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类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人类语言学研究

周庆生的《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和何俊芳的《语言人类学教程》认为20世纪我国人类语言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草创期和发展期这两个阶段。

一　草创期：20世纪上半叶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著名的新学（西学）和旧学（中国传统学问）的抗争，即所谓新旧文化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在这学术氛围当中，有人提出要结合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环境。梁启超在其《国文语原解前记》中曾阐述，通过语言文字可以考察古代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演变。”^[51]该时期中国人类语言学的研究特点大致如下：

（一）从文字研究古代社会文化

1922年，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将甲骨卜辞上的甲骨文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使商代的历史成为公认的历史。郭沫若也对甲骨文字做了详细的研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些文字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历史起源以及了解商代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52]1923年，张世禄发表《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一文，从文字角度出发来研究古代的社会观。认为如果想要研究古代，对古代文字不了解，那么想有高的研究造诣，是不可能的。芮逸夫的《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考证列举了明清以来，用犬兽偏旁书写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六七十种族称，反映了封建文人贵华夏、贱夷狄的心理。^[53]

（二）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民族文化

罗常培的《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率先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从语言的角度来论述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证了语言分类对民族分类的重要意义。^[54]林耀华的《分析语言意义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运用符号学原理，论述了语言意义的分析对文化研究的贡献。“8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语言简志》便是50年代调查研究的初期成果。语言简志为以后国内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5]

（三）从人类学视角研究语言

在中国，首次阐明“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语言”的目的和范围的是林惠祥，他提出：（1）从文化来讨论语言的功用。（2）特别注重语言文字中的拟势力语、记号、文字、图画文字、数目语等，这些都是原始文化的一部分。（3）利用语言文字来讨论民族关系，推论民族接触和文化传播。（4）借助语言文字证据来推论民族历史状况。^[56]后来，许多学者的相关论述，都是沿着林惠祥的这个思路展开的，尽管这些学者未必都直接阅读过林氏的这段论述。

（四）语言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

经过几十年专题研究的积累，终于产生了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这就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该书是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及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旨在从语词的含义来论证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内容涉及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文化遗迹、民族文化程度、民族心理、文化接触、民族迁徙历史、民族来源、宗教信仰以及婚姻制度等。该书使用的材料，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同时包括古今境外的许多民族；以历史文献为主，同时也有一定的田野材料。

二　发展期：20世纪下半叶

20世纪下半叶，在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成功开辟人类语言学研究新途径之后，30年中，国内对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却处于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便开展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选择。在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则是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相对来说，人类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当时，交叉学科是无人提倡且不可能提倡的。后来，随着文革的到来，学术工作要服务于政治，民族学被定位资产阶级学科，原来就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类语言学就更无人问津了。

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再次掀起了“文化热潮”，人类语言学也像其他交叉学科一样崭露头角。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曾对中国人类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

1981年1月，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Wulf）在厦门大学做报告，明确提出“人类学应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四个部门。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四种分科都要知道一点，但要专攻一种”。^[57]1988年，厦门大学首先设置人类语言学的课程，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人类学教学科目，即：人类学概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古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人类学说史、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调查等。此后，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也相继开设了人语言类学课程。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人类语言学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发表出版了许多文章著作。“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语言的活动空间是无限广阔的，而语言现象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复杂而又奇妙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便是语言人类学主要关系的问题。”^[58]人类语言学的具体研究内容至今在学术界仍为达成共识，每一部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各有不同。综合一些著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侧重点：

