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

与西方的神经语言学相比，我国神经语言学无论从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还是对其相关内容系统的研究，起步都比较晚，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研究语言神经机制的萌芽。在我国，最早进行语言神经机制研究的是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这与国外的研究情况类似，都不是学科的专门人才。临床神经科学家主要进行失语症研究，关心语言障碍和大脑内部反应区之间的对应关系，探求失语症患者的发病症状，是以诊断和治疗患者为目的的；而心理学家则是探讨语言加工活动的心理机制问题，研究内容大多数是对中文的认知识别机制进行细致的考察。总的说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自身的领域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些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并不是真正地想要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主要借助于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神经心理测查以及经典的心理学行为实验进行研究，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神经心理测查虽然是临床实验中比较有效的方法，但还是不能实时动态地考察正常人语言的大脑神经机制；行为学实验则无法触及大脑内部的深层神经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开始正式关注神经语言学研究，但即便如此，研究的成果也仅限于极少一部分语言学工作者对国外的神经语言学著作进行的译介，语言学界还没有开展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开始在语言学界展开，语言学家运用当代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背景来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问题，研究内容涉及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语言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手段也开始多元化，不仅仅包括了对失语症进行临床神经心理测查，我国还引进了以正常被视为研究对象的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学等无创性应用技术。

我国的神经语言学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划分界线，大致经历了前神经语言学研究（非正规）和神经语言学研究两个阶段。在前神经语言学研究阶段，主要是医学界或心理学界在关注，前者重点是在语言障碍（失语症）的诊治，后者是在对语言的心理表征加工活动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虽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相关，但目标不完全是为了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还不是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这时的语言学界也只是对神经语言学进行了一些介绍性的工作，并没有自己的科学的观点论述。因此，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在国内尚未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正式形成并发展，一批学者公开发表了中文大脑词库和汉语句法神经机制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目的重点在于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并且开始了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这其中杨亦鸣、曹明联合发表的论文《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1997），是一篇对我国神经语言学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著。同一时期我国开始招收培养神经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1世纪伊始我国开始招收培养神经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并建立了一批神经语言学的人才培养基地，同时很多高校也有了自己研究神经语言学的学科队伍，这成为神经语言学形成的标志之一。除此之外，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把当代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脑科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开始以汉语自身为研究语料，探讨语言的脑神经机制问题。

一　前神经语言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尚未开展对神经语言学的专项研究，但已有一些能够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学者注意到这一新兴学科在国外的蓬勃发展，这些学者逐步进行了相关文献的译介工作。此时的神经科学界主要是神经科临床大夫对失语症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界对中文的字、词进行的认识加工研究，将他们研究的角度指向了语言加工的脑神经机制。虽然前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仍不属于真正的神经语言学范畴，但却开创了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先河，吸引了一些学者深入研究的兴趣。

（一）神经学界的汉语失语症研究

我国的神经语言学和国外的神经语言学一样，最开始是以失语症的患者的临床症状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失语症研究中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汉语失语症的探讨促进了我国神经语言学萌芽的产生。王新德等人在1959年、1981年和1985年先后报道了单纯失读症、单纯失写症和汉字镜像书写三种情况的研究结果，主要描述了这几种失语症状所引发的语言障碍。^[4]1990年至今，在学术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失语症研究的文章，论文中提及的语言障碍大部分集中在失读症和失写症，研究的重点放在探讨失读症或失写症的大脑内部各区域定位及其产生的机理等诸多方面。

林谷辉等认为大脑顶枕叶及胼胝体后部受损会导致纯失读症，^[5]但陈海波发现阅读障碍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左颞下回后部发生病变，这就产生了学术观点之间的矛盾。王新德等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左颞下回后部及其周围区域有视词记忆功能，针对表意的汉字更能说明问题。^[6]胡超群则认为失读症患者无法正常阅读是因为脑组织内部出现问题，^[7]使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所致。国外学者曾提出左额中回后部为书写中枢，也有一些学者同意这种存在书写中枢的观点，但高素荣等的研究结果并不认为大脑内部存在书写中枢。高素荣从汉字形、音、义角度对失写症的发病机理进行分析，她认为存在字词错写的情况并非与脑中提取的字和所表达的字有重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患者在回忆字形时在形、音、义等方面发生了偏离。^[8]

