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地理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外地理语言学研究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复杂多样，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之一，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汉语方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方言面临着濒临消亡的危险。抢救、保护方言就是在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如何有效地抢救、保护这些濒临消失的方言成为了我国语言学家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　国内地理语言学研究概况

（一）汉语方言的研究

我国古代从西汉时期便开始了对方言的研究。扬雄的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也是全世界最早研究方言的一本书。全书共分为13篇，材料来源既有直接的调查，也借助古代典籍。

对汉语方言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的最早的人是瑞典的高本汉。他在综合比较了33种汉语方言的基础上阐明，现代汉语的方言都可以溯源到《切韵》所代表的语言上去。他最早的研究著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贺登崧在《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地理语言学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只有林语堂和刘半农作过一些简单的介绍，例如林语堂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刘半农的《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1933）。1934年，刘半农本人率先对华北方言进行了调查。后来赵元任在历史语言所的支持下，编制了一份调查表，并发表了两部调查报告《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钟祥方言记》（1939）。罗常培也发表了一部调查报告《临川音系》（1940）。但是刘半农和赵元任的研究和高本汉早期研究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研究都只是局限于记录书面文字的方言音。岑麒祥的《方言调查方法概论》（1936）对活的方言实际情况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他发表了一个华南方言调查的详细计划。

詹伯慧对近20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述评。他将现代汉语研究的70多年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奠基期、普查期和飞跃期，1979年至1999年这20年属于飞越期。70多年的研究历史可以分成两大阶段：前30年和后40年。前30年从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具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学者从汉语实际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语言材料，出版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使人们对现代汉语方言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4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包括普查期和飞跃期两个时期。普查期是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时间比较短，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年文革时期，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后，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了全面复兴的时期，称为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期。

（二）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绘制

方言地图就是“把方言的地理分布特点表现在地图上，或者说把方言地理调查的结果用地图的形式公布出来，使方言的地理分布现象更直观更明确，同时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方言地理，也便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常见的汉语方言地图有四种：方言特征图、方言同言线图、方言分类图、方言区划图。还有一种地点方言接近率图。”^[8]方言特征图的特点是比较容易表现规律性不强的方言地理分布现象，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同言线图是指每一条同言线分为两边，两边的方言特点是不同的，而在同言线的同一侧则特点是相同的。方言分类地图是“在地图上把种类不同的地点方言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这种地图宜于表现方言种类复杂地区的方言分布。它的前提是对各地点方言已经做过调查，并且归属也已有结论。”^[9]方言分区图是“对不同地点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和区域划分的结果。方言分区力图按某一个原则或标准，把性质、特点相同或相近的地点方言划归同一区域。实际上一个方言区划的中心地带或核心地带是非常明确的，但边缘地区往往是模糊的。所以方言分区图的重点是如何画出合理的不同方言的分界线。”^[10]地点方言接近率就是指“把一个地区之内任何相邻的地点方言之间的接近率，用数字直接标记在图上，检查图上的表示接近率的数字，可以比较任意两个相邻的地点方言的接近率，而且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内哪些地带的方言互相较接近。”^[11]我国汉语方言地图绘制起步较日本等国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了大量地图，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1.早期的汉语方言地图

在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一幅“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此后早期的汉语方言地图还有1939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里的一幅“语言区域图”，李方桂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36-1937）、赵元任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43）里的一幅语言和方言简图，还有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关中方音调查报告》所附的方言地图。

2.早期的汉语方言特征图

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调查两广（1928-1929）、陕南（1933）、皖南（1934）、江西（1935）、湖南（1935）、湖北（1936）、云南（1940）、四川（1940）等地方言的基础上画成的。其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有影响的包括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的地图，共66幅，1938年成书，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贺登崧于1941年至1943年、1948年期间调查大同、宣化等地的汉语方言基础上，发表了多篇附有方言地图的论文，例如，《中国地理语言学之一》（1943）、《中国地理语言学之》（1945），各附有四幅地图；《大同市东南部方言中地域性语音变化举例》（1946），附有两幅大同方言地图。因此，若从发表时间来说，贺登崧的方言地图比《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更早。