（一）从语言的起源看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从古至今，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在学界也尚未有定论。要研究人或语言首先都必须要面对“起源”的问题。何俊芳在《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对语言起源问题从“语言的起源”和“语言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关系”两方面展开了论述。对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主要有相关的一些假说，例如神授说、手势说、模声说、感叹说、社会契约说、劳动说，以及现代对语言起源的研究，包括动物语言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原始部落的语言研究、化石解剖学研究、分子遗传学研究。作者认为“现代科学有关领域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语言起源所做的研究，以及不同学科学者提出的新假设，虽然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它已经比过去各种设想更加清晰具体了。”^[59]理群在《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文中，认为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语言的起源问题，并从人的生理、社会等方面探讨了语言的起源过程。作者还试图从儿童学习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起源，“儿童习得语言是否与人类童年的语言演化具有类似的过程及规律呢？现代人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是否可以等同这一现象本身是非常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的。”^[60]“语言人类学若与体质人类学、生理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或许可以解答语言起源的谜底。”^[61]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很多语言学家都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古代，柏拉图认为语言等于思维，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三次比较有影响力的讨论：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Marx）与普鲁东（Proudhon）、恩格斯（Engels）与杜林（Dühring）之间进行了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二者是同时产生的，都是由于交际需要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普鲁东认为语言等于思维等于现实，杜林则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Ста́лин）和马尔（D.Marr）对此进行了争论，斯大林承袭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尔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195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心理学学报》上又一次探讨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主要提出了思维可以分为两类的观点：自然科学者和具体事物相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和语言相联系。在我国，70年代，周建人的《思想科学初探》第一次在中国提出思维先于语言。

在人类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对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很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相关内容的涉及。何俊芳在《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单列一章来介绍语言和思维，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学界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后又讨论了中西思维方式的的特征，并从文字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族思维方式具有具象性、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与之相反，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抽象性、精确性和形式主义的特点。^[62]陈保亚在《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一文中，指出由于汉语和印欧语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另个民族不同的思维轨迹，影响了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他把印欧语言和汉语之间的对立概括如下：

印欧语言：严式语言→严式思维轨迹→构造分析→逻辑演绎→智性精神汉语：宽式语言→宽式思维轨迹→整体领悟→类比联想→悟性精神^[63]

后来，伍铁平和潘绍典对陈保亚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评论。主要针对的是“语言是否能浇铸思维轨迹”、“语言能否决定文化”等问题，认为决定思维方式的是社会生活而不是语言。此外，还有林书武的《人类语言学：基本研究课题》（2000），史灿方的《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和研究范围》（2005），魏博辉的《语言的变迁促成思维方式的选择》（2010）等相继探讨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目前,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仍在探索中，“我国关注这个问题的,大多数是普通语言学界、理论语言学界的学者,从事具体语言研究的学者关注较少。要是能从具体语言材料出发,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归纳概括,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探讨做出贡献,那将是很好的发展。”^[64]

（三）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65]“关于民族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研究，中国南方的人类学界，提出了构建‘语言人类学’的问题，而在北方的民族学界，则提出了构建‘语言民族学’的问题。马学良等把‘语言民族学’界定为‘通过语言来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综合边缘学科’，并且承认，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希望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搭起的这座桥梁，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民族学’。后来，在施正一和林耀华各自主编的民族学教材中，分别设有‘语言民族学’和‘语言与民族’一章。”^[66]

1.语言与民族

马学良、戴庆厦的《语言和民族》运用语言和民族的材料，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民族研究语言三个问题上论述了语言和民族的关系。^[67]孙宏开的《语言识别与民族》从我国语言实际情况出发，论述了我国民族语言识别标准问题。^[68]此外，胡振华的《回族与汉语》（1989），黄行的《我国的语言和语言群体》（2002）通，高梅的《语言与民族认同》（2006），闪兰靖的《回族语言代码与民族心理特征的人类学解读》（2010）等都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代码反映出的民族心理特征进行了研究。