我国的学者研制出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同样是汉语失语症研究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这些量表有利于神经学家诊断、评估和康复失语患者的语言能力。到目前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全面的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是高素荣等人根据美国波士顿失语症检查法而制定的，适合对汉语失语症进行研究的“汉语失语检查法”。梁丹丹认为高素荣的测查量表“既考虑了汉语的特点，又反映出汉语失语症的基本内容”，^[9]张强则认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10]除了高素荣的“汉语失语检查法”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制定了专门的量表，例如刘晓加等制定了用于测查汉语失写症的量表，^[11]丘卫红等还编成适合粤语方言特点的失语检查表。^[12]这些工作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这些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主要都是建立在对国外量表的引进和修改上，虽然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还不能深入到汉语语言学体系的各个部门，也未能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特点作为评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失语患者进行全面有效的语言能力测查。

总的来看，汉语失语症研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而是通过描述失语症患者语言障碍的临床表现，确定失语的病灶部位和发病机理，最终为诊断、评估和康复各种失语症服务，但其研究工作还是间接探讨了语言与脑神经机制之间的关系，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语言障碍和脑区损伤之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这对于明确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和神经加工机制具有积极作用。

（二）语言学界的译介工作

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成熟发展时期，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使得国内的一些语言学研究者和对语言神经机制感兴趣的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这门学科，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译介工作。

1980年李家荣、李运兴整理发表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斯考威尔（Scovel）教授在“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所作的关于“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最近趋势”的报告，1984年赵吉生翻译发表了加拿大学者卡普兰所编写的《神经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前景》（Prospects for Neurolinguistic Theory）一文，对神经语言学作了一些介绍。1987年，赵吉生、卫志强将前苏联著名的神经语言学家鲁利亚（АлександрРомановичЛурия）所著的《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根据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和聚合理论框架进行神经语言学研究，对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此书中译本定名为《神经语言学》，成为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真正的神经语言学著作。这本著作的出版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梁丹丹认为这本书对神经语言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良好作用。^[13]卫志强考察了神经语言学已经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尝试阐述了神经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并且已经意识到“语言科学中目前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其最终的解决将有赖于神经语言学的深入发展”，^[14]毛子欣初步介绍了神经语言学起源和研究现状。^[15]王德春等在1997年出版了《神经语言学》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神经语言学的著作。

以上所述的译介工作对于神经语言学在中国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译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工作者才开始关注并参与到神经语言学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二　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现状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宗旨是探讨语言与大脑的关系，进而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当雅克布逊和鲁利亚等语言学家与神经科学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开始建立之后，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才有了语言学的目的。之后，跨学科的神经语言学开始萌芽，而后在生成语法等当代先进的语言理论的推动下，神经语言学得以最终形成并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神经语言学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参与到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去时，才促使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形成和发展。

（一）语音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高素荣等对失语症患者的测查研究，^[16]邓园等对汉字、复合词的研究表明，^[17]语音加工主要涉及颞叶，并且顶枕区也会进行协调加工，构筑了从颞叶到顶枕的语音加工的工作网络。

我国对语音神经机制的探讨主要是通过失语症研究来进行的。柏晓利，熊汉忠等认为患者的语音障碍是由词典后加工环节损伤所致。^[18]高素荣发现经皮质感觉性失语并深部失语患者可以通过视觉加工激活词义系统，^[19]但是在字位——音位转换中存有缺陷，所以不能选择正确的语音。崔刚发现布洛卡失语症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最常出现的是语音替换错误，认为这是因为汉语声母加韵母的语音结构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即使是有语言障碍的人，也会努力去构成这一结构。此外，崔刚还发现汉语普通话中的四个声调都有可能受到大脑损伤的影响，但是失语症患者最大的声调障碍表现在上声上。^[20]

梁洁对汉语声调和语调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一例失语症患者和五位正常人的平叙句的对比分析，提出普通话的平叙句语调模式是趋降型，声调和语调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声调在上，语调在下，汉语的四声受语速、音域宽度、分布和语调的影响。^[21]在重音和韵律问题方面，郑波等主要探讨了句重音对指代歧义的解歧作用。^[22]杨玉芳分析了汉语中句法和语音的界面问题，发现了韵律独立于句法结构的一面。^[23]

