教育工作会议更重要的是明确方向。尽管问题重要，但是减负不是减负本身能够解决的，这背后更多的是我们的政策因素。但是，我们看那个时期的报纸，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声音，只有一个声音，即使这个过程中专家有点不同言论。这样，媒体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舆论监督的环节。所以，多种声音的媒体环境的建立需要相应的机制。

大众意见通道，公民素养教育

记：从您的专业背景出发，您对当前传媒对教育新闻和教育学科发展的报道有何看法或评价？

丁：对教育的报道，我感觉到也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为现有的教育政策、变革措施提供建议，或者提供补充性的东西，这一类相对来说比较多。可以说，这是一种诠释性的报道，对政策的诠释，这种报道占的篇幅相当大。另一类呢，就是发表学者的独立言论，这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些尝试，这种尝试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剩下的就是些活动性的消息报道。还有的报纸现在是，无论哪个区，哪里的学校，只要你出钱报纸就给你做宣传。

记：那就类似于广告了。

丁：你说它是广告吧，它也是在报道，你说它不是广告吧，的的确确是收费的。那么你可想而知，教育的真相能不能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显露出来，得到真实的呈现呢？不大可能。实际上，就现有的状况来说，这样的场域也在收缩。所以，现在对教育的报道，我感觉到，基本上不能起到反映社会舆论、社会需要的作用，至少它不能去真正地呈现社会对教育种种问题的困惑。如果不能去呈现真相，事实上也不可能正确地去引导。这一点从目前传媒业的状况来说，还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目前，我们的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媒体传达，相比政府而言，媒体是比较容易接触到大众的，是社会意见的通道，如果这个通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对政府决策来说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的社会本身发育还不成熟，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诚信社会。我们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社会的发展，但诚信社会不可能自发形成，也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来引导、培育，同时也需要媒体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不同的声音发表出来，让公众去辨别、去判断、去选择，从而获得一种识别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对培养一种现代文明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媒体应该做，但却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

记：丁老师，您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新闻学科里通常讲的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

丁：对，这不仅仅是媒介素养教育，也可以上升到公民素养教育的高度来看。一个公民社会，大众诚信健康文化的培育，媒体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也许也不需要什么高精尖的理论，我们都叫大众传媒嘛，因为它针对的是普罗大众，所以可以从最朴素最基本的公民素养教育开始。

热衷煽情炒作，引发负面效应

记：丁老师，根据您最近几年接触媒体的经验，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好报道或坏报道，特别是有关教育新闻事件的报道。

丁：最近的报道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报纸和电视上，那种类似于扶贫热线或者民生新闻之类的，说某某孩子考上了大学，成绩多么优秀，但是生活多么艰苦，付不起学费，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捐款帮助他们。媒体炒作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煽情，这种报道实际上是弊大于利。我觉得媒体这样报道只是为了感动普罗大众，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报道是说一个男孩子考上了北大，家里经济困难，为了让姐姐能够继续读书，他说他不去读大学了。这样的题材很多都被国外媒体转载了，国外的教育学者看到这样的报道就来问我，“难道中国的大学对这类学生没有救助措施吗？”这个就是报纸只顾煽情，不顾事实的后果。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大学在新生入校的时候，设立“绿色通道”——它的主要作用是不让一个贫困大学生（包括研究生）辍学。所以，中国的大学生只要考上了大学，根本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已经放在那里了。我觉得很多农村的孩子信息比较闭塞，了解不到这些，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说媒体不了解政策就说不过去了，既然你们找到了这样的孩子，就应该立刻向他提供这些消息。

记：这个属于一种信息服务。

丁：对，但是媒体往往在这方面只字不提，搞一种煽情的连续报道，然后给国外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就要给人家作很多解释，所以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记：不知道您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怎么看？您觉得在这个事件中媒体做得如何？

丁：这个事件当时炒作得很厉害，但这个对大学的形象是很有伤害的。一个农村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结果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所以这个事件本身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感觉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怪到学生的道德思想问题上，也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大学管理不善的头上。因为大学不是真空的，而是一个准社会，学生在其中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说，媒体的作用无孔不入，有谁回头质疑过媒体在其中可能起到的负面作用呢？电视、报纸、杂志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有多大呀，这个真的是难以估计的。现在好像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大学的管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上，这样就有点失之偏颇。

一些媒体这样报道的动机，说是完全商业性的也有道理。它重视的是有没有“猛料”，能不能夺人眼球。反过来讲，它并没有注意到公德何在，它的社会责任又何在。过度报道，过分渲染就暴露出媒体本身的动机也有问题。像马加爵案件这样的事件作为刑事案件当然可以报道，可以讨论，但是穷追猛打、连续报道，把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政治问题娱乐化，这背后缺乏一种健康的道德意识。这种报道缺少的是理性，媒体没有很好地去运用公众智慧的力量，至少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们往往比大众更理性地看待问题，在大众的层面之上提供一种冷静的思考，也许与大众观点一致，也许不一致，也就是提供不同的说法放在那里，国外的惯例也是如此。大众传媒应该主动地寻求这方面的意见和支持，也就是说，在大家对事件的表层意义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能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实际上就是在培育对这个社会的识别能力。