50年代以后，与之相关的一批成果相继出现，主要有：白涤洲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共23幅地图，由中国科学院于1954年出版；贺登崧的《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包括10幅地图，刊登在195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昌黎方言志》，包括12幅地图、193个地点，由科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发行；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的《四川方言音系》，共18幅地图，刊登在1960年第3期《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上；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共43幅地图，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60出版；潘茂鼎等的《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共21幅地图，刊登在1963年第6期的《中国语文》上；杨时逢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共65幅地图，中研院史语所于1969年出版；《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共53幅地图，中研院史语所于1974出版；《四川方言调查报告》，47幅地图，中研院史语所1984出版发行。

3.近期的汉语方言特征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许多方言论著都附有方言地图，较重要的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共有42幅地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包括50幅地图，33个地点，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发行；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共有50幅地图，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殷焕先主编的《山东省志·方言志》，共有25幅地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括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于1994出版发行；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是第一次以大方言区（北方话）为单位编制的地图，包括63幅地图，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发行；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共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共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发行；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共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研究》，共24幅地图，限于语音，齐鲁书社于2001出版发行。

4.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是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其中包括51幅地图，263个地点，范围只限于苏州市区和吴县。1981年由日本龙溪书社出版，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从成书时间来说，王辅世的《宣化方言地图》是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其中包括15个项目、34幅地图、64个地点，主要篇幅是讨论而不是地图，范围只限于宣化，1950年完成，由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于1994年出版。岩田礼等人的《汉语方言地图（稿）》（1992）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其中包括18个项目、24幅地图、大约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平田昌司等的《汉语方言地图集》（1995），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集（1999），包括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是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画成，一条一幅或数幅地图，1999年在日本以“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出版。

5.汉语方言分区分布地图集

《中国语言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于1988年出版，分为中英两个版本。这是第一部专门的、大规模的中国语言和汉语方言（包括海外的）分区分布地图集。^[12]

二　国外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概况

19世纪7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温克尔为证实“语音规律无例外”进行了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画成六幅方言地图。

青年语法学派的吉耶龙继承其老师舒哈特反对音变规律学说的思想，对法语方言进行调查，最后编制了《法语语言地图集》，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观点。

1926年，芮德编辑出版了《德国语言地图集》六册。1928年起，雅伯尔格、俅德编制出版《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其他还有《加泰隆语·罗马尼亚和佛兰芒语地图》、《新英格兰语言地图》、《法国新语言地图》等。在日本，1905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发表《音韵分布图》29幅，1906年发表《口语法分布图》37幅。1930年，柳田国男发表著名的《蜗牛考》。1966年至1974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日本言语地图》六卷（1981年至1985年重印），包括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1989至1999年，国立国语研究所编制出版《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第五六卷尚未出版），包括807个地点，267个项目，发音人均为1926年以前出生的男性老年人。

三　主要研究成果

（一）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李蓝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中的汉语方言问题》（2001）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入手，探讨汉语方言的问题。她认为汉语方言调查问题是调查语言文字中棘手的问题，她在文中介绍了这次调查工作使用的汉语方言操作平台、如何确定方言代码与抽样域、区分方言与普通话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方式、如何利用“汉语方言代码速查表”来区分汉语方言等问题。^[13]此外，王福堂的《平话、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2001），伍巍的《论桂南平话的粤语系属》（2001），陈章太、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2002），詹伯慧的《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2004），曹志耘的《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2011）等都讨论了方言的分区问题。

潘玉君、骆小所的《语言研究的地理学范式——中国云南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构想》对云南语言进行了地理学研究，不仅从人地关系研究语言地理，而且从历史过程和区域联系研究语言地理。作者通过对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研究，认为“语言不仅受历史过程和人地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区域联系的影响；语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新的）范式之一是遵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科学研究维度、价值研究维度和伦理研究维度去研究语言地理；语言（地理）学家有责任和能力系统地研究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的基本图式和一般规律进而为中国云南语言区划和语言管理方略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14]

还有些研究是对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分的方言区进行调整和补充，包括张志敏的《北京官话》（2008），张树铮的《胶辽官话的分区》（2007）等。