（二）语法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1.词类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语法缺失患者对功能词、动词、句中的方位介词等词类的生成能力受损，他们认为这同失语法患者的语法表征受损有关。国外学者曾考察了语法缺失失语症患者生成量词的情况。结果发现，汉语失语症患者生成名量词时会出现明显的缺失或替代错误，但是布洛卡失语症患者往往选择一个中性量词去替代正确的形式，而韦尼克失语症患者的替代错误则没有规律，这表明韦尼克失语症患者对名量词的选择加工过程更加杂乱无章，由此他们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失语法症和语法倒错症之间的区别。

词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研究。目前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基本认为词的语法功能是词类划分的标准，但是国际神经科学界对名词和动词脑机制的许多实验研究认为，名词和动词在脑区中虽然是可分的，但分离的原因主要是语义特征不同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语言学界对词类划分的研究甚至整个语法体系的合理性都将遭到质疑。然而，这些实验主要是从语义角度设计的，不能触及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层面，因此结论并不全面。杨亦鸣、刘涛等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手段从语法角度设计实验对汉语名动分离的脑神经机制问题进行考察。^[24]他们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和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中都发现，在语法语境下汉语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脑神经机制。杨亦鸣等通过对失语症患者量词使用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汉语量词的下位分类问题，结果发现名量词和动量词在大脑左半球颞叶或连接额叶和颞叶的通路等脑区中有不同的神经生理机制。^[25]这表明，根据语法标准分出来的名量词和动量词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但依据其他标准在名量词和动量词内部划分出的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却没有发现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梁丹丹等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也发现，根据语法功能得到的名、动、形三类词各有其神经基础作支持。^[26]上述这些研究都证明词类划分的语法标准有其大脑神经基础，对于解决理论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2.句法研究

杨亦鸣等在国内最先以当代句法理论为背景进行了神经句法学研究。根据生成语法的早期理论，句法结构被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主动句是深层结构，而被动句是表层结构，是经过一定的转换规则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究竟这种句法结构间的转换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杨亦鸣等从大脑神经机制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的主动句式和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皮质下结构更多地参与了句法结构的储取加工，并认为主动句法结构与被动句法结构在大脑结构中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平行式储取机制。^[27]这一结论显然不支持被动句是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理论假设，对生成语法的重要框架基础提出了挑战，而事实上乔姆斯基本人在1993年就撰文提出过要取消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指出基于转换思想的理论是错误的。因此，杨亦鸣等的研究结论不仅具有较高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水平，而且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价值，并且体现出了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实验研究与理论假设互证的研究理念。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研究是“开创性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梁丹丹认为“对神经语言学在我国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8]林连通、顾士熙认为这“对我国大陆神经语言学学科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9]

与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的神经句法学研究还有周统权的结合配价语法理论探讨汉语动词配价的量效应和质效应。^[30]结果发现，汉语中同样存在量效应和质效应，只是表现方式和英语有别，该研究反映了语言的共性，具有语言类型学价值。封世文在生成语法理论的背景下，运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结合汉语实例探讨了汉语轻动词假设与其理论框架的合理性，结果证明汉语轻动词加工有其神经基础，主要集中在大脑左额叶的下、中、上回。^[31]杨亦鸣为了探讨动词限定性问题，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检验了汉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充当同一名词中心语的修饰语时的脑反应机制。实验结果显示，主要负责句法分析加工的左额叶中回只在动词充当修饰语时被激活，这表明动词充当修饰语需要复杂的句法操作，即动词需要改变其句法性质才能完成语法功能的转变。这一操作过程有其神经加工机制基础，只是没有在语音层面得到体现而已。这证明汉语动词具有抽象的限定性。

崔刚的失语症研究表明，^[32]汉语失语症患者所表现出的句法障碍与其他语言的失语症患者的句法障碍具有一致性，认为这种一致性证实了布鲁姆斯坦（Blumstein）的观点，即“尽管各种语言的表面结构各不相同，但是，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似乎是由同样的大脑皮层控制的”。王育新、何大艳等人先后的失语症研究均发现，^[33]失语症患者对复杂句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明显受损。此外句子理解加工过程中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是近来句法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实验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句法自主理论，即在汉语简单句理解过程中，句法分析是一个可以独立于语义的自主加工模型；另一种是交互作用理论，即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语义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始的句法分析判断和句法结构构建。^[34]这些研究对于揭示汉语句法加工的神经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汉语的特点考虑得还不周全，例如汉语是一种缺少形态标记的语言，那么在汉语中纯句法违反情况究竟怎样尚需仔细思考。