2.语言与民族文化历史

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游汝杰的《从语言地理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1980），李锦芳的《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语言学新证》（1999），张公瑾在《社会语言与中国民族史研究》（1982），邢公畹的《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1984），周有光的《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1989），丁石庆的《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1998）、《达斡尔语渔业词汇与渔业文化历史变迁》（2002），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2002），刘兴均的《壮语通用词汇中的动物名词音义关系考察》（2006）等。游汝杰的《从语言地理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运用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从语言、历史、地名、方言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问题。李锦芳的《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语言学新证》通过对侗台、南岛语中“水稻”一词的同源关系的论证来说明栽培稻的起源地问题。张公瑾在《社会语言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一文中提出，从语言可以论证民族文化的历史，探讨古老的宇宙观念，考证民族的起源，证明重大历史事实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事件。邢公畹的《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材料，论证了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在远古时期就有发生学上的联系。周有光在《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中论述了汉字文化圈的不同语言系属的文字演变，例如南方民族的汉字式文字，包括壮字、喃字等；北方民族汉字式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女真字等。认为它们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传播、假借、仿造和创造四个阶段。丁石庆的《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通过深入分析达斡尔语词汇，考证的达斡尔族的亲属婚姻制度、家庭奴隶制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化交流。后来，丁石庆在《达斡尔语渔业词汇与渔业文化历史变迁》中又通过分析达斡尔渔业词汇论述渔业文化的历史变迁。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首次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系统描述了一个汉族村落的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人名和咒语，阐释了这些语词称谓与村落民俗文化的关系。刘兴均的《壮语通用词汇中的动物名词音义关系考察》一文，通过对《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一书中的动物名词音义关系的考察，总结出壮语通用词汇中的动物名词大多数都是有音义联系的。并且壮族在对汉语早期词汇的借用过程中显示出民族的从容机智。

3.民族语义分析

在语言人类学中，民族语义分析又称为成分分析或结构语义分析，旨在通过义素分析来研究民族分类法。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周庆生的《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1990），戴庆厦、曲木·铁喜的《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1992），斯钦朝克图的《蒙古语五中牲畜名称语义分析》（1994），纳日碧力戈的《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特点》（2000）。周庆生的《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运用结构语义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傣族亲属称谓的语义成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戴庆厦、曲木·铁喜在《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采取动物名词的语义系统的组合方式来分析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了动物名词的语义特征同彝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斯钦朝克图的《蒙古语五中牲畜名称语义分析》对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作了语义分析。通过大量的义素分析，得出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的五个特点。纳日碧力戈的《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特点》从结构主义视角，描述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

三　人类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及现实意义

当代语言学要不断发展，除了要延续原有的学术传统之外，更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确保学科不断地发展下去。在新时期，人类语言学除了要继续研究民族、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其当代的任务，文平在他的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语言人类学的当代任务。

人类语言学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挽救濒临消亡的语言”。语言同大自然一样，也会经历生存、发展与消亡。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一般来说，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并有大量人口的民族语言，其生命力相对会长久，反之，就有濒临消亡的危险。保存一种语言就是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虽然当代人类语言学家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已有别于过去，但是继续挽救那些濒临消亡的语言，为它们创制文字，或赶在它们消亡之前记录它们的语音，仍是一项紧迫的工作，而且是一项永久性的工作。”^[69]二是“确定或创立民族共同语”。“为政府或有关权威机构确定或创立民族共同语提供咨询意见，是当代人类语言学家的又一任务。但这项任务难度很大，因为它可能对一个使用多钟语言的国家的各个部分产生不公正的影响，因此必须慎之又慎。”^[70]三是“开展扫盲运动，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扫盲是关系到许多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与消除贫困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同等重要。人类语言学家在扫盲这一历史使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尤为重要。他们将与教育工作者和语言规划者一起，既作为扫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具体指导者和直接实施者，又作为有关决策部门的参谋和顾问，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71]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学科基础还是相对薄弱的。因此加强人类语言学在我国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人类语言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的人类语言学相对于其他国内传统学科而言，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创新；而中国的人类学相对于国外的人类而言，则显示出了一种滞后的状况。因此，“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72]其次，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对语言的热爱有助于民族的团结，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为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