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人类语言学研究

第三节　国外人类语言学研究

自人类语言学创始至今，国外的人类语言学研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为了方便从事人类语言学的工作者交流学术，国外还创办了专门用于发表人类语言学成果的杂志，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20世纪上半叶前的发展

18世纪末的德国学者赫尔德和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74]海德尔认为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也就是民族的精神，二者是同一的。洪堡特继承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75]“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76]

人类语言学是在美国建立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Mor⁃gan）于1871年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以及种族起源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到了20世纪，一些学者开始收集和发表有关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的资料。对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鲍阿斯是美国人类学领域中重要的领军人物，他在1911年编辑出版的《美国印第安语言手册》中所写的序言成为了现代人类语言学的第一里程碑。后来在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带领下，又有一批学者致力于美洲印第安语言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

鲍阿斯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理想的语言形式，人类语言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他发表的《美洲印第安人语言手册》以及后来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等著作把语言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证明了种族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与语言形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只有结构上的差别，而没有“发达”和“原始”之分，这些研究成果客观上成了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作品。鲍阿斯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把语言学看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故而没有把语言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萨丕尔同鲍阿斯一样，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他很重视语言同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77]后来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学说，二人的理论形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叫“语言相关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语言决定思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是不同，是与他们的语言背景有关系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以后，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他们对语言人类学把语言和文化一起进行考察研究的传统却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人类语言学虽然发端于20世纪的美国，但是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维柯（Vico）首次依据‘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提出的符号学——文化语言学思想，这一思想开创了把语言作为文化核心和构成因素来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人文主义传统。”^[78]申小龙认为维柯是人类语言文化视界的开启者，“维柯以他对语言的文化视界的非凡的洞察力，通过语言学对人类的历史文化研究进行了统一的重组与再构，使其凝聚为一门展示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的新科学。维柯第的符号学——文化语言学思想开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先河，对后世的文化语言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当代各种学术流派的泛语言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79]

布龙菲尔德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受鲍阿斯的影响也很大。他认为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他和萨丕尔一起继承了人类语言学的描写语言方法，“为建立印欧语比较方法的有效性标准做出了贡献，这样的标准是对无文字语言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除了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努力外，美国人类语言学的发展与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关系。外国传教士为了宣传教义，需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很重视学习宣传对象的语言。‘暑期语言讲习所’（SIL，又译‘夏季语言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创立的。在半个多世纪中，讲习所逐渐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组织调查了数百种语言，并为其中许多语言创制了文字；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家纷纷走出校园，奔向各个原住民聚居地去记录那些濒于消亡的语言，促进了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在二战期间，人类语言学家甚至与紧迫的现实结合起来，美军要统治太平洋诸岛屿，因此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于是请语言学家来帮助培训他们。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对当地土著语和文化的研究。”^[80]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变革，这场革命称为“乔姆斯基革命”所提出的转换生成理论使得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特点。“在这种包含了新内容的语言学中，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采取的新的形式，在理论和概念上均具有影响力。语言模型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模型，被广泛采用，这种情况在结构主义的认知人类学领域尤为突出。”^[81]

英国和法国的人类语言学研究与现代美国的人类语言学研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Taylor）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就已经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的前辈拉塔姆也是把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之一。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关注语言问题的学者。他主张建立一种人类文化语言学理论，这种理论旨在引导人们在原住民中开展语言调查和研究，并把这种调研与人种志研究结合起来，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82]他在《文化论》中，指出了“语言知识的成熟就等于他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83]

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伦敦学派的代表人弗斯把语言看成是“社会过程”，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弗斯认为“研究语言的目的是把语言的意义的成分分析出来，以便建立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人类经历的形式决定着语言意义的形式。研究语言的方法是，首先决定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说明它们在各个层次上的关系以及相互关系，最后指出这些成分与所在环境中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弗斯试图把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由于人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持者，语言是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语言学可以帮组人们了解人的社会本质。”^[84]

在法国，人类语言学的发展与梅耶（Meillet）、迪尔凯(Durkheim)、莫斯(Mauss)等人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个人的研究领域虽然有的侧重语言学、有的侧重社会学、有的更关注人类学，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语言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梅耶认为，语言是社会行为，是“社会事实”，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语言。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建立了结构主义理论，受布拉格学派雅各布逊影响，他认为可以把音位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中，在他的《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从此，便开始了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新阶段。