（三）词汇语义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高素荣在1993年对汉语韦尼克失语症患者的临床测查研究最早揭示出大脑左半球颞上回后部与语义加工密切相关。近年来大量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也证明语义加工会激活颞叶皮层，同时在额下回也有激活。语义加工激活颞叶和额下回的实验结果同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语义加工有其普遍的脑机制。然而，该方面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左侧额叶中部是汉语语义加工特异的激活脑区。这些研究认为，汉语表意文字语义加工的脑区与西方拼音文字语义加工的脑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熟语、隐喻的加工机制是语义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方面，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尤其对熟语、隐喻神经机制的探讨不够。张积家、石艳彩和马利军等人分别在不同时期使用行为学的方法考察了惯用语的加工过程。^[35]朱风云、张辉则对各种熟语语义加工模式进行了述评，指出熟语语义加工模式的不足和熟语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熟语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36]王小潞对汉语隐喻认知神经机制进行了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汉语隐喻认知有其大脑神经活动基础，大脑两半球对隐喻加工都起作用。^[37]这项研究在国内首次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汉语隐喻加工机制，有一定的意义。

武宁宁、舒华等对歧义加工进行了研究。^[38]实验发现，语境、重音对汉语歧义词的歧义消解起一定作用，歧义词歧义消解的优势半球是大脑左半球。而语境、句法结构使用的概率和动词论元结构的完整性、韵律以及语义关联性效应在汉语歧义句的理解加工中起作用。^[39]这些研究对影响歧义消解因素方面的探讨比较全面，但对歧义消解的加工过程考察不够，而且所使用的行为学方法对揭示歧义加工的大脑神经机制尚有欠缺。

（四）语用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人脑中是否存在语用模块或相应的神经机制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我国现阶段对于语用神经机制的研究极少，因此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从何入手去研究语用的神经机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杨亦鸣曾经从语用的角度将副词分为动态副词（例如，“也”“才”“只”）和静态副词（例如，“格外”“互相”）两类，运用神经心理学方法通过对失语症患者进行个案和组案测查，探讨了副词语用分类的神经机制。其前提假设是，如果在理论上对副词从语用上所做的分类得到了神经语言学方法的证明，那么就间接证明了人脑中存在专门掌管语用的神经心理机制。个案和组案的测查结果都显示，当左额叶损伤时会造成动态副词运用困难，而当左颞叶和顶叶损伤时会造成静态副词运用困难。因此，可以认为动态副词和静态副词在大脑中存在双重分离现象，副词的语用分类具有一定的心理现实性，并可进一步推论，人脑优势半球额叶的功能与前提、上下文等语用因素有关，人脑中存在掌管语用的神经机制。

（五）中文大脑词库研究

杨亦鸣和崔刚早期关于人类认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类关于词汇信息的存储、提取的研究即大脑词库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八位汉语布洛卡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材料，探讨了词汇在大脑词库中的贮存方式等问题，初步得到了中文大脑词库的一些特性，证实了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一些结论。