（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用地理语言学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在国内学界应用的较少。日本语言学家岩田礼的《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对“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的探讨对这方面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以“祖父”、“外祖父”这两个亲属称谓为例，探讨了这两个词的历史演变，同时论述了方言扩散与文化因素的关系以及亲属称谓的系统等问题，显示了地理语言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15]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对湖南衡阳市的衡山县和南岳区这两个不同方言区的的354个村进行高密度的空间调查和研究，画成90幅方言地图，研究不同方言的分布、分界、过渡、相互接触以及它们跟周围方言的关系、它们在湘语中的地位等。^[16]王文胜的《“蜘蛛”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05）考察了“蜘蛛”一词在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分布状况，通过语言地图静态的横向地理比较，展示“蜘蛛”一词动态的纵向历史演变过程，并分析其地理和历史的变化原因。^[17]他还在其他方面对吴语方言进行了研究，包括《吴语处衢方言若干特征词的地理分析》（2004），《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2007），《从地理语言学看处州方言本字考》（2009），《吴语处州方言特殊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2010）等。

（三）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徐越的《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浙北杭嘉湖方言》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浙北杭嘉湖方言的语音特点，探讨了方言与行政地理、自然地理、人口迁徙和交通等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杭嘉湖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与行政地理、自然地理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18]李智君的《语言走廊：河陇近代语言地理研究》从历史地理演化对河陇近代语言进行了研究，指出其显著的“走廊特征”的原因。^[19]此外，张维佳的《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2002），陈忠敏的《吴语及邻近方言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金陵切韵”鱼韵的音值》（2003）等文章也都是探讨方言历史层次问题的。

（四）综合研究

詹伯慧的《＜方言＞二十年述评》对近20年的《方言》杂志做了的述评。他在文中指出，《方言》的创办是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方言二十年来所创下的业绩，无论在方言理论、研究方法上的指引也好，在方言特征、方言语料的提供也好，方言工作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养料。二十年来，《方言》随时出现在我们的案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支持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20]随后他又把《方言》20年所刊文章进行了分类统计，然后对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

随后，詹伯慧的《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又对2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作了评述。这篇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1）方言研究70多年的历史分为奠基期、普查期和飞跃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20年为飞跃期；（2）学术机构和团体的建立，《方言》杂志的创办，学术会议的频繁举行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四个方面论述近40年汉语方言研究快速发展的情况；（3）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对2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内涵、特点和走势进行论述；（4）方言的研究发展提出看法。^[21]

曹志耘在《老树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一文中，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指出中国因其特殊的语言、方言和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生态，是当今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宝地，在中国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将能对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作出独特的贡献。加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22]

李慕寒的《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及其研究意义》探讨了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及其研究意义。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汉语分布图的分析，探讨方言形成的地理机制，以进一步促进对文化地理学的深入研究。^[23]李如龙的《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的经验值得总结》^[24]对20世纪的汉语方言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继承传统小学的宝贵遗产和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经验；以实际口语为研究对象，注重田野调查，积累大量语料；如实地把方言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把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注重古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比较研究；从语言本体的研究扩展到语言外部的研究；重视社会应用。游汝杰的《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对2000年至2004年的汉语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对后五年的汉语方言学的发展的预测。^[25]

陈章太、詹伯慧、伍巍的《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对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对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绘制工作非常急切，同时，还应当绘制汉语各大方言地图集和汉语方言历史图集。^[26]甘于恩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理论价值及相关问题》讨论了《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理论价值及相关问题。文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粤语地图绘制的简要回顾；（2）开展本地图集研究的主要思路；（3）项目前期遇及的理论难题；（4）试验图“人称代词单复数表现形式特征图”的绘制及其原则。随后与曾建生合写的《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之若干思考》（2010），检视了广东地理语言学20年来发展的不足，提出继续深入开展对其研究的一系列任务。^[27]

蔡华祥、万久富的《略谈南通方言研究概况》介绍了南通方言研究的大致情况和重要成果，强调了利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南通方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28]其他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还有顾黔的《江苏通州方言的过渡特征研究》（2006）、《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2006），甘于恩、曾建生的《广东地理语言学研究之若干思考》（2010），甘于恩的《台湾地理语言学研究之我见》（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