二　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发展

（一）语言考证与田野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种主要的分界在人类语言学中发展起来。一方面是继续沿着传统人类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关系，例如，耶鲁、芝加哥、印第安纳、洛杉矶、德克萨斯等大学是坚持原始美洲印第安语言传统研究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学界又出现了大量的语法集，词典等，最有名的是《加州大学语言学系列出版物》和内布拉斯卡加大学出版的《北美印第安人类学研究》。坚持传统人类学考证方法的有时被称为“鲍阿斯传统”。这种传统在许多国家都很盛行，例如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国。其中在澳大利亚，迪克森(Dixon)和他的学生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经过艰苦的田野调查和语言考证完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语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迪克森和爱肯瓦尔德(Aikenvald)还把他们的工作扩大到了对低地南美语言的研究中。还有像杰弗里·希斯(Jeffer Heath)、肯·霍尔(Ken Hale)以及现已在澳大利亚定居的阿兰·拉姆西(Alan Rumsey)、弗朗西斯卡·莫兰(FrancescaMerlan)等美国语言学者都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实地调查研究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如今被称作“濒危语言”的语言进行新考证的热潮。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0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有必要把目光从原来单一的只关心像印欧语言中语言普遍性这样的问题，转移到对包含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全部领域的研究上来,而这只有通过对世界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没有考证过的语言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同时语言学者也意识到没有考证的语言正在以令人警觉的比率消失,而被英语和其他一些主要语言所取代。颇具讽刺的一点是，人类学第一次发展到让语言学和文化考证在其研究中处于优先位置是在19世纪末，而语言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消失也同样出现在这个时期。但在20世纪,感受到这种语言考证紧迫感的，很大程度上只有人类学家，并且常常只是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像世界生态多样性消失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成为主要科学和环境问题一样，如今，一个多世纪后,相当一批人开始感受到语言消失是棘手的科学和社会问题。^[85]

在美国，主要是由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人文捐赠资金来支持传统人类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文化和历史。但国家人文捐赠资金主要关注“高级”文化的研究。后来，在2005年，两大机构通过合作建立了长达五年的尝试性举措，可以更充分、更方便地提供资金来支持考证和研究濒危的美洲印第安语。除了国家的资金支持进行工作外，还有一部分考察工作是通过个人的资金支持来完成的。相对美国而言，欧洲对濒危语言考证的资助相对还是较少的。

（二）现有的教科书

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杜郎蒂（Duranti）的《语言人类学》是剑桥语言学教科书系列的一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作者立足于20世纪早期的‘挽救人类学’,即考证研究中人类语言学的早期历史,坚信萨丕尔鼓励他的学生所说的:‘进入语言学而不是人类学研究……而他们最终称自己为‘人类语言学者’……他们认为自己主要是搞语言学的。’杜郎蒂后来把现代人类语言学描述成20世纪60年代两个新的研究日程,即信递民族志和城市社会语言学发展的结果。对这位作者来讲,语言人类学是言语行为的民族志,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事业。”^[86]

另外一本最近发表也是涵盖量更大的教科书是威廉·福莱(William Foley)著的《人类语言学入门》（1997）。“杜郎蒂和福莱关于人类语言学的定义大同小异，只是前者更强调文化的角度，后者等强调社会的角度。”^[87]在教材中，作者立足于文化的研究角度来探讨人类语言学。其中涉及大量的人类语言学的论题，例如语言的进化、语言的普遍性、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亲属称谓和颜色词。

1998年出版的由沙乌尔（Shaul）和费比（Furbee）合著的《语言与文化》，与罗常培的书名称相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也比较相似。这本书的要旨是“讨论语言相对论对语言共性论，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贯穿全书的主题是意义、语境、解释、独特性与共性。”^[88]

（四）现代学术杂志

1.从广义上讲,在美国有关人类语言学的学术杂志主要有五种。其中三种是严格按我们的学科要求而选择文章的。由弗朗兹·鲍斯创立的《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始终如一地发表描述美国印第安语言及与其历史有关的文章,保持一种独有的语言出版物形式。另外两种学术杂志——《文化和社会的语言》(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和较新的《语言人类学杂志》(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美国人类学学会语言人类学分部的官方出版物)专门发表文化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提交论文的数量不多,《语言人类学杂志》已从原来的季刊变为半年刊,而其他杂志仍旧保持为季刊。

2.与这些杂志相对的是《人类语言学》杂志。这本杂志是在1959年为顺应不断有语言实地考察文章发表的大趋势而创办的,之后又及时地扩大了其内容范围,任何隶属于跨越语言和文化学这个宽泛题目下以实际数据为指导的论文都可以在该杂志上发表。^[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