杨亦鸣等神经语言学者采用神经语言学的方法系统综合地研究了中文大脑词库中各下位库的存储和检索机制、形音义整合和汉字认读的神经机制以及语言单位储取的神经机制等问题，“从而将此前的对汉语的心理学的、感觉式的认知研究纳入和升华到神经科学的、实证的认识研究中来，推动了我国神经语言学学科的形成并开辟了神经语言学科的研究领域。”^[40]杨亦鸣等又对12例汉语失读症患者进行了临床测查研究，这些失语类型包括布洛卡失语、韦尼克失语、皮质运动性失语、传导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命名性失语、皮质下失语、完全性失语等，涉及了绝大部分失语种类和失读种类。测查结果指出，“中文大脑词库中同样存在着相互联系但又彼此独立的音、形、义下位库。形音性、形义性、形音义性失读反映了失读患者形、音、义码损伤的三种状况。”研究对中文大脑词库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否定了汉语和印欧语的词库存在着很大区别、汉语的形义结合牢固而形音结合脆弱这一片面结论，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客观地描绘了中文大脑词库中形音义的联系，正确地认识了汉语与印欧语差异的本质。杨亦鸣等进一步分析了中文大脑词库的语义、语音、形体表征的结构以及词库的存储和检索问题。根据对失语症患者的测查结果，认为大脑词库中语义场存储是词的重要存储方式，并列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种语义联系；语音结构中，声母、韵母或声调相同的词语联系比较密切；形体相近的词存储也比较接近。失读症患者的组词现象说明中文大脑词库中的一些词可能是以相对整体的方式存储的，词库的检索以扩散激活模式达到。杨亦鸣、张珊珊等用失语症患者和正常人分别做过失语症调查的实验和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探讨了大脑词库中语言单位的存取问题。失语症和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都表明：相对于字、语素和短语来说，词更应该是中文大脑词库内存取的基本语言单位；单纯词和合成词在中文大脑词库中可能都是直接存取的；而短语可能需要经过整合加工后再提取；非自由语素则可能以不稳定的后备信息的概念存储或附着在大脑词库中。

（六）语言习得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目前国内的语言习得研究主要包括儿童语言习得、双语及二语习得等方面。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正常儿童对词汇、语音、语义、句法、句式等的习得能力以及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言能力。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儿童语言的习得发展过程，但主要还是以行为学研究为主，大部分并不涉及直接的神经机制研究。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探讨了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者的神经基础，发现主要是由左半球额中回功能性损伤所致，表现为形——音转换受损和形——义转换受损，这和西方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不同。因此认为发展性阅读障碍并没有普遍的神经基础，而是受到不同文化的调控。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大脑神经基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创新性。

双语研究主要集中于双语的大脑表征和神经加工机制方面。叶彩燕认为双语习得者心智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但这两个系统间有充分机会相互影响。^[41]董奇等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发现，第二语言的语音皮层表征是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2]李利等发现前额叶在双语词汇通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43]蔡厚德则指出，两半球在相对熟练的中——英双语者的母语语义通达中都起作用，而第二语言的语义通达主要依赖于大脑右半球，跨语言条件则出现了半球间语义通达的合作优势效应。^[44]董燕萍、刘玉花探讨了双语者对两种语言的理解机制，指出生命性和词序是理解双语者两种语言的重要线索。^[45]蔡振光、董燕萍进一步指出，如果把生命性线索分解为纯生命性和论元特征满足度线索，不同的线索在双语者句子理解中便出现了不同的迁移模式。^[46]耿立波等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了双语者加工母语及第二语言句子时的脑机制，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句子加工时，内隐加工和外显加工呈现出互补的态势。常欣探讨了句子复杂性与语言熟练程度对中国大学生理解英语句子的影响，中国大学生英语的句子加工总体来看是语义驱动的，语义加工先于句法加工。

目前二语习得中词汇能力的习得是研究最多的问题，内容主要涉及第二语言词汇词义能力发展的路径、二语词汇的心理表征、二语词汇习得和词汇表征的关系、二语词汇习得中的形义映现途径。杨亦鸣等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研究了二语习得过程中词汇能力的神经心理现实性问题。该研究开拓了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新思路，之前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多是局限于行为学的层面，然而语言习得能力是具有一定神经基础的，行为学研究不能完全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因此该文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二语词汇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语习得的其他方面，例如语义、句法、语音、语用的习得研究目前还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充分关注。

三　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一个实验型学科的发展往往与它所依赖的技术方法革新密切相关，神经语言学尤其如此。我们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打开大脑这个“黑匣子”，认清语言功能在其中的运行机制，是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技术方法的出现必然导致旧的方法的消失，目前的事实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共同促进我们对脑的语言功能的开发。我国神经语言学短短的发展历程中，有多种研究方法发挥着作用。

（一）神经心理学方法

神经心理学方法是针对失语症患者进行心理实验，获得实验材料。这种方法从布洛卡开始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早期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到脑区和语言功能之间的联系，失语症患者的某个脑区受损，往往对应着一定的语言障碍。这种“天然”的损伤给我们带来的视角是其他方法无法复制的。由于典型的病例比较难找，以及新的技术手段的产生，神经心理学方法在我国当前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在国外学界，失语症甚至痴呆症患者的语言认知研究都占有相当比例。