日常经验的土壤里长出思想和理论

记：丁老师，新闻与教育一样，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看到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把叙事学引入教育研究。您能介绍一下教育科学目前的研究动向，有哪些可能对新闻学科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丁：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我也很难提出对新闻学的建议，不过两者应该还有一些相通之处。大众传媒面向的是社会大众，教育也是这样，牵涉到每个家庭、每个人。我在文章中把这一点理解为“教育生活”的概念，在生活当中，经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没有现实的实践，你的理论又从哪里来呢？空构理论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可能是共同的。叙事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只有去关注日常教育的经验和生活，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在我们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理论，因为它离不开它的经验和实践，不能把人家的理论拿过来直接套我们的实践。

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是不可能被规避掉的。照搬照抄国外的东西是行不通的。

丁：是的，你面对的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从日常教育实践当中，看到我们发展的路向，看到我们的实践和生活当中那些可能的创造取向，这样才能够考虑什么样的理论适合中国。新闻也同样，搞新闻学研究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的新闻实践。

行政与市场：媒体夹缝中的无奈

记：在您看来，媒体到底是做彻底的政府喉舌好，还是走彻底的商业化路线好呢？或者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求得一个平衡？

丁：我感觉完全行政约束的媒体或完全市场化的媒体都不是理性状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这样。也就是，你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代表政府的声音，另外可以有一些通过一定的市场化运作，演变成为独立新闻的代表。这样才会形成互动、对话，才能把社会各个层面呈现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出这样的胆识来，放开一些媒体，当然，对那些市场运作的新闻媒体也有限制，那就是法律。

记：您觉得这种独立新闻机构有可能从媒体市场化运作中生长出来吗？

丁：也不大可能，中国的部分媒体很有可能要走第三条道路。不是全部政府管理，也不是全部市场化，对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说，第三条路可能是最现实的一个过渡状态。我提议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一种半官方、半独立的混合体，新闻媒体要由政府来批准建立，它的经营则可以市场化，在内容编辑上有相对独立的终审权。在目前情况下，最好的组合是有政府官员参与，有法律界人士参与，政府的大政方针任何媒体都不能乱动，不能违背。除了大政方针不能违背以外，具体的报道方式可以和党报不同，也可以自己选择报道哪些内容，哪些上头条。如果危害国家安全，违反国家法律，那就要受到制裁。当然，假新闻也要社会公众监督它。

记：其实我们现在的媒体更多是受到政策的监督，法律的监督反倒比较薄弱。

丁：对呀，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规定，也有条例，但缺少法律。我认为，在主流的框架下，媒体宣传政策还是它的主要工作。但我希望传媒在一定的框架下，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新闻作用，其实也是对政府政策、工作的补充，它也应该更全面地去报道社会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方面，政府应该是欢迎这些东西的。我能够看到更多，知道怎么更好地调整自己。新闻决不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报道社会问题，去帮助培养一个健康的、具有选择和识别能力的公民社会。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的记者做一段时间，开始举办所谓的个人作品研讨会了。写报道写成名家了，这样你首先就误解了新闻，把新闻当作自己的创作活动或者说个人的游戏了。我把学术分为公共学术和理论学术，理论学术可以很私人化的，而公共学术就是为了应对公众需要的，不是私人化的东西，是很泛化的，面向大众。当你要把它作为个人作品来研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树立个人品牌，变成个人游戏了，“我成了某某专家”，这样做恰恰违背了新闻本身的特点。这样做，就会养成把新闻人变成理论家，变成文人的新闻，变成精英的新闻，树立某某家的形象，这与新闻工作不大对头。如果你是研究新闻，在大学里做新闻学术研究你可以这样去做，因为你是一个学者。但是当你进入新闻实务界的时候，就不是学者。

记：今年上半年开始，特别强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之后，广电总局要求各省级有线电视网必须开少儿频道。您怎么看开通这种少儿频道的意义或者作用？

丁：这个呢，我看得比较少，我感觉到，这个东西有一个教育电视台就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其实开不开少儿频道我觉得意义不大。但是现在就是教育电视台也有它自己的苦衷，因为教育电视台也被要求走市场化路线，也要变成企业运作。我和教育电视台一些编导谈的时候，他们压力也很大，要赚钱呢。少儿的东西你怎么赚钱？所以，我们今天的教育台在商业压力之下，挤掉了很多教育类的节目，你看教育台放了多少电视剧啊，都跟综合频道差不多了，而且那些电视剧的内容都与教育根本没有什么关联。你要它做企业运作，它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这样做，拉广告，那么教育节目就被挤下来了。实际上，教育本身应该作为政府的公益频道来做，公益的东西是应该由政府的投资来做的。我觉得政府的操作也有很多矛盾之处，一方面想市场化，一方面又要承担社会公益责任，这其中肯定会有矛盾的。公益性质的事业，可以进行小部分的商业活动，但国家补贴支持绝对应该占大头，因为它承担的责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