（二）行为心理学方法

通过对正常人的行为心理学实验获得实验材料，通常以反应时、正确率等行为指标，采用任务分离法对心理活动进行分离。除了判断正误、图文匹配等实验外，眼动、阅读速度、双耳分听等也都属于此类。心理学界的研究者较多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我国神经语言学已经获得的成果中，使用行为心理学方法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行为心理学方法与神经心理学方法不同的是，行为心理学方法通常通过大样本量(增加被试人数、测试容量)使自己的结论更接近于一般规律，而神经心理学方法往往只需要一个典型的个案就可以得出结论，当然在有些神经心理学实验中样本量也同样重要。

（三）神经电生理学方法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生物学中的运用，产生了可用于研究人类脑功能的无损伤性研究技术和设备，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脑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通过记录刺激事件诱发的脑电变化研究大脑活动。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毫秒级的高时间分辨率，可以即时反映大脑活动。我国将事件相关电位（ERP）引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也只是近几年的事。目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湖南大学外语系等均拥有事件相关电位（ERP）工作站用于语言研究。由于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在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刚刚开始，所以成果并不丰富。随着技术的发展，事件相关电位（ERP）逐渐具备了设备较为简单、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尤其是国内正在推广中的便携式的脑电采集系统，可以在非实验室条件下，更为方便地对失语症患者进行研究。另外还开发了专门针对儿童特点的脑电采集系统。这些都扩大了神经电生理学方法的运用前景，为我们更为精确地研究大脑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四）神经影像学方法

神经影象学方法包括代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单光子发射断层显像（SPECT）、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为神经语言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事件相关电位（ERP）的高时间分辨率不同的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虽然时间分辨率较低，却有着毫米级的高空间分辨率。它通过磁共振信号的测定，来反映血氧饱和度和血流量，进而反映脑的能量的消耗，达到功能成像的目的。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引入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也相对较晚，成果较少。由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事件相关电位（ERP）在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上具有互补的特点，因此，同时记录被试脑活动的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信号，使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优势同时得到发挥，已成为目前人类心理活动脑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杨亦鸣在2002年就综合运用了两种技术，获得了更加完美的实验效果。而且在技术上实现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结合也会很快达成，国际上适合在强磁场条件下的脑电采集系统已经研制成功，从理论上已经可以实现针对同一被试、同一实验任务的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数据的同时采集。

四　国内神经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一）神经语言学应以语言本质和生物本质的探讨作为长久的研究目标

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出现了大量的汉语神经语言学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涉及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中文大脑词库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取得了一些成果，初步奠定了神经语言学的基本框架，为我国神经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次，汉语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质量有了很大进步，对国外神经语言学及相关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热点跟进较快，与国外研究的距离有所缩短。但是总的来看，我国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仍比较狭窄，各部门发展不均衡，研究深度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究其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受到学科背景的限制，语言学知识不足或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不精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理念和方法尚未更新，不能总体把握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杨亦鸣明确提出了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和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相互论证的研究方法，这种新思想和新方法已经从国际神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但是通常情况下，国内理论语言学界不十分关心神经语言学的方法和最新成果，而研究语言加工机制的人员又不十分了解理论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旨趣和新进展。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明确和坚守自己的目标。神经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首先应当在语言学的背景和框架下研究“语言”，符合语言学理论的目标追求，即研究语言的本质，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同时，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要发掘语言的神经机制和生物本质，因为当语言研究目的发展到要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时候，语言学就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认知科学的道路，必然要关注为语言系统及语言系统的使用提供物质基础的生理机制是什么，所以乔姆斯基才认为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因此，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只有掌握好语言学理论的前沿知识，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主体；而语言学研究者也必须要掌握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否则也实现不了这一研究目标。

（二）神经语言学应在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的同时开发新的研究范式

早期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心理测查，或者是通过对正常人的行为心理学实验来开展，往往难以实时动态地观测语言的神经加工机制。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无创伤性研究技术的引进，不但可以用于研究脑损伤患者，也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正常人的大脑语言功能。但是，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局限。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对语言的大脑加工过程进行实时观测，但空间分辨率不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不够精确；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则相反，空间分辨率较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精确，但是时间分辨率不高。因此，在神经语言学研究中，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择更适合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对各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充分利用不同技术的优势，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考察，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更全面、更可靠。此外，也要积极探索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的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新的技术方法的开发往往是一个学科革命的前提和促进因素。

与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相比，研究范式的开发与创新意义更加深刻。目前我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大量学习、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语言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缺乏原创意识，在研究的问题、实验手段、实验范式和实验指标等方面机械地模仿或照搬国外，而未能充分考虑汉语自身的实际特点，往往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例如，在名动分离的问题上，西方学者有的从语义上设计实验，得出名动分离是由语义因素造成的，有的从词的形态变化方面设计实验，得出名动分离是由形态变化造成的。一些汉语研究者未能深入分析汉语的特点，认为汉语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于是借鉴了国外从语义角度设计的实验方案，最后只能得出名动分离原因在于语义。事实上，汉语缺少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其语法特征不能通过形态体现出来，只能通过词的组合搭配关系表现出来。此外，还有一些更加具体但对实验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常模、指标和变量控制也应该根据汉语的情况加以校正，例如要适时开发和认定新的适合汉语研究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指标，实验设计变量控制要更加精细化，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理论目标。

（三）神经语言学应拓展基础和应用的研究领域及发展空间

从语言的构成来看，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从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语用、语篇和文字等层面展开，每个层面还可再细分，例如语音既可以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大脑如何从听觉信号中提取语音，大脑如何将语音和噪音分离开来），也可以从音位学的角度研究（大脑如何辨别有意义的语音和无意义的语音，语言的音位系统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和加工的），当然也可以将各个层面综合起来研究（例如，人脑中音和义如何结合成语素、构成词，如何储存和提取这些词，如何组织词语构成句子形成语篇等）。目前各层面的研究开展较多，但也存在不平衡现象；而整体研究开展较少，当然，这种整体研究难度也大，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进行。

从语言加工过程来看，不论是语言的理解还是生成都是由激活、抑制和反馈三个方面的合力来完成的，但目前来看研究成果较多的只有激活这一个方面，包括激活的部位、通道及时间，而实际上在加工过程中，大脑还要实时抑制冗余的激活信息，并且在语言活动中实时监控（反馈）言语过程以帮助和保证语言交际的成功。目前看来，相对于激活的研究，抑制和反馈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亟需加强。

从语言行为的主体来看，神经语言学最先关注的是失语症患者，其后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无创伤性研究技术的发明，使得正常人的大脑语言功能的研究成为可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类研究对象上。但是一些帕金森病患者的病灶不一定与脑部语言中枢相关，而其语言受损情况有时非常严重，所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加以扩展。此外，人们对语言习得和学习的神经机制关注较多，对语言能力退行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这些也应成为神经语言学关注的领域。

神经语言学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其研究成果可以对应用领域提供指导和服务。例如根据神经语言学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研制出符合语言学特点的失语症测查量表，从而可以指导各种类型的失语症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神经语言学在双语方面的研究，能够揭示双语加工和习得的脑机制，有助于提高第二语言习得的效能；神经语言学对语言与脑机制的研究成果还能为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研究提供大脑神经网络的生物学模型和相关参数等，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四）神经语言学应加强各相关学科间的合作和学科队伍的培养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决定了其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虽然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在最终研究目标上存在差异，但在探讨语言的脑神经机制这一方面互有重叠，且各有所长，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在语言材料的把握和理论分析上具有优势，心理学、神经科学、影像学、统计学背景的研究者在病例收集、实验设计、仪器操作、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相互之间若能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鉴，一定能在语言与脑的关系上做出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绩，因此相关学科间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神经语言学也应大力开展学科专门人才的培养，加强神经语言学学科队伍的建设和研究基地的建设。西方的神经语言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门学科受到了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从而使其在当代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由于神经语言学研究实施条件要求较高，经费投入较大，人才培养周期长，虽然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有的研究人员并不具备从事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素养，有的不具备基本的神经解剖学、影像学、统计学和失语症学的知识，有的则不具备基本的当代理论语言学知识，致使有的实验设计与研究目标不匹配，数据处理有误，没有问题意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国神经语言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在神经语言学学科队伍的建设上，我们一方面要注重跨学科培养，即培养通晓语言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团队建设，将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专长，共同促进神经语言学的发展。